高智商並不足夠

有人問﹐既然我說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那為什麼香港或中國對天才兒童或所謂資優兒童的培養反而不及許多不那麼重視天資的國家呢？但我只是說中國人重視自己的子女是否天生聰明﹐這不等於說他們對別人的資優子女也同樣關心。在中國人有家無國的自私心態下﹐人人各自為政﹐只為自己的家人鞠躬盡瘁﹐但不會用類似態度對待別的父母的子女。就如香港高官﹐包括教育部門的高官﹐個個都會想盡辦法給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教育﹐讓子女的英語講得比洋人更流利﹐但平民大眾的子女連英語的26個字母都唸不出來﹐那些高官卻絲毫不會心痛。

中國父母也許會擔心其他父母的子女若太聰明﹐會否令自己的子女吃虧呢？中國人社會由於一直崇尚互相撲噬、「適者生存」﹐國民之間多互相傾軌、互相拆台、互拉後腿。挪威人那種一方有事，八方呼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互愛﹐在中國人身上我真的找不到。沒有人比中國人喊團結喊得更多的了﹐但中國人卻是最不團結的人﹐因為一切徒具形式﹐相反﹐我沒有聽過極團結的挪威人要呼籲團結的。

學術界多次智商調查顯示﹐中國人（或兒童）的智商不低﹐通常居於前列﹐甚至有說中國人智商全球最高﹐總之﹐中國人的智商看來並不如中國人道德那樣﹐以低劣馳名於世。這些研究當然是有偏差的﹐一是中國人的逞能意識極高﹐講面子﹐自然會極度認真的對待這些智商測試；二是其他大部份國家的國民自我形象較健全﹐「被看扁情意結」不強﹐但中國人則由於頗有妄想被迫害狂而普遍渴求被人另眼相看﹐這也會加強受測試者的爭勝動機；三是中國人的資源﹐當中包括財富、知識到配偶或情婦數目﹐都是分配極端不均﹐受「挑中」的中國測試者可能在中國完全沒有代表性﹐就像中國運動員完全不能反映中國人的東亞病夫體質那樣。

要是把這些可能造成調查結果誤差的因素都計算在內﹐結論依然是中國人的智商頗高的話﹐那就恰好說明左右一國發展的不僅是人的智商﹐還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譬如國民的互愛互助互信精神、平等精神、靈性修養等等。以研究智商知名的Richard Lynn教授就發現﹐東亞人的智商全球最高﹐比歐洲人還高﹐但在現實世界裡﹐東亞社會的發展並不比歐洲優勝﹐獲譽為人間天堂的北歐國家的國民智商雖不低，也一向不屬於全球頂尖﹐那也許再次說明：國民有相當智商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足夠條件。

「太難實踐」的思想不是好東西

無數中國人每遇到有人批評中國﹐總喜歡說﹐你不了解中國﹐或者說這是因為真正的中國精神或國粹沒有被正確了解並落實所致。

這些例子極多﹐譬如﹐你說中國沒民主不自由嗎？中國人就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有提過自由民主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又如﹐你說中國兩千年來不斷破壞自然生態嗎？中國人又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提過環保精神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環保精神」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對於其他的議題﹐如說中國人殘忍、踐踏女性、沒有科學精神、重形式主義等等﹐中國人也是如法炮製﹐說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精神都不是這樣的﹐只是一般人未能了解那些中國精神的本貌﹐而即使明白了﹐也未必有付之實踐。

中國人甚至運用這種託詞﹐為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的暴政辯護﹐說中國共產黨本來的精神是好的﹐只是太多人講一講做一套﹐沒有將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實踐下去。

我們姑且不去爭論中國文化中是否真有這樣的美好內容。但我認為﹐任何思想﹐特別是用於國計民生、濟世為懷的思想﹐若太難被大眾明白的﹐或要花大量精力才能勉強考據出當中的微言大義，把看來是不通的道理生拉硬拽地說通的﹐這並不是好東西；若大眾明白這思想後也大多抗拒實踐﹐或易流於言行脫鉤的﹐這思想也有大問題。

更有人說﹐中國社會之所以變成禽獸不如﹐都是因為儒家思想被歪曲了。那麼﹐一種思想要是那樣容易被人「歪曲」的﹐這「容易被歪曲」，甚至是「容易被大多數人歪曲」就是極大缺點。

太難操作化的精神不值得賦予太多意義。

大量中國人行為上難以體現所謂真正的中國文化精神﹐或許多人（特別是外人）被指因不了解中國才批評中國﹐那中國精神那樣難以實踐﹐中國「真相」那樣難以理解﹐那不是好事情呀！但中國人卻可以把這樣的缺陷變成自豪的理由﹐說這是因為中國「博大精深」！中國人由於習慣了這種朦朦朧朧的「博大精深」思想﹐容易覺得好事物總是深不可測﹐不容易相信聽起來太平凡的道理。

「博大精深」有時只是「故弄玄虛」的委婉說法。

好的思想是容易明白﹐實踐的。好的思想也容許這種好思想本身被質疑並革新。好的思想不需要有大群辯護士逢人便說的解釋為甚麼這樣好的思想會被人陽奉陰違甚至唾棄。

真的是華洋有別嗎？

由於我是有資料狂的人﹐在互聯網興起前﹐對圖書館非常重視。早年在中文大學求學﹐那裡圖書館的藏書本已不多﹐更壞的﹐是這些數目不多的藏書還要分藏於大學本部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其他幾家書院各有一家的圖書館。就像一個窮鬼只有10元﹐卻再把這10元分別放到10個不同地方﹐那樣﹐錢已經極少了﹐要動用時更非常麻煩﹐唯一好處是多做一點運動（假如是走路的話）。而且﹐一些書是永遠借不到的﹐因為教員借書期限特長﹐達幾個月。但香港的大學教員薪酬全球最高﹐那他們不是應該多買書﹐讓學生多借書嗎？但大學領導卻把邏輯顛倒過來。

後來我在研究院時﹐可以使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我看到那裡的圖書不但多﹐而且新書購置得很快（記憶中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也是先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借到）﹐加上圖書都集中到一座大圖書館中﹐由此確認了自己一直以來對母校圖書館的批評：跟香港大學圖書館相比﹐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確不如人。從我在新界的住處去香港大學極不方便﹐但我也儘量常去。

由於看到母校圖書館服務跟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相差太遠﹐當時我去找中大圖書館館長陳情﹐希望他能認真改善服務﹐並建議他應摒除萬難﹐把各書院的藏書跟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集中放在同一個地方。

後來﹐似也不見中大圖書館服務有何改善﹐而我也離開中大了。

直到互聯網興起﹐香港各大專院校紛紛電子化﹐訂用大量網上學術資料庫﹐因而讓我有機會再看看我的母校是否依然故我的不長進。我於2003年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了一本書﹐叫《網上搜證寶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網上資料庫效能測試報告》﹐介紹當時的主要網上學術資料庫﹐並把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包括在內的全球26家重點大學所訂購的網上學術資料庫作一比較。我非常遺憾地發現﹐母校的網上學術資源同樣被香港大學遠遠拋離﹐但我相信這兩家大學的學生甚至老師都不知道他們之間有這一條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

《網上搜證寶典》一出版﹐我就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一職員來電郵問﹐哪裡可以買到這書﹐他說是因為圖書館第一時間把該書頭幾頁製成圖象電郵給所有圖書館職員﹐卻沒有交代哪裡可以買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之進取﹐令我驚嘆。相反﹐當時有售賣此書的中文大學書店則對我說﹐有大學圖書館的高層到他們書店大吵大鬧﹐說他們不該賣我這書﹐我估計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在書裡嚴辭批評了他們圖書館的服務。但該書大概由於內容過於敏感﹐得罪了城中權貴﹐各方在權貴警告下馬上停售﹐拙作就此長埋於天地。

圖書館是大學的靈魂。對於中大圖書館服務遠遜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服務這事﹐我一直耿耿於懷。原因何在呢？我知道香港大學的洋人較中文大學多﹐而當時港大圖書館館長也是洋人﹐而中大圖書館館長當時是華人﹐不知道這是否就如華人特首竟不如洋人港督那樣﹐真的是華洋有別呢？

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過去我在香港38年的生活和對中國的觀察﹐讓我對中國人的人生非常失望﹐因此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子女。絕不是討厭孩子﹐而是自問毫無把握可以在香港給孩子帶來幸福。一想到一個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受苦﹐被欺壓﹐被奴役﹐被蹧蹋﹐被淩辱﹐要像我這樣過著半賤民和半奴隸的生活﹐也就是說﹐要像絕大部分中國奴那樣過生活﹐或看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生命一天要跟大隊﹐要踩著他人的屍首以求存或向上爬﹐那種恐怖﹐把我對延續生命的人類原始本能完全殲滅。由於怕伴侶懷孕﹐我曾多次冷汗直流。

所以﹐過去幾年每當聽到那日薪逾一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不斷呼籲月薪大都不足一萬港元的香港人起碼要生3個孩子﹐加上他自己卻毫不盡力為父母生孩子製造最起碼的人性條件﹐我覺得曾蔭權真是卑劣至極的人。早前我刊出的〈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一文﹐也得到大批香港網友擊節認同。

此外﹐要是我有子女﹐也會令我因為顧及子女的生活費﹐怕失去工作﹐而不敢隨便「得罪小人」﹐批評那殘害我和其他無數人類的中國。

現在回顧那時的決定﹐我依然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極負責任的﹐但我犧牲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太太﹐那令我萬分抱歉。雖然我太太完全明白我的恐懼﹐她知道我也只是被這文化殘害才如此。

我現在較清楚看到﹐我是中國病態文化的產物﹐ 對人生非常灰暗﹐連延續生命的慾望也被扭曲﹐而她卻是對人生非常正面﹐對延續生命毫不猶豫的典型挪威人。我選擇她﹐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他的樂觀可以中和一下我的悲觀﹐並希望她能以其代表的極優秀文明﹐治療甚至拯救一個被極低劣文明所扭曲的人。無疑﹐中國人當中也有樂觀的﹐但中國人的樂觀多是無知所致﹐本身並無一令人有理由樂觀的深厚文明作承托﹐或如魯迅說的﹐「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十多億中國人當中會反省的萬中無一﹐在這世界上遇上有腦袋的中國人的機率本已極小﹐而她竟遇到我這樣一個深刻反省自己文化到不惜將自己推向孤寂的人﹐那真是她的無妄之災。

到了挪威這幾年﹐我對人生的中國式灰暗﹐才被這個了不起的文明以及我太太慢慢改造。我的確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所以﹐要是有洋人問我﹐找中國人做配偶好不好﹐我一定會提醒他們：你的配偶極有可能要不是一頭很快樂的豬﹐就是一個會整天呻吟的人﹐好自為之吧。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

挪威父母極不重視子女是否天資過人﹐從沒有聽過他們說子女怎樣聰明﹐更不會叫子女當眾背誦一兩首詩以證早慧﹐也不會提及子女的考試名次﹐因為學生起碼到初中才會在學業成績上有名次﹐而且是只有幾個級別的簡單名次﹐不是從1到45 或到200這樣的名次。不標榜天才和反精英是挪威社會的主流精神﹐希望子女快快樂樂做個普通人是絕大多數父母的願望。整個社會是相信﹐只要社會上下一心﹐互愛互助﹐普通人走在一起也能成功﹐不一定需要天才或精英的打救。

中國人則對「神童」非常著迷﹐甚麼三歲能賦詩﹐四歲能倒背千字文等等﹐隨時寫入史冊。同理﹐中國父母也很著緊子女是否有先天性的聰明﹐父母的恐慌甚至誇張到「寧生敗家子」、也「莫生蠢鈍兒」。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看重天資或天賦﹐我看是可以解釋的。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一般已對中國社會對人的後天培養信心不大。由於中國社會缺乏良好制度﹐當中包括教育制度﹐一般人都相信﹐若沒有一定天資﹐在這種低效的教育制度下必定非常艱難。

第二﹐是因為中國社會從古至今都嚴重貧富懸殊﹐都是奉行任由黎民自生自滅的「小政府」﹐所以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窮人﹐這些窮人家的孩子要有出頭天﹐就更要天生聰明。

第三﹐是因為中國教育特色是重背誦而輕理解﹐甚至是懲罰理解（因為孺子一旦真的明白中華文明所謂何物則後果堪虞)﹐因此往往把驚人記憶力就等同「天資」。但過目不忘這種能力看來是多屬天生﹐不容易在後天培養。

第四﹐是因為所有中國人都非常清楚﹐在中國社會中﹐一旦不夠聰明﹐一旦不能不斷向上爬﹐一旦淪為「小人勞力」的勞動階層﹐或低層白領﹐就會受到極大懲罰﹐因為中國人大都相信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成敗負責！以「吃得苦中苦」為極大美德﹐並相信人的一生就是一場殘酷的競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錦上添花﹐無雪中送炭﹐因為中國的主導精神就是儒家的「愛有差等論」。

我的電子藏書

我孤陋寡聞﹐還沒有遇到一個比我對資訊更瘋狂的人。要是我發現有任何一個網站我被禁止訪問的﹐或任何一本書我被禁止看的﹐我不但會氣死﹐對自己的奴隸身份悲哀垂淚﹐而且一定就要找來看﹐而且一有機會﹐必對任何有助推翻此暴政的事業推波助瀾。所以中國人的統治確是不適合我的。互聯網天天風起雲湧﹐正合我意。讓我點算一下我目前的主要電子藏書：

(1) Google Book Search 170萬本(全文) 430萬本(有限度預覽 limited preview)

(2) www.archive.org 約100萬本(全文)

(3) www.gale.cengage.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15萬本(全文)

(4) wwwlib.umi.com/eebo 12萬本(全文)

(5) www.questia.com 7萬本(全文)

(6) www.netlibrary.com 6萬本(全文)

(7) www.ebrary.com 4萬本(全文)

(8) http://proquest.safaribooksonline.com/ 2500本(全文)

(9) www.amazon.com 70萬本(有限度預覽)

以上的電子藏書加起來﹐全文的約有33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有230萬本。有限度預覽的約有50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起碼450萬本。

以上的只是英文電子藏書部份﹐中文電子藏書還沒有時間統計﹐印象中是比英語的少。這些電子藏書對我的寫作非常重要。由於我對許多事物(尤其是中國的)的看法與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有嚴重衝突﹐為了論證一個在他們看來極荒謬但我卻深信不疑的說法﹐我往往需要把我過去近30年讀過的﹐或聽人講過的書的有關內容搬出來﹐但單憑記憶是沒有可能記得原文的﹐通常我只會記得作者、書名或若干關鍵詞﹐我就憑這些依稀記憶中的資料加上鍛鍊多年的搜尋技巧﹐把所需的原書中的有關段落尋出﹐作為引文。這些從茫茫書海中尋找失落章句的行動﹐成功率極高﹐通常達95%。我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以及我這近10年的文章﹐就是在這大量電子藏書的協助下寫成的。現在我隨身的只有幾百本書﹐而且不能作全文搜尋﹐以我「唯陳言之務去」和儘量「言必有據」的寫作風格﹐絕不夠用。

所以﹐在這個互聯網年代下﹐最重要的是見解和意念﹐而不是死記書本原文﹐書本原文按一下鍵盤就有了。所以﹐互聯網帶來的方便﹐進一步挑戰中國人傳統的死記背誦強調所謂倒背如流的讀書方法。過百萬本書一次過的全文搜尋﹐令許多傳統的讀書和治學方法變得落伍。十年前或更久以前﹐要寫一篇需引用大量資料的文章﹐不知要花上多少時間四處搜羅有關讀物﹐寫作時也要把所有讀物鋪滿書桌﹐極不方便。要是寫作人是四海為家的﹐更不可能帶著最基本的幾千本書到處跑。

這種網上閱讀和搜尋的方法﹐對於我這類非小說寫作的人尤為重要﹐但據我觀察﹐雖然網上書庫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我說的這約200萬本電子書（以英語佔絕大多數）﹐當中大部份也是普通人可以接觸得到﹐但一般寫作人似乎未能善用﹐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其內容跟十年前沒有互聯網時的跑圖書館年代有甚麼明顯分別﹐令人失望。

我經測試發現﹐由於各國版權法不同﹐而美國的版權有效期相對較短﹐Google Book Search上面的 170萬本全文電子書﹐在美國以外的大部份甚至所有地區﹐只能看到當中的40-50萬本。這種出於尊重各國版權法差異而導致的網上資訊阻隔﹐長遠下去﹐令即使資訊自由的國家所能存取的電子資訊也大有差別。

中國人「不像活在人間」另一證據

最近在斷斷續續的看一本非常有趣的舊書﹐叫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中國的疾病—包括福爾摩沙和韓國》）。此書刊於1910年。作者為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和 James L . Maxwell。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自美國賓州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後﹐到中國做醫學傳教士﹐並為上海聖約翰大學外科教授﹐以及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華醫學雜誌》）編輯。 James L . Maxwell則為來自英國的醫學博士﹐於1865至1871年間在台灣擔任醫學傳教士﹐漢名馬雅各。

這書厚700多頁﹐詳述當時中國大陸民眾的主要疾病（並旁及台灣及韓國）﹐治療的過程和患者的反應等﹐有關社會背景也時有提及。尤為珍貴的是﹐裡面有多幅作者所醫病人的照片﹐如梅毒病人﹐皮瘤病人﹑腳氣病病人﹑陰囊象皮病病人﹑日本血吸蟲病人﹑脾性貧血病人﹑纏足引致肌肉壞疽﹑手部患結核病病人﹑疤痕瘤病人﹑纖維性軟疣病人 、色素瘤病人﹑雷諾氏症病人﹑放線菌病病人﹑骨肉瘤病人﹑軟骨瘤病人﹑骨腫瘤病人﹑肉瘤病人﹑牙齦瘤病人﹑海綿狀痣病人﹑絲狀疣病人﹑上皮瘤病人﹑後直腸瘤病人﹑纖維瘤病人﹑有蒂纖維瘤病人﹑纖維肉瘤病人、陰囊水腫病人﹑動脈瘤病人﹑淋病病人﹑巨乳症病人﹑卵巢囊腫病人等等。

魯迅曾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病後雜談之餘》一九三四年）。但看過這些中國病人照片後﹐你就能從多一個角度﹐了解中國人怎樣「不像活在人間」﹐也看到《本草綱目》的嚴重局限。這書所提到的疾病﹐看來許多都不是中醫所能處理的。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和反智論﹐加上婦女纏足一千年﹐「勤有功、戲無益」信條也壓抑了運動發展﹐並因蔑視異族文明而未能善用乳製品以強身健體﹐中國國民體質羸弱﹐無名腫毒、疽疥癬瘡、頑疾怪病似特別多。到西方人類進入了現代文明後﹐中國又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獨行其是地延長了中國人的癩皮狗日子。

本書作者有許多值得玩味的觀察﹐譬如他們說﹐許多中國病人的大毛病（如身上掛著個幾十磅的巨瘤)﹐都是自兒時起甚至自出娘胎就有﹐最初範圍很小﹐但不斷惡化﹐但二三四十年間都不去治理﹐直到整個人看上去幾乎沒有人樣了﹐才萬不得已地去醫治。這種中國爛活精神﹐跟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慢性癱瘓而難崩潰的特色相當契合。另外﹐作者說﹐不少病人在治療途中突然失縱﹐一些在失蹤後熬不下去又再回來求醫﹐我看這可能與中國文化中的以我為主精神和猜疑性格有關。

但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還有從4歲就發病但到31歲才動手術的大腫瘤患者黃春才﹐還有不少惡疾纏身的人要按中國傳統乞丐那樣以張揚個人不幸來刺激人們的同情心。也許﹐中國人真的如魯迅說的﹐要醫的不是肉體﹐而是靈魂。

原來討厭我的人也是我的讀者

最近又再讀了一些讀者或網友對拙著《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這些評論本身就幾乎像這書一樣的精彩。

一位說：「我阿爸現在就在看《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這些鍾祖康的書，請各路高手教我怎樣令他不被洗腦……不好意思都要說句，我阿爸雖然未至於讀書少不識字(在這情況我真的寧願他不識字)。」

另一位說：「其震撼程度，讓我這個混人只有嘆息一句：『來生不做中國人』……結果，一旦這些泡沫被刺穿了，那份痛苦，令人覺得過去的歲月是白活了。。。要認識自己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就要從頭來過。對於一個快將50的人，的確是一個不少的壓力。。。」

又一位說：「今時今日，我被同種鍾祖康說中——中國種是不可以自救的，只能祈禱來世不做中國人，整個地球都沒有國人的生天，因為國人內心是那樣的腐敗，即便移民到美國也是窩在唐人街，把自己的不成功、沒朋友歸咎于社會對華人的歧視，謾駡美國社會有一面“看不見的玻璃”……鍾祖康在《來世不做中國人》裏寫到，以中國人千百年來遺傳的奴性和劣根性，大約只有被殖民才能得救。於是我認認真真考慮了一下，誰願意接管中國？」

最經典的要算是這位了：「鍾祖康先生你寫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炒作？出名？賺錢？反華？復仇？.....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本書﹐雖然是垃圾，但是我相信，細細的讀這本書還是可以獲益不少！」

我發現我確實有一批讀者是不斷罵我﹐卻又非常喜歡看我的文字﹐還要為拙著做推銷。吊詭啊！也許人的內心深處總有一點被虐待狂吧。我寫文章最喜歡忠言逆耳﹐以前從沒有想過討厭我的人也會是我的讀者。

不少讀者說起碼把書看了兩次﹐第一次是震怒﹐第二次是震撼﹐因為終於能掌握書的部份精髓。我自問行文非常清晰﹐連一些學會中文的外國讀者也說能讀懂﹐若有以中文為母語者要反複再讀﹐才像阿基米德那樣從澡缸裡跳出來大叫「我發現了」﹐相信只是因為我的觀點跟流行觀點衝突太大吧。

誰是最適合中國人的殖民主子

前香港大學政治系創系主任 Peter Harris教授寫過幾本書﹐其中一本叫Hong Kong：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香港：一個關於官僚政治的研究》1978）﹐當中有些地方是略有可觀的。 裡面他寫道：

"Th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bureaucracy as 'paternalistic' and 'defensive' can now be explored further. British and Chinese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s do tend to dovetail...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scholar mandarinate both stress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such as status, appropriate forms of classical education, common allegiance to a distant authority(to Imperial Peking or Imperial London)...Both traditions, perhap, tended to resist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preferred centralized authority, stabliity, and procedure, while accepting compliant but influential interest groups.(「關於指香港官僚『家長式作風』和『好自辯』一事﹐現在可以再作探討。英國和中國的行政傳統的確每能吻合……英國政府和中國士人政府均講究若干特點—例如地位、正規的經典教育、對一遠處的權威一體效忠（向北京或倫敦）……兩種傳統也許都傾向於抗拒大眾參與﹐較喜歡中央集權、穩定和程序﹐接受那些聽話但有份量的利益團體」。128-129頁)

這些觀察在頗粗略的意義上是對的﹐但不可推之過遠﹐正如我曾說﹐歐洲的暴君叫做暴君﹐中國的暴君也叫做暴君﹐但其「暴」的程度可有雲泥之別﹐歐洲的暴君到了中國﹐對於隨時被中國暴君腰斬棄市剝皮揎草的中國奴隸來說﹐就是仁君了。

但撇開了這些潛在謬誤﹐英國人的階級習性的確令許多孕育自奴才文化的香港華人毫不自覺地感到頗為舒服﹐也令香港華人對家長式領導的渴求得到滿足﹐這些與中國人傳統的虛榮門面勢利基因一拍即合﹐雜交出天下無雙的香港勢利眼來。同時﹐英國人的階級習性和含蓄﹐對不善於表達的香港華人﹐特別是大眾﹐沒有起到情感解放的作用。

如果殖民香港的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或日本人﹐今天的香港人氣質必大不同﹐就如殖民台灣的是英國人﹐或殖民澳門人的是日本人﹐今天的台灣人和澳門人也會很不同。

是否英國人那150年若以北歐人那樣的平等精神來對待香港人就一定較好？徵諸香港人也像其他中國人那樣已停止獨立思考兩千年﹐並有著大量中國人自我作賤的特性﹐我真的不敢說一定就好。這些自我作賤的事例遠者無數﹐近者如香港竟依然有近半數人反對香港普選﹐而反對馬上普選的人則更多。

想來想去﹐我覺得最適合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殖民主子看來是德國人。可惜﹐這樣一個優秀的國家﹐卻因統一得太遲（1871年）未能趕上殖民主義的盛會﹐而且國境幾乎全被各國包裹住﹐要擴張並不容易。人類最優秀之一的文明反而在殖民事業中缺席。而且﹐要是德國能像英國法國那樣的早就參與殖民事業﹐讓其攻擊慾及早得到宣洩﹐並領略作為大殖民霸主的包袱和苦惱﹐它就未必有興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

中國車被指翻版也翻錯

昨天﹐挪威最暢銷的報紙 VG 在其網站中刊出這樣一條大新聞：「中國車大災難」（Katastrofekrasj av Kina-bil）。

文章說﹐俄羅斯汽車雜誌Autoreview 就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BYD）所銷往俄羅斯的 F3型號做了EuroNCAP﹐即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的撞擊測試。測試結果像以往德國就有Opel Frontera 「中國翻版」之稱的「陸風牌越野車」（Landwind 4x4）所作的撞擊測試一樣：車毀「人」亡﹐慘不忍睹。在正面碰撞測試中﹐F3前座成年人所受保護的得分僅有6分﹐而接受同一測試的德國大眾汽車新款Golf有36分！其實﹐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公早前作的2008年第三批汽車安全碰撞測試（C-NCAP）已顯示﹐中國多個自主品牌車型除了其中一款之外﹐其餘的最高僅獲3星﹐當中就包括比亞迪F3。

VG在報導中稱﹐F3這次碰撞測試結果是「歷來最糟的碰撞測試結果之一」（et av de elendigste kollisjonstest-resultater noensinne）﹐並毫不諱言﹐F3 是名牌豐田 Corolla 的翻版貨。

在該俄羅斯汽車雜誌就F3做的測試中﹐車以時速64公里(KM)迎頭撞擊前方﹐司機旁前門變形。由於來自安全帶大得離奇的壓力﹐司機胸部所受保護得分為「劣」。司機頭部狂撼向駕駛盤。前座乘客胸部因猛撞受重創。

在這撞擊測試後﹐俄羅斯已停止進口這款沒有安全氣袋的比亞迪F3。我沒有寫錯﹐的確是2008出產而沒有安全氣袋！不但沒有安全氣袋﹐而且安全帶沒有牽力裝置﹐這嚴重缺陷讓車上的人在強大撞擊時不會被安全帶拉住﹐有如脫韁之馬的向前撼。我也相信﹐要是這車也做一下車內空氣的甲醛和苯氣（benzene）含量測試﹐極有可能也會像許多中國車那樣嚴重超標。

挪威人關心這車的安全測試﹐是因為這車一年後就會登陸挪威以及丹麥等北歐小國。要是這些北歐人像美國人那樣愛興訟索賠﹐中國車商就未必敢把他們當作白老鼠。

面對此令人震驚的撞擊測試結果﹐將進口這中國車的挪威公司負責人馬上安慰挪威人說﹐比亞迪銷來挪威的車會有完全不同的安全規格﹐呼籲大家放心。

現在誰都不敢肯定中國人不造些較好的車出來﹐是不為也﹐還是實不能也。它是否真的那樣戲劇性﹐賣給同胞的﹐或賣給俄羅斯人那些窮措大的﹐就是垃圾﹐賣給北歐那些消費力較高的﹐就是精品。 若真的可以﹐中國人對窮人和富人人命的區別對待﹐也真是老實不客氣得露骨﹐可說是進一步落實儒家精髓「愛有等差論」的創造性表現。

而在此之前﹐另一中國汽車製造商「吉利汽車」生產的「吉利Otaka」（Geely Otaka）的碰撞測試更加嚇人﹐VG 的標題是「來自中國的新『棺材』」（Ny «likkiste» fra Kina）。測試「吉利Otaka」的也是Autoreview﹐負責人Yuri Vetrov 當時分析這車奇劣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吉利Otaka是抄襲一舊款的豐田Corolla﹐而且部份結構也抄錯了！」

此地的中國劣貨報導一宗接連一宗﹐這裡的中國人真是顏面何存 ！「陸風牌越野車」在碰撞測試中勇奪史無前例的零粒星﹐已經讓這裡的人笑掉大牙﹐還要再來甚麼吉利、BYD（即 Build Your Dream「成就你的夢想」）。恐怕這裡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快要在胸前掛上「我是日本人」或「我是韓國人」的標識﹐以免被誤當作是中國人。

人命關天﹐現在只好希望中國汽車製造商抄襲名牌時﹐抄得認真一點。

中國可以保留帝制嗎？

中國在上世紀決定是否廢棄帝制時的另一悲劇是﹐當時的王朝是一個異族的王朝﹐令中國人對保留帝制再多一重先入為主的抗拒。其實清朝的暴君已比漢人王朝明朝的暴君少﹐而且整個清廷都已漢化極深﹐不但全搬儒術一套和漢人的規章制度﹐又用漢語﹐溥儀更連滿州話都不懂了﹐但中國人最講面子﹐若可以選擇﹐那會接受一個異族皇帝﹐而且想做皇帝的中國人也已經夠多了。

挪威在1905年想重建君主制時﹐自己也沒有人﹐就向以前統治挪威的丹麥皇室找外援﹐把他們的卡爾皇子（Prince Carl of Denmark）請來﹐這種氣量﹐中國人肯定沒有。大家可馬上想像一下自己會否接受一個日本人的皇帝（儘管這個日本人可能是徐福的後代）。但挪威這時走向共和之聲甚囂塵上﹐於是舉行全國公投﹐由國民定奪﹐結果百分之79挪威人支持保留君主制﹐卡爾皇子就成為挪威皇室中斷幾百年後第一個皇帝﹐是為哈康七世（Haakon VII of Norway）。這個令挪威人夢牽魂繞的大問題﹐就這樣只用了幾個月﹐乾淨俐落的面面俱到的解決了。你能想像這可以在自稱文明第一的中國人裡面發生嗎？所以我要不斷重複：中國人的問題﹐極多只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是名副其實的 Chinese puzzle（中國的難題）。

當時（1905年）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說：

"It is surprising to an American that a community so democratic should be so little republican. It is a very fraction of the Norwegian electors...And it is not for any foreigner to say that the Norwegians have not acted wisely in choosing the form to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believe, in history a monarch has been elected by a 'plebiscate'".（「一個地方那樣民主卻又並非共和政體﹐在美國人看來著實奇怪。只有那麼一小撮挪威選民……支持共和政體……挪威人選擇了他們所習慣的政體﹐任何外國人也很難說﹐挪威人這樣做不是明智的……君主由全民公投選出﹐我們相信﹐真是史無前例。」）

從挪威君主制的運作﹐我看到君主制有一個頗大的好處﹐就是君主超越了所有政治派別﹐其對國家的忠誠罕受質疑﹐這可有助於緩和民主政治中容易滋長的極端黨派主義（partisanship）和全民犬儒心態（cynicism）﹐令民主政治較難走向極端。

非常孰悉中國的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認為﹐中國是有極悠久歷史的國家﹐都像英國人那樣慣於有一個一國之君的人物﹐故不宜急變﹐所以她認為其政體應以英國而不是歷史極短的美國為樣板﹐應像英國那樣保留帝制。她認為﹐康有為主張保留帝制是對的﹐但由於拂逆公意而不受歡迎﹐而梁啟超由於擁抱共和並有一支巨筆而成為知青的偶像。那時賽珍珠感到中國一步步朝她覺得惋惜不已的錯誤方向走去。她痛苦地有點迷惘地說：

"Sun Yat-sen was an honorable and selfless man, whose integrity is beyond doubt...He is not to be blamed that in his burning desire to serve them he destroyed the very basis of their life, which was order...It is dangerous to try to save people--very dangerous indeed! I have never heard of a human being who was strong enough for it. Heaven is an inspiring goal, but what if on the way the soul is lost in hell?"（「孫中山是個無私的君子﹐他的操守是無可置疑的……他滿腔救國之情﹐但過程中卻把難胞生之所繫的秩序摧毀了﹐這也很難怪他……救人是危險的事……真的非常危險啊！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人是強大得可膺此任的。天國是美好的﹐但萬一往天國途中靈魂失落在地獄裡怎麼辦？」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 382頁）

另一個強烈反對中國改帝制為共和的是對中國有深刻研究的人文地理學大師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 他出言甚重 ：

"In its radical zeal the south imposed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upon a country which is supremely unfit for such a form by reason of its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any feeling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南方人出於狂熱把共和政體強加於一個由於國民公德幾乎蕩然而極不宜行共和政體的國家。」）

中國人由於荒唐得太久太久了﹐兩千年有病不醫﹐最後藥石亂投﹐如今已是通身爛肉膿瘡。繼續不醫必生不如死﹐要醫也難﹐因為四肢運動無力﹐脾胃虛不受補。

為甚麼有中國人渴望坐牢

中國監獄恐怖是舉世聞名的了﹐卻有中國人以坐牢為夢想。最近發生兩件相關的新聞﹐讓人更看清楚中華五千年文明和中國式社會主義所謂何物。

第一宗﹐是北京19歲青年李大偉身患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因沒錢醫病﹐生不如死﹐去年8月爲籌錢看病，鋌而走險搶劫﹐被判入獄7年﹐但不久即被強行以「監外執行」處置﹐不能再留在監獄。今年初﹐他再次持械搶劫﹐這一次﹐不是為籌藥費﹐只是想被關在獄中﹐以「獲得國家免費治療」。報載﹐當聽到自己被判入獄18年時，「李大偉長舒了一口氣」！！

第二宗﹐四川將按剛出台的《關於辦理「老病殘」罪犯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假釋2 千老弱患病囚犯﹐以節省監獄開支！ 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官員稱﹐「全省監獄共收押5千多名老弱 、 患病及有殘疾的囚犯 ， 需要專人一對一照顧飲食起居 ，加上不時在半夜發病 ， 要緊急送院 ，獄方要承擔醫療費用 。」又稱：「事實上，不少服刑人員進監獄時，就不具有再危害社會的能力。更要緊的是，由於老弱病殘無法通過改造方式，為自己創造減刑或假釋條件……」故只能借「監外執行」之名﹐強行釋放！

這些「老病殘」罪犯當中必有不少像李大偉那樣﹐非常願意放棄自由以換來醫療照顧的。所以﹐在「監外執行」強制性釋放的政策下﹐我懷疑極有可能會有囚犯要賄賂獄卒﹐以避免被強制釋放的惡運。而獄卒也可能看中了這個發財門路﹐非常熱情的推動這政策。就像中國以前（甚至極有可能現在也是）的死囚往往要賄賂劊子手﹐不然劊子手就會蓄意砍向非要害處﹐令死囚慢死。像清朝的俞鴻圖就因為突然被通知要腰斬﹐來不及收買劊子手﹐滿懷不高興的劊子手就蓄意在腰部較下方落刀﹐令他慢死﹐俞鴻圖的上半身在地上翻滾良久﹐還有時間用身上的血在地上連續寫下七個「慘」字。可見﹐在中國﹐甚麼都可以變成財路。

政府借濫用「監外執行」﹐以逃避責任﹐已經壞透﹐若再有官史藉此政策﹐敲索不想被釋放的囚犯﹐像劊子手要錢那樣﹐那就真是……這個民族……

但尚在獄中的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不也「殘」嗎？但他一再申請「監外執行」卻被拒。他的律師李勁松說：「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即使一個人被判了有期徒刑，如果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可以暫予監外執行。」可見﹐想被投進「監外執行」計劃也不是夠殘弱就行的。

這樣下去﹐早晚會有存心要治病的人被迫參加維權活動﹐然後爭取入獄治病；而會爭取「監外執行」或至少「保外就醫」的﹐才可能是真正的維權人士。

中國人精於發揮制度的壞處

1905年﹐挪威終於在被丹麥統治了四百多年（1380–1814）﹐再被瑞典統治了90年後（1815–1905）﹐爭取到獨立。那時﹐挪威已經被外國皇帝統治了五百年﹐加上挪威皇室男嗣早於14世紀已絕﹐皇室已經名存實亡。就在這個時候﹐挪威人決心要重建他們失落了幾百年的君主制。

在遠方的中國﹐也在差不多這個時候有人在議論要保留君主制還是走向共和﹐結果是廢棄沿用了幾千年的君主制﹐改行共和。雖然這個中國式共和一直都是有名無實﹐但君主制已被廢﹐應無大異議。（那些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是變種皇帝的人﹐就未必同意）

為甚麼比中國人遠為自由和民智高的挪威人會選擇保留君主制﹐而中國人則選取廢棄君主制？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挪威過去的君主絕大部分都是行為相當正常的﹐大都真心真意愛民如子﹐按歐洲人標準而言的暴君是極罕見﹐若以中國人的標準﹐簡直是一個暴君也沒有﹐所以君主制給挪威人的印象並不壞。即使是那些外國人皇帝﹐雖不及挪威人皇帝好﹐但也絕沒有中國皇帝那樣可隨便將平民「賜死」、剝皮、腰斬或誅九族的﹐這些事件幾百年也不會發生一次﹐因為這裡的人不是奴隸。

但在中國﹐中國皇帝暴虐無道無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印象﹐令絕大部分中國人把帝制跟暴政劃上等號﹐這令他們寧願投向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甚至可能沒有能力實踐的共和政體。

本身是鄭孝胥叔叔的鄭世恭（Sih-gung Cheng）曾留學於英國﹐並曾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於1919年出版了一本英文書叫 Modern China： a political study﹐ 他在書裡說﹐他從自己在英倫的親身觀察看到﹐君主制未必就等於暴政。溥儀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 在其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裡就說﹐鄭世恭這個發現﹐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尤其是那些從未出過洋或其個人知識只限於美國的人所沒有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不知道世界上也有一些君主制國家並非像中國那樣厲行暴政﹐而且相當自由的。

由於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年犯下極多大錯﹐導致君主制在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令中國人對君主制產生極大恐懼﹐令他們在最後決定是否廢棄此制時﹐未必能作較知情和持平的深思﹐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樣﹐也因為中國人素質極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也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以致除非是統治集團﹐一般中國人領教過後都談虎色變﹐以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都必如中國的那樣恐怖。這類受過中國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折磨的人﹐只要一有機會脫離魔掌﹐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或所謂極右派。不僅是君主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在中國都一概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甚至連中國人獨家發明的儒家思想﹐若跟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比較﹐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看來即使不是最劣的﹐也是最劣之一了。

為甚麼薪酬越高表現越差

管理學有甚麼彼得理論（Peter Principle）、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呆伯特法則（The Dilbert Principle）等等﹐不知道有沒有專家提出過一個叫薪酬過高會導致效率下降的理論。若還沒有﹐我就是始創人﹐可稱為鍾氏定律（Chung's Principle）﹐扼要定義如下：「僱員薪酬過高會導致表現變差」。這定律尤其適用於政府部門。

這是我觀察香港官場生態多年的初步結論﹐雖不中亦不遠矣。

香港官場到今天還是鼓吹「高薪養廉」﹐怪哉﹐此論我在中高級官員薪酬只有香港幾分之一的挪威就沒有聽過。此論聽來頗有侮辱性﹐中國人有天下間道德第一的中華儒家思想﹐高官中又多屬基督徒﹐為甚麼會毫無自我約束能力﹐一不拿高薪就馬上失禁﹐伸手貪錢呢？其實﹐以香港一般人月薪幾千港元計﹐即使月薪5萬港元已是高薪﹐夠吃夠住的了﹐但香港官員覺得5萬港元仍是不能養廉﹐個個非要月薪數以十萬港元不可。但香港雖有天下第一的高薪﹐高官貪污事件依然比挪威多（詳見拙著《高官廢話公式寶鑑—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書末附錄1 〈近年香港公職要員以權謀私或失職事件一覽表〉）。

毫無廉恥的依法掠奪﹐終於令香港中高級官員薪酬幾乎攀至全球最高﹐但其表現卻相當平庸﹐這看似相當吊詭﹐其實是可以解釋的。他們之所以表現不能反映其極高薪酬﹐主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薪酬過高。薪酬過低固然不行﹐但薪酬高到官員自己都不敢啟齒﹐那就會適得其反﹐出現工作效率遞減的病象。

現闡釋此理論之因果關係如下：

（1）當官員的薪酬高得太荒唐時﹐官員就開始憂慮失去這個肥缺﹐就會開始不務正業﹐把越來越多的精力用於鞏固個人權位上面去﹐不敢講真話﹐並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欺上瞞下、舔上踩下﹐慢慢放棄了做實事和唯才是用的方向；

（2）當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自然要減少其他方面的開支以削足就履﹐譬如儘量削減較低層職員﹐以致有將無兵；並儘量不買足夠的優良設備﹐儘量節省日常營運開支﹐譬如拒絕推行小班教學﹐甚至儘量節省緊急開支﹐譬如香港政府日前拒絕僱包機到泰國接回滯留當地的香港居民﹐間接導致一香港人慘死；

（3）由於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導致大量前線職員與中高級官員薪酬差距過大﹐令大量前線職員感到被虧待﹐主奴意識和分離主義彌漫工作間﹐令整個機構難以上下一心；

（4）中高級官員由於薪酬過高﹐很容易與群眾的生活產生巨大隔膜﹐令自己無法想像民間疾苦﹐並且通過豐厚的薪酬避開了由自己一手製造的垃圾政策﹐譬如把子女送到昂貴的國際學校讀書﹐或放洋留學。

連罰款也是富人多付

幾個月前﹐挪威有一女士因醉酒駕駛﹐被罰10萬挪威幣（約11萬港幣）﹐弔銷駕駛執照5年﹐並須入獄30天﹐和接受戒酒治療﹐雖然她是於幾個月內兩次醉酒駕駛﹐但醉酒駕駛在挪威一般只是罰款幾千挪威幣﹐那何以那樣重罰她呢﹖原來是因為她是年薪80萬挪威幣（約86萬港幣）的高薪人士﹐由於挪威厲行均富政策﹐這個年薪是很高的了﹐所以她要按比例多付罰款。

挪威為了貫徹均富政策﹐並令社會政策盡量合理﹐不僅在課稅方面奉行累進稅﹐要多賺者多付﹐甚至在一些刑罰的罰金厘定上﹐也是以犯事人的財富為計算基礎﹐也就是富人要多付。這種富人多罰的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但想一想﹐又覺其頗有創意和道理。否則﹐若月入3萬者罰五千元﹐月入7萬者又罰五千元﹐那五千元對月入7萬者就較難起到阻嚇作用。這種富人多付罰款的做法若行之於香港﹐必被指為「仇富」﹐對富人不公平﹐但挪威人則認為﹐富人那麼有錢﹐不按比例多罰﹐那罰款只是形式﹐毫無作用。挪威類似的措施還有許多﹐真虧他們為了建設一個讓國民彼此相愛、禍福與共的國家﹐花了那麼多心思﹐抑富扶貧﹐令稍貧者感到被關顧﹐不致走向極端。一個社會越少人走向極端﹐就越少反社會行為﹐這樣的國民才能合作。但中國人大多相信洗腦加上刑罰就可以減少反社會行為﹐並相信凡人道德說教的教化力量勝過宗教的力量﹐結果全國同胞永遠一盤散沙﹐步步皆錯﹐莫過於此。

香港早前醉酒駕駛被捕的香港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他月薪近12萬港元﹐才判罰款7500元及停牌18個月。原已有醉酒駕駛案底的影帝梁家輝兩年前再因醉酒駕駛，家住摩星嶺獨立屋豪宅也只是罰款一萬元（另外被判監兩個月、緩刑三年，及停牌三年）﹐梁家輝的辯方律師已經認為刑罰過重﹐稱：「比我意料中重了小小，但也合理。」但香港一般月入一萬幾千的小市民﹐醉酒駕駛也同樣照罰幾千元。

在香港﹐許多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一旦犯罪﹐在法庭上﹐其辯護律師每向法官求情謂：當事人本有大好前途﹐或本有美滿幸福婚姻﹐或本有崇高聲望﹐或本有家財萬貫﹐或本可當香港特首﹐如今因一念之差﹐通通毀於一旦﹐已是極大懲罰﹐祈望法官從輕發落云云﹐一些法官就從善如流﹐不對這些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作「雙重懲罰」。也就是說﹐越富貴反而刑罰越輕。那麼﹐要是你向無大好前途﹐向無美滿幸福婚姻﹐向無崇高聲望﹐向無家財萬貫﹐或向無可當香港特首之機﹐那對不起﹐那說明你尚未因犯罪而受到懲罰﹐故須從嚴辦理。

我看楊佳

一個人殺了6個警察而居然被無數人奉為英雄和大俠﹐可見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已不得人心到怎樣的地步。特別是這是發生於世界知名的奴才大國﹐連奴才也這樣不安本份﹐事態的確非常嚴重。中國人這些極端行為﹐再一次驗證了中國人絕不中庸的性格。所以﹐請不要再說甚麼中國人恪守中庸之道那樣的屁話了。中國警察一如所有中國官僚那樣「有風使盡里」，把民眾逼到似人非人的但求「活著」狀態﹐等到一千萬分中之一的賤民忍無可忍反抗了﹐就以十倍於所受淩辱的火力奉還﹐玉石俱焚。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生存模式和處事方式。

這種「以暴易暴」手法﹐若在一般稍為正常的自由國邦﹐我是絕不贊成的。但考慮到這是非常獨特的中國﹐考慮到被欺壓奴隸之痛苦﹐我等局外幸福自由人總不能一味鋪陳高義﹐求全責備的。

楊佳在被捕後及在法院上說過一些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話﹐如：

「有些羞辱，如果要背一輩子，我寧願犯法。」

「我們活著不是為了低三下四，也不是為了作威作福，而是為了自由體面的生活......如果，人沒有尊嚴，人不如死去。」

「我不認為他們是無辜的。」（回答被告律師問：你認為那些死去的警察是無辜的嗎？）

「我是無罪的，是他們違法，有罪的是他們。」（當庭所言）

「我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楊佳表示對一審鑑定結果沒有意見）

「這些警察之所以敢這樣，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你們。」（回答法官問：你有什麼補充意見？）

「被這樣的警察管理著的國家，一個遵紀守法二十幾年的公民最後都會被判刑坐牢。」（法庭最後陳述）

從楊佳這些話可見﹐此人非常清醒﹐有非常清晰的行動理論依據﹐大有「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尊嚴故，兩者皆可拋。」的味道。他對尊嚴的追求﹐也非常符合兩年前的「來生不做中國人」調查結果。當時在65.1%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最多人（37.6%）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統觀種種﹐決不能隨便視此案為普通的殺人案。就如荊軻刺秦皇、孟子說的「弔民伐罪」、孫中山的「黃花岡起義」、中國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等那樣﹐過程中當然很可能會殺人的﹐但其目的是反抗暴政﹐所以不能以普通的殺人案視之。《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兼前美國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說得更加直白："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 . It is its natural manure."（「自由之樹必須時而灌以愛國仁人和暴君的鮮血以保常青，這是天然肥料。」），又說 "Timid men prefer the calm of despotism to the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 "（「懦夫寧要專制之平靜，不要自由之喧嚷」）

楊佳被行刑後﹐他父親楊福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說明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不承認不行。老百姓活得太難了，我們只能一個字『忍』，苟延殘喘地活著吧。楊佳就不想、也不肯苟延殘喘地活著，總想討說法。我不說楊佳是什麼英雄，但是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維護自己尊嚴的人。」話說得沉著冷靜、有理有節 。

一般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當被統治者壓迫到生不如死時﹐通常也會殺人﹐但殺的是自己和家人﹐這種自殘方式由於不會妨礙社會穩定和諧﹐而且通常是當事人無聲無息的暗暗死去﹐連臨終前大哮一聲、把沉睡中的奴胞驚醒要翻個身再睡也不會，極有公德心，那樣「弔民伐罪」的意義自然極小﹐即使死得十室九空﹐社會依然可如常運作﹐所以民眾自了殘生或自行滅門最是深得冷血統治者的歡迎。但要是中國人被壓迫到走頭無路時﹐慢慢從自殘改為攻擊迫害自己的人﹐更多人像楊佳那樣「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那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定律的作用下﹐中國的暴政或會收歛一點。所以﹐同樣是因被壓迫過甚而殺人﹐殺掉自己或自己家人的意義﹐遠不及楊佳這樣找劊子手算帳的意義大。不過﹐「以暴易暴」雖有其制約暴政的作用﹐令暴君沒有那麼放肆﹐但對於整個文明本質上的提升﹐並不足夠﹐還需要注入正面的力量。

此案的另一個意義是﹐從楊佳竟然可以一個人只用一把刀就能像宰雞一樣砍殺6個男警察（據報是他只挑男警察來砍﹐因為女警察沒有欺負他）﹐那就多少暴露了仿如國家機密的公安人員體能狀況和團隊精神。這讓我想起「甲午戰爭」中﹐巨人中國竟嘩啦嘩啦的大敗於蕞爾小國日本﹐名字如雷貫耳的中國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到底那些中國警察是否祖傳的「東亞病夫」﹐還是公費嫖賭飲蕩吹過度而未老先衰？還是出現如史家描述中國人在「揚州十日」中以眾不敵寡的慘況：「而其時人心渙散，尚各希冀免死，只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群，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唯有引頸就戮而已。」

何以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挪威是人間樂土﹐而香港則是令到無數香港人感到生無可戀的鬼地方。但挪威其實是完全可以走上「香港之路」的。譬如﹐如果挪威把零%到 50%左右的薪俸累進稅率改為香港的15%標準稅；如果挪威把最高超過50%的公司利得稅降至香港的16.5%劃一稅率；如果挪威把公務員﹐特別是中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增加多倍至香港的高水平﹐譬如把總理的稅後月薪增加6倍到香港特首的水平﹐也增設約滿酬金等等；如果挪威買賣非自住樓宇所得利潤﹐以及樓宇租金所得﹐不須繳交可高達50%的稅款。

要是挪威這樣學香港﹐那挪威也會比現在貧富懸殊得多﹐也可能像香港那樣出現籠屋、床位、「板間房」﹐像香港那樣沒有資源推行小班教學﹐也要把目前10月的全薪產假(或12個月8折支薪產假)減至香港的兩個月﹐也會像香港那樣許多人隨時日做十多小時只僅得溫飽。

為甚麼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香港人或中國人愛說﹐更荒謬的是﹐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揚言﹐高累進稅率會把稍為有錢的人都嚇跑﹐高福利必會令人濫用福利﹐導致社會「車毀人亡」﹐「綜援養懶人」﹐但為甚麼挪威卻沒有出現這些惡夢？

難道真是中國人頑劣過人？真的是孔夫子的禮義廉恥只是口號？

要一個社會的有錢人或所謂精英願意過著只是比「平庸者」稍好的生活﹐要一國的總理只是支取比一般工人多出一兩倍的稅後月薪﹐也就是說﹐要一個社會的民眾彼此相愛﹐強者願意認真照顧一下弱者﹐弱者又不會太放縱把福利濫用到把制度拖垮﹐這個社會的成員必須有極高修養。這種修養﹐這種大愛﹐儒家「愛有等差論」教導下的國民當然不會明白的。

為了不斷鞏固全體國民的靈性修為﹐挪威政府用公費聘用了挪威國教—路德宗—全國所有教會絕大部分的神職人員﹐讓他們心無旁鶩的專注於民眾的靈性工作﹐讓全體國民不斷加深對路德宗教義的認識﹐特別是推崇人人彼此相愛的精神。單單僱用這成千上萬名神職人員﹐就不知要花費多少公帑！但這個投資證明是非常值得。否則﹐一個整體國民沒有修養沒有互愛精神的國家﹐不僅不可能有苦同當﹐也不可能有福同享﹐不可能善用今天的石油財富。看看全球的石油大國﹐有多少個不是由一小撮人壟斷的？

到今天﹐挪威的閣員依然規定當中必須有一半成員以上是其國教—路德宗—的信徒﹐這種「政教合一」的做法﹐在當今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誠屬奇聞。這裡的人對他們許多脫離世界主流的做法已習以為常﹐同時外面世界對這地方的認識也多停留在三文魚的層次。

就是挪威國民的文明水平和教養﹐令大多數人遵從耶穌基督「彼此相愛」的誡命﹐他們有惻隱之心﹐有羞恥之心﹐無論怎樣也做不出中國或香港領導人任由國民互相撲噬、「適者生存」的事來。

慢性癱瘓比崩潰更可怖

過去十年﹐不斷有人討論中國經濟會否崩潰。但中國似乎並沒有崩潰﹐看來也不似銀行明天就會擠提（兌）。現在越來越多人轉而研究：何以中國經濟有這麼多的嚴重問題，卻仍不崩潰？同樣的情況若發生在歐美地方﹐不僅經濟早就崩潰﹐政府也早已被選舉或革命所置換。

費孝通半個世紀多前就說過﹐中國這樣的社會只會慢性癱瘓而不會崩潰的﹐這個看法也值得深思。

中國社會或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而只會慢性癱瘓﹐是有幾方面原因的。其中一個是中國人會為了追求表面和諧﹑表面天下太平而使狠招。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政府應付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做法。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因為為了不讓全人類看到香港沒有了英國人就垮台﹐所以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香港政府的財庫﹐把香港大眾推落萬丈深淵。結果﹐在亞洲那些不計較面子﹐願意犧牲政府儲備以令民眾受創較小的國家都復蘇得較快﹐香港則因政府保官棄民﹐為了保住政府財政不崩潰的門面而讓民眾主力承受金融風暴﹐而令香港成為復蘇最慢的地方。

中國政府也同樣會為了面子﹐不讓全人類看扁中國﹐看到中國經濟崩潰﹐而以極端的行政手段把經濟壓力盡量轉嫁到佔中國大多數人口的中國農民身上。也無須太擔心中國農民活不下去﹐因為他們必要時自然會懂得「易子而食」或「人相食」。

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可用行政手段阻止崩潰的病癥顯露出來。譬如目前中國的銀行已嚴重資不抵債﹐但由於都是國營﹐對外帳目也不清﹐中國政府可以用許多非正規手段使之苟延殘喘。如果每一個存戶都去銀行提款﹐中國銀行體系根本無法兌現﹐但中國政府可用許多骯髒的手段令存戶難以大量集體提款﹐如甚麼「限制取款」、「限制現提」，「在銀行營業網點一次性提取5萬元人民幣以上，須提前一天預約。」等等﹐並且有大量讓人膽喪的黑牢恭候「造謠者」。這些情況若發生在歐美的自由國家﹐已經促成經濟崩潰。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崩潰。

當然﹐即使中國經濟真的崩潰了﹐中國政府為了面子﹐也不會承認是崩潰﹐就如不承認曾發生大饑荒﹐只是說有「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特別）困難時期」。

寧願組織不斷腐爛下去而不容許組織崩潰﹐對組織未必是好事。經濟崩潰的積極功能是﹐讓政府儘快面對現實。如俄羅斯於1990年代經濟崩潰﹐事後也會慢慢復元過來﹐不會是世界末日。冰島現在雖然經濟崩潰﹐但這只是冰島過去一千年在極艱難自然環境中驕人發展中的一個小挫折﹐其民眾的生活福祉依然比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人不知高出多少。不要說冰島﹐即使是俄羅斯﹐即使在1990年代經濟崩潰時﹐其民眾即使生活悲慘﹐也依然遠不及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農民悲慘。

可以說﹐崩潰、破產、離婚等「拉倒性概念」都不是著重表面和諧的中國文化所固有的﹐這些都是外來觀念。中國固有的觀念是死拖活拉、是藕斷絲連、是外強中乾、是好死不如爛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中國收回香港是「不可能的任務」

很久很久以前﹐由於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外籍(通常是英國籍)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都較香港華人公務員為高﹐但後來隨著這世界越來越「文明」﹐並經香港一些本地公務員組織如華員會的爭取﹐香港終於做到華洋公務員同工同酬。不是把洋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下調到華人公務員的水平﹐而是把華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跟洋人看齊。原本華人公務員的待遇跟香港大眾比較已算不錯﹐在「同工同酬」下跟洋人看齊後﹐進一步拋離香港大眾的薪酬水平。這種下了香港公務員薪酬過高﹐令政府開支中高達七成用於政府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福利開支的禍根。

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我覺得不無其道理。因為就文化水平而言﹐英國遠在中國之上﹐英國人幫助中國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絕對沒有能力建立的良好制度﹐英國人功不可沒。要不是殖民地之便﹐香港必要付出大筆顧問費用﹐才可能請到英國人來指導香港人建立這些良好制度。此外﹐英國人佔領了香港﹐讓香港避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也同時接收了無數被中國迫害的難民﹐那就已經功德無量﹐值得為他們造廟立碑了。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的另一個合理原因是﹐由於香港華人生活習慣極其骯髒﹐以及英國人水土不服﹐許多在十九世紀從英國來管治香港的殖民地者隨時會因瘟疫或熱帶疾病客死異鄉﹐職業風險甚大。

華人公務員以同工同酬為名﹐爭取到洋人一樣的待遇﹐這是混水摸魚﹐這等於加入了英籍公務員「依法掠奪」香港人的行列﹐其實就是「分贓政治」。但如上述﹐英籍公務員由於的確對改造香港有功﹐即使「依法掠奪」也並非毫無道理﹐但本身只是學徒的華人公務員﹐人搶我搶﹐難以服眾。

但「依法掠奪」始終是用於殖民地的權宜之計﹐斷不可行之永遠﹐應一有機會就撥亂反正。香港回歸原本是把錯誤的公務員薪酬制度糾正的大好機會﹐譬如要起碼把特首和局長等高級官員的薪酬減去三分之二。但由於香港回歸後不是走向全面普選議會政治﹐而是被交回完全沒有民眾認受性的而且是厲行獨裁殘暴共產統治的中國。這令中國不敢﹐也沒有管治上的能力和識見﹐在香港施政上有任何大變﹐不但沒有大變﹐而且要籠絡收買各方有影響力的團體﹐以擁護極具爭議的中國收回香港﹐當中被重點收買的就是香港公務員。為了收買香港的公務員﹐中國政府在《基本法》中寫下了這樣荒謬絕倫的條文：「（公務員的）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基本法》第一百條）﹐「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當年爭取同工同酬的華員會終於得以繼續「依法掠奪」香港人﹐在香港回歸一事上成為中國政府的應聲附庸﹐繼續背棄民主公義。

由此可見﹐一個在新聞自由排名167 的聲譽掃地的獨裁國家是不可能管治一個新聞自由排名51的自由地方的。不可能﹐不僅是因為未達水平不夠班﹐也因為「其身不正」而不夠膽。即使收回香港了﹐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只能聽任它爛下去。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訂得較高

耶穌在死前遭受侮辱戲弄﹐又被士兵用鞭抽打﹐打至皮開肉綻﹐然後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屢跌屢起﹐一瘸一拐的走到各各他山之頂﹐雙手被拉開被釘上橫杆各一端。今天醫學人員說﹐雙手正中神經被釘所引起的痛楚﹐勝過萬箭穿心﹐連嗎啡也難以制止。這樣被釘十字架的人﹐不會馬上死﹐而是會煎熬幾個小時到幾天直至痛死或失血過多才會死。據說﹐耶穌在釘十字架後6個小時後才死亡。

我發現似乎洋人跟中國人對耶穌之死有不同反應。洋人一般會覺得耶穌死得極慘﹐非常同情。但許多中國人似乎沒有像一般洋人那樣容易對耶穌死前所受酷刑受到感動。也就是說﹐對於耶穌受難的悲慘程度﹐洋人跟中國人似有不同評級。

的確﹐耶穌所受的酷刑不容易令一般中國人感到震撼。由於中國人自力開發的酷刑如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等等﹐或一些無以名之的酷刑﹐已臻於酷刑之化境﹐而且即使到晚清還有人被凌遲﹐一般中國人對於皮肉之苦早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真的﹐要是有人想以受難來感動中國人﹐起碼也得受凌遲才有成功機會。我甚至看過若干晚清當眾凌遲的照片﹐那些圍觀者也看不出怎樣感動﹐不是面容痲木﹐就是頗興緻勃勃﹐是看熱鬧而來居多。

加上許多中國人本已感到生不如死﹐單單「活著」本身就是極大酷刑﹐天天都在受難。所以﹐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肯定比一般洋人訂得較高。至於耶穌死前所受的羞辱﹐對於從羞辱中成長在羞辱度過一生的中國人更不算甚麼。

就如無數法輪功信眾被施酷刑至不似人形﹐也許他們當中隨便一個所受之苦都不下於耶穌﹐但許多中國人看了不為所動﹐或覺得他們死有餘辜連看也不想看。又如﹐儘管中國有全世界最恐怖的監獄﹐但魏京生或其他民運人士在中國坐了十多二十年的黑牢﹐一般中國人也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特高對耶教在中國宣揚所起的阻力﹐不容低估。

挪威暴君在中國算是老幾

我讀一下挪威過去一千年的帝皇史﹐發現他們絕大部分的皇帝都是相當正常的﹐絕沒有中國那樣變態皇帝成群﹐暴君如林的情況。但挪威皇帝中也有的被史家稱為暴君（tyrant）的。譬如被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取而代之的賀孔（Håkon Sigurdsson 935-995）就是。賀孔於公元970年到995年間統治挪威。他何以落得「暴君」的惡名﹐遺臭萬年呢？他頗好勇鬥狠﹐史家也似乎對他激烈反基督頗有微言。他特別引起眾怒的是被指荒淫﹐他慣於公然虜人愛女或妻子﹐據為己有幾個星期才放人。

那我就把他跟中國的暴君比較一下﹐如商紂、夏桀、秦始皇、秦二世胡亥、南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隋煬帝楊廣、五代時期南漢中宗劉晟，明朝以朱元璋為首的十七個暴君﹐還有毛澤東等等。賀孔跟他們比﹐那有資格叫暴君！？中國的暴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已成例行公事﹐個個殺人如拾草芥﹐也隨時可將人施以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滅三族、誅九族等等。被皇帝逼迫自殺﹐是許多人求之而不得的福份﹐所以叫「賜死」﹐因為相對於無數酷刑和處死方法﹐這已是較為舒服和較有尊嚴的死法。所以魯迅才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1933年）。至於賀孔公然把他人女兒或妻子據為己有﹐狎玩幾個星期後放人這個做法﹐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真的沒有聽過有中國皇帝只會他人女兒或妻子佔有幾個星期﹐然後放人那樣仁慈的。賀孔若在中國﹐簡直就是仁君了。但按挪威或維京人的文明水平﹐他就是暴君。那麼﹐中國與挪威兩個文明之高低相差有多遠﹐大家已心中有數吧！

由此可見﹐在比較國國之異同時﹐很容易出現一個災難性的謬誤。譬如甲國人說：「我國的暴君可恨啊！」乙國人就答說：「我國也有暴君啊！也可恨啊！」然後甲國人就說：「天下烏鴉一樣黑啊！」

又如香港人說：「香港有窮人啊！」挪威人說：「挪威也有窮人啊！」然後彼此就齊聲悲歎：「真是甚麼地方也有窮人啊！」挪威人那裡知道香港的窮人會住在籠屋、床位、天橋底、「板間房」裡面呢？而香港人又那裡知道挪威一般工人的生活素質﹐往往比香港的一般所謂中產階級如醫生、律師還好。

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兩皆賤貨

香港特首曾蔭權月薪近40萬港元﹐其稅後月薪竟然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若加上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則這差距擴展至約8倍﹐若再加上曾蔭權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無須繳稅的7萬港元退休金﹐這差距再擴展至約10 倍﹐要是把特首的每月獲贈的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估計上百萬港元的花費計算在內﹐則這差距起碼達30倍以上。但論富裕﹐香港遠不及挪威﹐香港的管治成績也遠不及挪威﹐管治挪威的工作也絕不比管治香港的工作少﹐挪威面積是香港的300倍。同樣﹐香港局長或高級官員的月薪也是挪威部長的幾倍﹐但其表現同樣只及挪威部長的幾分之一。那麼香港統治集團憑甚麼這樣依法掠奪？為甚麼號稱最愛國愛港而且多屬基督徒的香港管治班子不能像挪威管治班子那樣少拿一點而且反而表現更好？

香港由於統治集團依法掠奪﹐導致大量人口被依法壓榨﹐不是失業就是在職貧窮﹐也導致沒有資源推行學校的小班教學﹐沒有資源縮短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沒有資源延長婦女的產假﹐沒有資源改善一下老人和其他弱勢社群的福利﹐並因而要向最低層的勞動者如菲傭抽外傭稅來補貼政府開支。香港統治集團由於本身已通過為官成為富人﹐加上深受中國文化的荼毒﹐非常抗拒改革稅制﹐以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其實﹐香港特首或高官每天工資近一萬港元﹐除非是生活糜爛到極點（但特首不也是基督徒麼）﹐否則那裡需要那麼多的錢呢？香港特首即使拿挪威總理那樣的工資﹐即稅後有約四到五萬港元﹐也已經是許多香港清潔工月薪的10倍﹐在香港已經可以過很安穩的生活﹐何況做特首的一切生活起居開支皆屬免費（挪威總理只享有當中的一小部份類似福利）。

要是香港一般民眾也有挪威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那我對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也沒有那麼反感﹐但現在是﹐香港一般平民的生活幾乎連挪威的牲畜也不如﹐但香港特首和高官的待遇則連挪威奧斯陸王宮也相形失色。這就是問題所在。按理是愛民如子的統治者﹐沒有理由可以接受其治下無數臣民（甚至是常被中國人吹噓的甚麼「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月薪比自己的日薪還少﹐可以看到他們日做十多小時而僅足以糊口﹐而自己卻縱慾無度﹐而可以心安理得﹐而且佔了便宜還要賣乖﹐不斷叫這些垂死掙扎的賤民至少要生三個孩子！！又稱「目前最重要是靈性的修為」，以「更了解市民的需要」。

看到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就有人表揚中國領導人說﹐國家總理也只是月薪四千人民幣啊！很體察民情啊！但四千元已是中國一般工人月薪的四、五倍﹐以中國工資水平論絕對不低﹐而挪威總理跟挪威一般工人的稅後月薪相差只是一到兩倍左右。其次﹐中國領導人享有幾乎無所不包的驚人福利。但最滋味的還是﹐中國領導人乃奉行「假低薪真官倒」﹐自己出面打工卻由子女、配偶或親戚各佔要職﹐所得回報起碼以億為起算單位。總之﹐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一個明搶，一個暗偷，兩皆賤貨。

假如北歐的滿天神佛拖到今天

印度人喜歡用蕉葉而不是盤子（即碟）來吃飯﹐有人表揚印度人這樣做很環保﹐但其實環保並非他們的原意。他們堅持用蕉葉的一大原因﹐是解決他們對口水的極度恐慌。按照印度教非常嚴格的等級制度(Caste)﹐印度人分成幾個從婆羅門到賤民等幾個階級﹐階級之間永世不得逾越。在這個背景底下﹐印度人覺得低等級者的口水是很髒的﹐必須確保高等級者不會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也出於同樣原因﹐印度人不喜歡吹奏樂器。凡被口水沾過或吃過的食物叫做Jutha﹐低等級者可以吃高等級者的Jutha﹐但高等級者不可以吃低等級者的Jutha。由於視口水﹐特別是低等級者的口水為極度恐怖的穢物﹐印度教徒吃東西很少用盤子﹐因為他們認為盤子一旦用過﹐上面的口水無論怎樣洗也是洗不乾淨的﹐因此有時要把用完的瓷器食具砸爛丟棄以防再用。把一個曾被他人用過的盤子盛食物給一個婆羅門(也就是等級制中最高級的掌握神權的祭司貴族)﹐是極大羞辱﹐可治重罪。於是﹐為了確保高等級者不可能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印度人儘量不採用會有機會觸及口水並會翻用的食具。那樣﹐用完即棄的食具就最穩當了﹐這是他們愛用蕉葉盛載食物的主要原因﹐而他們堅持用手指吃東西﹐我相信也主要是為了避免食具翻用﹐傳遞口水。

究竟使用大量用完即棄的蕉葉或其他植物的葉以代替可以翻用的盤子﹐是否更為環保﹐我也不敢肯定。但此舉背後的等級制度肯定是令人噁心的。印度這樣的等級制不可能為現代文明理念所容。但這是他們的固有文化﹐被壓迫者當中也大不乏擁護這不公平制度的人﹐情況跟中國的奴才多熱烈擁護奴隸主那樣相似。這是許多古老文明常見的通病﹐文明發展越早﹐而當中又沒有經歷重大改革或革命﹐一旦拖到現代就很容易出問題。試問一個民族的祖先怎可能在幾千年前就給後代詳細訂下一切所需的文物制度呢？印度教比耶教（Christianity）早1500年﹐卻沒有像耶教那樣不斷大變﹐甚至革命。

北歐國家在1000年前基督化之前﹐原來也有許多以神話傳說為本的滿天神佛。這些滿天神佛若拖到今天﹐也可能會成為類似印度教下的等級制度或中國的陰陽五行風水命理那樣的古靈精怪傳統﹐阻礙國家的現代化﹐甚至明顯違反現代文明的人權標準。

挪威人何以由大賊做起紳士來

挪威人﹐或者說﹐維京人﹐在1000年前是著名的大賊﹐他們體魄強健、智勇雙全﹐有卓越的航海技術﹐他們搶掠英格蘭和西歐各國﹐所向披靡。但一個叫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的維京大賊於公元984年搶掠意大利西西里島一帶時﹐遇上一個隱士﹐從此皈依天主﹐成為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搖身一變為狂熱的傳教士。奧拉夫於公元995年-1000年統治挪威時﹐強迫挪威人由原來的初民泛神信仰改信天主﹐所以挪威的基督化過程很快﹐花了10多年就完成。由於基督信仰跟搶掠起了極大衝突﹐挪威人不得不慢慢減少搶掠﹐最初是不再搶掠基督國家如英格蘭﹐後來覺得這跟基督信仰仍有衝突﹐所以繼而停止所有搶掠﹐由風光大賊做起窮紳士來。挪威由於全國土地只有百分之三是可耕地﹐半年冰封﹐謀生相當艱難﹐這是民眾鋌而走險做海盜的重要原因。雖然奧拉夫當年迫人信教頗引起爭議﹐但他以果斷的手法為挪威人奠定了可長可久的信仰基礎﹐今天是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的故事﹐值得深思﹐對中國人很有啟發意義。

中國欺詐循環鏈是這樣運作的

那些活牛注水商說﹐把一頭牛在宰前宰後往肉裡注滿水﹐就可以每頭牛多賺兩百到五百塊錢﹐而且可以每斤平賣幾塊錢﹐加強競爭力﹐又說﹐人人都這樣做﹐自己不做﹐就是傻瓜﹐反正注水不注水﹐會有幾個客人是內行可看得出來呢？他的運牛車沒油了﹐就會到附近那汽油站加油﹐但最近他發現新買的運牛車有點歇斯底里﹐他不知道這是因為他買的90號汽油是油站老闆按7比3將85號汽油和97號汽油混合「克隆」出來的﹐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假汽油﹐油站老闆靠這「克隆」90號汽油每月多賺萬元。活牛注水商也每天必去那街角的火鍋店吃火鍋的﹐他知道天下間的牛肉都是注水的﹐所以一定不吃牛肉﹐他相信這就萬無一失了﹐他不知道那些水發魷魚和牛柏葉都是用福爾馬林（formalin）泡浸的﹐還有湯底是用罌粟殼熬的﹐所以每天不去那店吃一回就連給牛注水的心情也沒有。活牛注水商吃過罌粟殼火鍋﹐就飽暖思淫慾﹐總愛去光顧一下小姐﹐但最近少去了﹐因為他那話兒生了一些肉芽﹐他不知道他一直愛用的避孕套是假的﹐感染了性病﹐聽說那假避孕套還是人大代表生產的哩。禍不單行﹐最近附近一工廠因拖欠工人工資兩年﹐爆發了小型騷亂﹐活牛注水商有著中國人的看熱鬧天性﹐駐足而觀﹐結果被防暴警察的催淚彈打死了﹐他不知道中國廠商為了省錢﹐製造催淚彈時會使用通常用於製造炸藥用的RDX物質﹐這是假催淚彈。

以上的情節是按中國的新聞設計而成的。基本上﹐整個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運作：互相欺詐﹐互佔便宜﹐人人都以為佔了他人便宜﹐其實被人所佔的便宜更多。無商不奸﹐無貨不假。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這樣的社會﹐會有前景可言嗎？不知何故﹐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

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中國事

許多我識或不識的人說﹐我即使批評中國也只應讓中國人知道好了﹐不應當著外國人面前批評中國人﹐不應讓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不足之處。這種「家醜不可外揚」的想法在中國人裡面非常普遍。但我認為家醜外揚是天大好事﹐因為這讓外面世界知道中國的毛病﹐可有助於集思廣益﹐解決中國的難題﹐其實許多中國難題純粹是中國人在自己的死胡同世界中自己製造出來的﹐對於重視常識得多的洋人來說許多根本不是問題﹐所以他們的看法對中國人極有參考價值。另外﹐把家醜外揚﹐也可對中國的邪惡力量起監督作用﹐這對極愛臉皮的中國人效用甚大。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淪落﹐主因之一﹐就正正是因為中國人太怕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頑疾。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在其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中就曾提到一件頗能說明中國人「家醜不可外揚」恐懼症的事件。賽珍珠曾於1932年從中國返美國一行﹐那個時候她剛把《水滸傳》譯成英語﹐快要出版。賽珍珠是中英雙語人﹐而且是小說家﹐她肯花原本可用於創作的時間來翻譯這部百多萬字的中國經典﹐是全人類的福氣。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兼文評家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稱賽珍珠這部《水滸傳》英譯本 "is, of course, her finest work and a classic of American prose"（「當屬其最佳作品﹐並屬美國散文之經典」）。

一天﹐依然人在美國的賽珍珠接到紐約一批中國留學生邀請吃飯。酒足飯飽之後﹐這批中國留學生從閑話入正題了。原來他們要求賽珍珠不要出版那《水滸傳》英譯本﹐說是因為該書裡面有不少吃人肉的情節。座上一年輕伙子說："The westerners will think we Chinese are uncivilized if they read this book."（「那些西方人讀了這書﹐會以為我們中國人是未開化的。」見英語原著282-283頁）說時滿臉通紅。賽珍珠說﹐他們在一席盛宴後提出此不情之請﹐令她為難。她只能向他們解釋說﹕《水滸傳》比莎士比亞更古老。那麼﹐要是英國人因為馬克白(Macbeth)中出現女巫而將之查禁﹐那是舉世文學多大的損失啊！

賽珍珠感嘆：「令我傷感的是﹐就在紐約這聚會上﹐我所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跟我在中國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是同一樣的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正在很認真的卻毫不知情的在破壞自己國家及其文化。可他們不會明白自己在做甚麼﹐因為他們不會聽你講的。我明白了﹐人只能學其所能學。」

《水滸傳》只是小說﹐而且是元末明初的古老小說（故事內容更古至12世紀初的北宋宣和年間）﹐身為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也如此思想僵化。但中國在現實生活中幾千年來以人肉為食的確史不絕書﹐許多吃法也比《水滸傳》裡寫的殘忍﹐看來﹐這又是中國人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事情。

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

香港家計會一項於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做的大型調查顯示﹐選擇生兩個小孩的受訪者數目，從1992年的59%下降至去年的50%，選擇只生一個的更從11%上升至26%。另外，家庭平均子女數目也從2002年的1.6名，再降至2007年的1.5名，與1972年的3.3名差距極大。

「有頭髮誰願做癩痢」呢？最重傳宗接代的中國人難道需要旁人勸導生育？但香港特首曾蔭權自2006年起一次又一次的催促香港夫婦要起碼生3個孩子﹐又說為此「恨到流口水」。可見﹐曾蔭權對香港的民情與民生的認知﹐極度白癡。現在香港貧富兩極﹐有錢的三妻四妾﹐四處留種﹐子女多到自己也無法辨認﹐無錢的連養活自己也艱難。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即使幸運有工可做﹐也只是月入數千（港元）﹐幾十萬人在職貧窮﹐而且「有開工時間，無收工時間」。生無可戀者﹐比比皆是﹐燒炭尋求大解脫者無日無之﹐以致香港的炭價居高不下。早前有人錯買環保炭﹐ 就差點尋死不遂﹐抱憾終生。

但曾蔭權由於月薪近40萬港元(稅後月薪起碼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再另加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又另加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7萬港元退休金﹐還有作為特首的每月花費上百萬港元的免費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過著帝皇級的生活﹐那有甚麼辦法可以想像一對月入數千到數萬港元或尚要供樓的夫婦的處境呢？這樣的貧賤夫妻﹐挾著尾巴上班的夫妻﹐即使有子女也不可能盡父職母職。這些人盡皆知的香港慘況﹐曾蔭權竟然一無所知﹐屢次呼籲已生不如死的香港市民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其厚顏無恥﹐令人驚歎！跟說「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比較﹐叫香港人「何不生三個」的曾蔭權卑劣萬倍﹐因為前者只是暴露無知令人氣憤﹐後者則會催生人命﹐塗炭生靈！

除了因為許多人自身難保沒有餘錢養好下一代﹐香港還有其他不宜生育的理由︰教育制度一蹋糊塗，健全全民退休金制度遙遙無期﹐有毒中國貨鋪天蓋地，工作時間最長﹐逾6成人每周工作6至7日﹐3成父母陪子女每天不足1小時﹐嬰兒睡眠素質全球最差﹐初生嬰兒八成水銀超標（也很可能兩成血鉛超標）﹐ 空氣質素惡劣﹐在看不見盡頭的未來依然聽命於由土包流氓治國的中國政府以致香港政制普選無期……在這腥風血雨之下﹐你有能力保住子女不受傷害麼？怪不得「香港之光」、香港首面奧運會獎牌兼首面金牌得主李麗珊說：「養大一個小朋友要四百萬（港元）！」香港一些公眾人物常說的「要勤力工作賺奶粉錢」中的「奶粉錢」更通常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千萬甚至更多！但即使錢也只能解決部份問題。所以﹐只要我們還有一絲血性﹐也應讓中國人的苦難在自己身上就到此為止﹐不應禍延後代﹐把更多的生靈帶來香港受苦﹐逼他們再走一次自己走過的血淚之路。

來生不做中國牛

我由於關注中國產品安全的問題﹐幾年來留意到中國大陸流行把豬牛(甚至其他動物如狗、羊)作宰前注水以增加肉中含水量瘋狂斂財的做法﹐過去看到照片（圖1﹐圖2﹐圖3）﹐已經非常震撼。現在終於看到有關活牛注水過程的影片（影片1﹐影片2﹐影片3﹐影片4﹐極度殘忍﹐膽小者勿看）﹐對問題了解更深。這些暴行很能夠說明中國人已經病態到怎樣的地步﹐蠢到怎樣的地步（詳見拙文〈為甚麼中國人那樣蠢〉﹐收錄於《來生不做中國人》）。這些暴行令動物痛苦無比﹐也會破壞牛肉的質地和味道﹐若用廉價髒水更令牛肉受感染﹐而且非常浪費用水(中國是缺水大國)。這樣其實是沒有贏家的暴行﹐卻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去做﹐也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繼續買來吃。那還不是腦袋有病﹖按理是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中國作家也不仗義執言﹐為有口難言的豬牛講幾句話﹐不也同樣是腦袋有病﹖賣牛肉的為了多得幾個錢﹐徹底無所不為！這跟中國所有問題食品性質一樣。說來也許令大家覺得有點難聽﹐我對這些受中國人虐待的豬牛的同情幾乎比對受中國人虐待的中國人的同情更大﹐原因是本身有被虐待狂、熱情擁護施虐者的中國人我已見過無數﹐但有被虐待狂的豬牛我倒未曾見過。看這些豬牛被注水時如何掙扎﹐就知道牠們是沒有被虐待狂的﹐所以非常無辜。牠們也沒有虐待狂﹐會向同類或其他動物注水。牠們已經要獻出自己的肉了﹐人本已要感恩。這樣下去﹐就不僅是「來生不做中國人」﹐倘中國豬牛能言﹐必大呼「來生不做中國牛」﹐「來生不做中國豬」﹐那些被賣到外國屠宰的中國豬牛多幸福啊！那些中國豬牛多麼渴望可以賄賂中國官員讓自己被賣到國外屠宰啊！連佐治奧維爾的《動物農莊》也相形失色啊！說到這裡﹐必有中國人跳出來說﹕美國雞農也有虐待肉雞呀！所以﹐臭蟲不是中國獨有呀！於是﹐繼續甚麼也不用做。天下無事﹐中國繼續崛起。

中國親子關係病態痴纏

中國人父母跟歐美洋人父母的育兒方法極不同。洋人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就盡量獨立﹐與父母分開住﹐為自己的財政負責﹐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追求自己的夢想。但中國人的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也盡量不要獨立﹐無論在財政上、思想上和個人行動上﹐中國父母不是希望子女像自己(故「不肖」就等同不孝)﹐就是希望子女按著父母的特定意願如何不像自己(比如自己英語不好﹐就不惜代價要子女英語好)﹐父母總想跟子女永遠保留著糾纏不清、互相倚賴﹐最好是長尊幼卑的關係。在西方﹐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沒有中國式親子關係那樣痴纏﹐那是因為幾個重要原因。一是在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中﹐父母只是上帝和子女之間的橋樑。人的終極父親是天父﹐而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但中國人則多視父母為自己肉身甚至靈魂的終極來源﹐而傳統的父母更因而視子女為自己的財產﹐可支配終生﹐生殺予奪。洋人由於有天父作為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緩衝﹐所以兩代之間的關係﹐沒有中國人那樣的極端糾纏﹐也不會對父母(或子女)的死亡感到那樣「傷心欲絕」﹐較能以平常心看待。第二個原因是﹐也多少因為中國人視父母為自己的終極來源﹐中國的儒家把「孝」推為人生最高目標之一﹐這個「孝」字就像漿糊那樣把親子關係胡裡胡塗的漿住﹐這現象在西方並不明顯。第三大原因是﹐中國社會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義」（要不就像中共那樣企圖消滅家庭﹐過猶不及）﹐政府任由民眾天生天養﹐自生自滅﹐社會也長期極端貧富懸殊﹐民間也沒有組織像西方教會那樣較有系統的有效的協力教化或救濟民眾﹐因此絕大多數中國父母要含辛茹苦才能把子女養大成人﹐加上中國父母在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恐嚇下﹐往往為了求子而完全不自量力的亂生濫生﹐結果令養育子女成人的任務更苦更艱巨﹐這種含辛茹苦的養育很容易令子女感到對父母恩重如山﹐非要報恩不可﹐又或「父母在不遠遊」﹐迷信「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儘管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中國社會徹底貧富兩極﹐以及領導階層的優裕生活令其完全無法想像一般平民的困苦﹐絕大部分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向對自己恩重如山的父母報恩﹐多是彼此牛衣對泣﹐糊糊塗塗帶著無限內疚遺憾好死不如爛活一生就算﹐又或哀歎「子欲養兒親不在」﹐在父母墳前「無處話淒涼」。中國人這些歪路走了兩千年﹐將中國一步步推向絕境﹐還是樂此不疲﹐完全看不到問題所在﹐你說可以怎麼辦﹖

好日子何日再來

今天才發現附近開了一個舊物中心﹐讓人把不需要的用品拿到那裡﹐讓有需要的人免費拿走﹐全部自助。我覺得如入寶山﹐實心木7呎高書架、實心松木門、木桌、木椅或真皮椅、木床連乾淨墊褥、名牌瓷杯和瓷器食具、真皮大梳化、還有幾千本書等等等等。最令我開心的是﹐這裡的舊物絕大部分都是在貿易全球化前﹐也就是在印尼、越南、印度、孟加拉、土耳其、泰國等次貨國家成為大出口國之前﹐特別是在劣貨大國中國崛起之前﹐貨真價實的在挪威這裡﹐或在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生產的。現在﹐每當看到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 made in England, made in Denmark ﹐而不是made in India, made in Vietnam, made in Indonesia﹐特別不是made in China﹐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事。這些多產自歐洲先進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產品﹐現在有錢也不容易買到﹐卻竟然免費。不過﹐這10年來的所謂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許多是在中國加工或使用中國受污染原料的﹐即使是名牌﹐也不再是保證。可惜﹐這幾年來我需要的家俱大都買了﹐只能在這舊物中心挑些精美小瓷具和書本。我對我的丹麥朋友說﹐這樣的舊物中心不僅環保﹐而且人人可免費取用歐洲本土優質貨﹐真是好得匪夷所思﹐彩雲易散琉璃脆﹐我怕會 too good to last﹐他說不會﹐因為在丹麥這樣的免費舊物中心已盛行有年﹐只是在挪威較少見。這裡的舊物都集中到救世軍那裡。看著那幾十扇實心松木門﹐也不過是用了十多年的模樣（其實可起碼用上百年的）﹐朋友說應是內部大裝修改裝新門才丟棄﹐也就是說﹐取代這些舊門的大有可能是在印尼、越南、印度或中國製造或加工﹐外觀漆光璀璨﹐卻含有超標甲醛或其他污染物的簇新木門甚至空心門﹐就如丟棄一個略舊但可用的瑞典水龍頭﹐裝上一個新的中國製水龍頭那樣！那豈不是付費做傻瓜﹐說到這裡﹐我們忍不住相顧大笑。我常說﹐這裡的房子若沒有10年屋齡簡直是半垃圾﹐新屋所用建材大量來自高污染或次貨國家特別是中國﹐就像我在香港麥當勞道那些所謂豪宅見識過的惡俗簇新建材那樣﹐你看過這裡新屋舊屋就知心痛﹐感到美好傳統正被魔鬼以貿易全球化之名敗退。我這丹麥朋友沉痛慨歎已無所逃於粗劣毒中國貨﹐生存的素質也降低了。我們初步結論﹐歐洲的最美好日子﹐看來在10年前﹐也就是在中國劣貨泛濫歐洲前夕終結了﹐那樣的好日子不知何日再來。在這天重臨之前﹐不要隨便貪新厭舊。

中國有毒水龍頭謀財害命

真是「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我只能做到監控中文、英語和部份挪威傳媒的資訊﹐資訊泛濫﹐其他語言的媒體實在兼顧不暇。我的丹麥好友知道我是研究中國劣貨的﹐又向我報告了一宗他從丹麥傳媒看到的關於中國害人產品的報導。丹麥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叫 Operation X﹐主持人Morten Spiegelhauer專門追蹤揭發一些非法活動。去年主持人看到丹麥市面上越來越多水龍頭來自中國﹐於是飛去中國﹐去到那些向丹麥進口商供應水龍頭的工廠﹐假扮成丹麥買家﹐看看那些中國人是怎樣生產這些水龍頭的﹐結果赫然發現這些水龍頭是用舊摩打零件或骯髒齒輪等廢物料拼湊冶煉而成。他返回丹麥後﹐就去商店採購8種中國製造、售價從50丹麥克朗到590丹麥克朗的水龍頭拿去做測試﹐結果發現當中6種不是含鉛量超標﹐就是含鎳量(nickel)超標。鉛會令人變蠢、傷腎、不育﹐鎳會致癌。當中有的超標達6倍。更加恐怖的是﹐即使當中售價最高的一款（590丹麥克朗﹐即770港元）也有問題﹐其含鎳量超標反而最多﹐另一款售價420丹麥克朗的也鉛超標。這報導令丹麥民眾大驚﹐政府也受到極大壓力。丹麥進口商應該不知道﹐據中國國內就建材所作抽樣調查﹐中國建材一般起碼有5成不合格。中國目前生產水龍頭的企業過千﹐但獲得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SF）認證的品牌只有幾家。但中國現在每年出口的水龍頭總值達幾億美元﹐那單單通過中國水龍頭一項而造成的食水污染﹐已令外國使用者遭受無法估量的殘害﹐若把所有受污染中國產品算在一起﹐外國人因中國崛起而受的身體摧殘﹐更是極度駭人。我的丹麥朋友就問我﹐為甚麼中國人會賣這樣的害人產品﹖我就把一些中國活牛活豬宰前強制性注水的圖片給他看看（圖1﹐圖2﹐圖3）﹐先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去除對中國人的幻想﹐然後我說﹕這些中國人已經道德破產、靈魂真空了﹐這樣的人還有甚麼做不出來的？我隨即去檢查我家的水龍頭是否來自中國的﹐幸好不是。

香港比小說更離奇

在香港﹐由風水師陳振聰（1959-）引發的龔如心千億(港元)遺產爭奪案﹐其波詭雲譎﹐千態萬狀﹐豈是一般奇情小說可比。看在我的眼裡﹐這不過是「中國人生活艱難下、加上道德水平較低的情況的不擇手段謀生術而已。」（見〈中國好講命理反趨衰落〉﹐收錄於《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我討厭以風水命理謀生的人﹐但也不是說我會對龔如心（1937-2007）一旦千億家產落在風水師之手﹐感到惋惜﹐因為這些暴發戶的家財﹐特別是傳統華人社會的﹐多的是多行不義﹐厚黑到家所積聚而來。現在﹐陳振聰為了讓人相信龔如心確是真心把這千億家財獨留給他的﹐被迫自揭自己過去15年來一直與龔如心有不倫之戀﹐關係親密﹐時有 midnight meetings（夜半私會）﹐雙方關係是 long-lasting, close and indeed affectionate love affairs（豈是朝朝暮暮﹐而是心心相印、纏綿不已之戀）﹐案情之胡鬧性與娛樂性已呈幾何級數遞增。也不要忘記﹐陳振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家裡除老婆外﹐還有3個孩子。唯死無對證﹐何能證明陳龔戀確是海枯石爛﹐情比金堅﹐是雙戀而不是單戀呢﹖那麼﹐為了爭得這千億遺產﹐是否陳振聰的太太也要挺身而出﹐頂證丈夫確因深愛龔如心而冷落自己並列出自己不如龔可愛的十大理由﹖當年龔如心爭產時拿出一張據稱是丈夫王德輝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 （一生只愛一人）的遺囑﹐是否陳振聰也要尋出一張據稱是龔如心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的遺囑來﹖當年一個 34 歲盛年漢幾經刻意囑托友人舖橋搭路才搭上一個 58 歲的婦女﹐即不能自己﹐萌生愛意﹐並歷久不衰﹐真的與「跪地戲豬乸」無一絲關係﹖萊溫斯基為了證明克林頓確與自己有染﹐而公開了那件沾有克林頓總統精液的藍色洋裝，迫得總統就範。那陳振聰是否也起碼要展示一條沾有自己精液的龔如心內褲或之類物件﹐並像萊溫斯基那樣﹐說是「原想把它留作紀念」呢﹖但要是這爭產案曠日持久﹐糾纏經年﹐而龔如心的公司終於在全球經濟衰退兼官司干擾下變成負債纍纍﹐僅餘空殼﹐堪比雞肋﹐那時陳振聰是否又要找個理由推辭這筆負遺產﹐免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印度聖雄甘地說 "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s need, but not every man's greed."（「地球可滿足人之所需﹐唯難滿足人之所貪。」）緊記此語﹐即可神與形俱﹐克享天年﹐免成笑料。

為甚麼中國人要離開中國才能成功

許多中國人到外國發展後很成功﹐甚至有的比當地人還成功﹐於是許多中國人就結論說﹐中國人是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的。但要是中國人真的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那為甚麼卻把自己國家搞成人間地獄呢﹖這無數中國人總是看不到﹐中國人去到外國就突然變得那樣優秀﹐是因為那些國家已經有現成的很好的制度﹐中國人在這種優良制度下﹐再配合中國人舉世無雙的吃苦耐勞和人為財死的精神﹐成功是沒有甚麼稀奇的。中國人有的只是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卻沒有能力發展出良好制度﹐讓這種吃苦精神得以善用。其實﹐中國人將勤補拙式的吃大苦精神也是不應鼓勵的﹐因為這會損害身體﹐並會荒廢人生中在學業或事業以外的重要活動。一個民族長期無法建立良好制度﹐要國民遠走他鄉才能享用良好制度才可人盡其才﹐要離開中國才可得諾貝爾獎（除了可能要靠坐牢才可奪得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民族怎樣也不可以說特別優秀吧。這個道理﹐跟中國人要殖民者把良好制度帶來中土﹐才能國泰民安是一樣的。這些良好制度﹐中國沒有能力發明﹐但也無須自己發明﹐只要照那些文明國家依樣畫葫就行。就如甚麼紙張、印刷術、指南針﹐那些外國人也無須自己發明的﹐只要肯輸入並善用就夠了。從所謂中國四大發明的發展可以看到﹐能發明遠不如能善用重要。中國教科書總是說﹕中國地大物博﹐一切自給自足，不假外求……。這個說法誤盡蒼生。中國長期在良好制度上交白卷﹐就制度而言中國是非常匱乏的社會﹐那能稱得上是自給自足呢？它沒有資格不假外求﹐而是必須假外求﹐必須從外國輸入良好制度﹐以補中國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