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精於發揮制度的壞處

1905年﹐挪威終於在被丹麥統治了四百多年（1380–1814）﹐再被瑞典統治了90年後（1815–1905）﹐爭取到獨立。那時﹐挪威已經被外國皇帝統治了五百年﹐加上挪威皇室男嗣早於14世紀已絕﹐皇室已經名存實亡。就在這個時候﹐挪威人決心要重建他們失落了幾百年的君主制。

在遠方的中國﹐也在差不多這個時候有人在議論要保留君主制還是走向共和﹐結果是廢棄沿用了幾千年的君主制﹐改行共和。雖然這個中國式共和一直都是有名無實﹐但君主制已被廢﹐應無大異議。（那些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是變種皇帝的人﹐就未必同意）

為甚麼比中國人遠為自由和民智高的挪威人會選擇保留君主制﹐而中國人則選取廢棄君主制？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挪威過去的君主絕大部分都是行為相當正常的﹐大都真心真意愛民如子﹐按歐洲人標準而言的暴君是極罕見﹐若以中國人的標準﹐簡直是一個暴君也沒有﹐所以君主制給挪威人的印象並不壞。即使是那些外國人皇帝﹐雖不及挪威人皇帝好﹐但也絕沒有中國皇帝那樣可隨便將平民「賜死」、剝皮、腰斬或誅九族的﹐這些事件幾百年也不會發生一次﹐因為這裡的人不是奴隸。

但在中國﹐中國皇帝暴虐無道無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印象﹐令絕大部分中國人把帝制跟暴政劃上等號﹐這令他們寧願投向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甚至可能沒有能力實踐的共和政體。

本身是鄭孝胥叔叔的鄭世恭（Sih-gung Cheng）曾留學於英國﹐並曾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於1919年出版了一本英文書叫 Modern China： a political study﹐ 他在書裡說﹐他從自己在英倫的親身觀察看到﹐君主制未必就等於暴政。溥儀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 在其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裡就說﹐鄭世恭這個發現﹐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尤其是那些從未出過洋或其個人知識只限於美國的人所沒有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不知道世界上也有一些君主制國家並非像中國那樣厲行暴政﹐而且相當自由的。

由於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年犯下極多大錯﹐導致君主制在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令中國人對君主制產生極大恐懼﹐令他們在最後決定是否廢棄此制時﹐未必能作較知情和持平的深思﹐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樣﹐也因為中國人素質極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也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以致除非是統治集團﹐一般中國人領教過後都談虎色變﹐以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都必如中國的那樣恐怖。這類受過中國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折磨的人﹐只要一有機會脫離魔掌﹐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或所謂極右派。不僅是君主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在中國都一概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甚至連中國人獨家發明的儒家思想﹐若跟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比較﹐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看來即使不是最劣的﹐也是最劣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