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癱瘓比崩潰更可怖

過去十年﹐不斷有人討論中國經濟會否崩潰。但中國似乎並沒有崩潰﹐看來也不似銀行明天就會擠提（兌）。現在越來越多人轉而研究：何以中國經濟有這麼多的嚴重問題，卻仍不崩潰？同樣的情況若發生在歐美地方﹐不僅經濟早就崩潰﹐政府也早已被選舉或革命所置換。

費孝通半個世紀多前就說過﹐中國這樣的社會只會慢性癱瘓而不會崩潰的﹐這個看法也值得深思。

中國社會或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而只會慢性癱瘓﹐是有幾方面原因的。其中一個是中國人會為了追求表面和諧﹑表面天下太平而使狠招。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政府應付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做法。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因為為了不讓全人類看到香港沒有了英國人就垮台﹐所以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香港政府的財庫﹐把香港大眾推落萬丈深淵。結果﹐在亞洲那些不計較面子﹐願意犧牲政府儲備以令民眾受創較小的國家都復蘇得較快﹐香港則因政府保官棄民﹐為了保住政府財政不崩潰的門面而讓民眾主力承受金融風暴﹐而令香港成為復蘇最慢的地方。

中國政府也同樣會為了面子﹐不讓全人類看扁中國﹐看到中國經濟崩潰﹐而以極端的行政手段把經濟壓力盡量轉嫁到佔中國大多數人口的中國農民身上。也無須太擔心中國農民活不下去﹐因為他們必要時自然會懂得「易子而食」或「人相食」。

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可用行政手段阻止崩潰的病癥顯露出來。譬如目前中國的銀行已嚴重資不抵債﹐但由於都是國營﹐對外帳目也不清﹐中國政府可以用許多非正規手段使之苟延殘喘。如果每一個存戶都去銀行提款﹐中國銀行體系根本無法兌現﹐但中國政府可用許多骯髒的手段令存戶難以大量集體提款﹐如甚麼「限制取款」、「限制現提」，「在銀行營業網點一次性提取5萬元人民幣以上，須提前一天預約。」等等﹐並且有大量讓人膽喪的黑牢恭候「造謠者」。這些情況若發生在歐美的自由國家﹐已經促成經濟崩潰。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崩潰。

當然﹐即使中國經濟真的崩潰了﹐中國政府為了面子﹐也不會承認是崩潰﹐就如不承認曾發生大饑荒﹐只是說有「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特別）困難時期」。

寧願組織不斷腐爛下去而不容許組織崩潰﹐對組織未必是好事。經濟崩潰的積極功能是﹐讓政府儘快面對現實。如俄羅斯於1990年代經濟崩潰﹐事後也會慢慢復元過來﹐不會是世界末日。冰島現在雖然經濟崩潰﹐但這只是冰島過去一千年在極艱難自然環境中驕人發展中的一個小挫折﹐其民眾的生活福祉依然比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人不知高出多少。不要說冰島﹐即使是俄羅斯﹐即使在1990年代經濟崩潰時﹐其民眾即使生活悲慘﹐也依然遠不及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農民悲慘。

可以說﹐崩潰、破產、離婚等「拉倒性概念」都不是著重表面和諧的中國文化所固有的﹐這些都是外來觀念。中國固有的觀念是死拖活拉、是藕斷絲連、是外強中乾、是好死不如爛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中國收回香港是「不可能的任務」

很久很久以前﹐由於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外籍(通常是英國籍)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都較香港華人公務員為高﹐但後來隨著這世界越來越「文明」﹐並經香港一些本地公務員組織如華員會的爭取﹐香港終於做到華洋公務員同工同酬。不是把洋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下調到華人公務員的水平﹐而是把華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跟洋人看齊。原本華人公務員的待遇跟香港大眾比較已算不錯﹐在「同工同酬」下跟洋人看齊後﹐進一步拋離香港大眾的薪酬水平。這種下了香港公務員薪酬過高﹐令政府開支中高達七成用於政府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福利開支的禍根。

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我覺得不無其道理。因為就文化水平而言﹐英國遠在中國之上﹐英國人幫助中國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絕對沒有能力建立的良好制度﹐英國人功不可沒。要不是殖民地之便﹐香港必要付出大筆顧問費用﹐才可能請到英國人來指導香港人建立這些良好制度。此外﹐英國人佔領了香港﹐讓香港避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也同時接收了無數被中國迫害的難民﹐那就已經功德無量﹐值得為他們造廟立碑了。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的另一個合理原因是﹐由於香港華人生活習慣極其骯髒﹐以及英國人水土不服﹐許多在十九世紀從英國來管治香港的殖民地者隨時會因瘟疫或熱帶疾病客死異鄉﹐職業風險甚大。

華人公務員以同工同酬為名﹐爭取到洋人一樣的待遇﹐這是混水摸魚﹐這等於加入了英籍公務員「依法掠奪」香港人的行列﹐其實就是「分贓政治」。但如上述﹐英籍公務員由於的確對改造香港有功﹐即使「依法掠奪」也並非毫無道理﹐但本身只是學徒的華人公務員﹐人搶我搶﹐難以服眾。

但「依法掠奪」始終是用於殖民地的權宜之計﹐斷不可行之永遠﹐應一有機會就撥亂反正。香港回歸原本是把錯誤的公務員薪酬制度糾正的大好機會﹐譬如要起碼把特首和局長等高級官員的薪酬減去三分之二。但由於香港回歸後不是走向全面普選議會政治﹐而是被交回完全沒有民眾認受性的而且是厲行獨裁殘暴共產統治的中國。這令中國不敢﹐也沒有管治上的能力和識見﹐在香港施政上有任何大變﹐不但沒有大變﹐而且要籠絡收買各方有影響力的團體﹐以擁護極具爭議的中國收回香港﹐當中被重點收買的就是香港公務員。為了收買香港的公務員﹐中國政府在《基本法》中寫下了這樣荒謬絕倫的條文：「（公務員的）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基本法》第一百條）﹐「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當年爭取同工同酬的華員會終於得以繼續「依法掠奪」香港人﹐在香港回歸一事上成為中國政府的應聲附庸﹐繼續背棄民主公義。

由此可見﹐一個在新聞自由排名167 的聲譽掃地的獨裁國家是不可能管治一個新聞自由排名51的自由地方的。不可能﹐不僅是因為未達水平不夠班﹐也因為「其身不正」而不夠膽。即使收回香港了﹐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只能聽任它爛下去。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訂得較高

耶穌在死前遭受侮辱戲弄﹐又被士兵用鞭抽打﹐打至皮開肉綻﹐然後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屢跌屢起﹐一瘸一拐的走到各各他山之頂﹐雙手被拉開被釘上橫杆各一端。今天醫學人員說﹐雙手正中神經被釘所引起的痛楚﹐勝過萬箭穿心﹐連嗎啡也難以制止。這樣被釘十字架的人﹐不會馬上死﹐而是會煎熬幾個小時到幾天直至痛死或失血過多才會死。據說﹐耶穌在釘十字架後6個小時後才死亡。

我發現似乎洋人跟中國人對耶穌之死有不同反應。洋人一般會覺得耶穌死得極慘﹐非常同情。但許多中國人似乎沒有像一般洋人那樣容易對耶穌死前所受酷刑受到感動。也就是說﹐對於耶穌受難的悲慘程度﹐洋人跟中國人似有不同評級。

的確﹐耶穌所受的酷刑不容易令一般中國人感到震撼。由於中國人自力開發的酷刑如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等等﹐或一些無以名之的酷刑﹐已臻於酷刑之化境﹐而且即使到晚清還有人被凌遲﹐一般中國人對於皮肉之苦早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真的﹐要是有人想以受難來感動中國人﹐起碼也得受凌遲才有成功機會。我甚至看過若干晚清當眾凌遲的照片﹐那些圍觀者也看不出怎樣感動﹐不是面容痲木﹐就是頗興緻勃勃﹐是看熱鬧而來居多。

加上許多中國人本已感到生不如死﹐單單「活著」本身就是極大酷刑﹐天天都在受難。所以﹐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肯定比一般洋人訂得較高。至於耶穌死前所受的羞辱﹐對於從羞辱中成長在羞辱度過一生的中國人更不算甚麼。

就如無數法輪功信眾被施酷刑至不似人形﹐也許他們當中隨便一個所受之苦都不下於耶穌﹐但許多中國人看了不為所動﹐或覺得他們死有餘辜連看也不想看。又如﹐儘管中國有全世界最恐怖的監獄﹐但魏京生或其他民運人士在中國坐了十多二十年的黑牢﹐一般中國人也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特高對耶教在中國宣揚所起的阻力﹐不容低估。

挪威暴君在中國算是老幾

我讀一下挪威過去一千年的帝皇史﹐發現他們絕大部分的皇帝都是相當正常的﹐絕沒有中國那樣變態皇帝成群﹐暴君如林的情況。但挪威皇帝中也有的被史家稱為暴君（tyrant）的。譬如被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取而代之的賀孔（Håkon Sigurdsson 935-995）就是。賀孔於公元970年到995年間統治挪威。他何以落得「暴君」的惡名﹐遺臭萬年呢？他頗好勇鬥狠﹐史家也似乎對他激烈反基督頗有微言。他特別引起眾怒的是被指荒淫﹐他慣於公然虜人愛女或妻子﹐據為己有幾個星期才放人。

那我就把他跟中國的暴君比較一下﹐如商紂、夏桀、秦始皇、秦二世胡亥、南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隋煬帝楊廣、五代時期南漢中宗劉晟，明朝以朱元璋為首的十七個暴君﹐還有毛澤東等等。賀孔跟他們比﹐那有資格叫暴君！？中國的暴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已成例行公事﹐個個殺人如拾草芥﹐也隨時可將人施以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滅三族、誅九族等等。被皇帝逼迫自殺﹐是許多人求之而不得的福份﹐所以叫「賜死」﹐因為相對於無數酷刑和處死方法﹐這已是較為舒服和較有尊嚴的死法。所以魯迅才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1933年）。至於賀孔公然把他人女兒或妻子據為己有﹐狎玩幾個星期後放人這個做法﹐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真的沒有聽過有中國皇帝只會他人女兒或妻子佔有幾個星期﹐然後放人那樣仁慈的。賀孔若在中國﹐簡直就是仁君了。但按挪威或維京人的文明水平﹐他就是暴君。那麼﹐中國與挪威兩個文明之高低相差有多遠﹐大家已心中有數吧！

由此可見﹐在比較國國之異同時﹐很容易出現一個災難性的謬誤。譬如甲國人說：「我國的暴君可恨啊！」乙國人就答說：「我國也有暴君啊！也可恨啊！」然後甲國人就說：「天下烏鴉一樣黑啊！」

又如香港人說：「香港有窮人啊！」挪威人說：「挪威也有窮人啊！」然後彼此就齊聲悲歎：「真是甚麼地方也有窮人啊！」挪威人那裡知道香港的窮人會住在籠屋、床位、天橋底、「板間房」裡面呢？而香港人又那裡知道挪威一般工人的生活素質﹐往往比香港的一般所謂中產階級如醫生、律師還好。

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兩皆賤貨

香港特首曾蔭權月薪近40萬港元﹐其稅後月薪竟然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若加上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則這差距擴展至約8倍﹐若再加上曾蔭權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無須繳稅的7萬港元退休金﹐這差距再擴展至約10 倍﹐要是把特首的每月獲贈的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估計上百萬港元的花費計算在內﹐則這差距起碼達30倍以上。但論富裕﹐香港遠不及挪威﹐香港的管治成績也遠不及挪威﹐管治挪威的工作也絕不比管治香港的工作少﹐挪威面積是香港的300倍。同樣﹐香港局長或高級官員的月薪也是挪威部長的幾倍﹐但其表現同樣只及挪威部長的幾分之一。那麼香港統治集團憑甚麼這樣依法掠奪？為甚麼號稱最愛國愛港而且多屬基督徒的香港管治班子不能像挪威管治班子那樣少拿一點而且反而表現更好？

香港由於統治集團依法掠奪﹐導致大量人口被依法壓榨﹐不是失業就是在職貧窮﹐也導致沒有資源推行學校的小班教學﹐沒有資源縮短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沒有資源延長婦女的產假﹐沒有資源改善一下老人和其他弱勢社群的福利﹐並因而要向最低層的勞動者如菲傭抽外傭稅來補貼政府開支。香港統治集團由於本身已通過為官成為富人﹐加上深受中國文化的荼毒﹐非常抗拒改革稅制﹐以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其實﹐香港特首或高官每天工資近一萬港元﹐除非是生活糜爛到極點（但特首不也是基督徒麼）﹐否則那裡需要那麼多的錢呢？香港特首即使拿挪威總理那樣的工資﹐即稅後有約四到五萬港元﹐也已經是許多香港清潔工月薪的10倍﹐在香港已經可以過很安穩的生活﹐何況做特首的一切生活起居開支皆屬免費（挪威總理只享有當中的一小部份類似福利）。

要是香港一般民眾也有挪威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那我對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也沒有那麼反感﹐但現在是﹐香港一般平民的生活幾乎連挪威的牲畜也不如﹐但香港特首和高官的待遇則連挪威奧斯陸王宮也相形失色。這就是問題所在。按理是愛民如子的統治者﹐沒有理由可以接受其治下無數臣民（甚至是常被中國人吹噓的甚麼「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月薪比自己的日薪還少﹐可以看到他們日做十多小時而僅足以糊口﹐而自己卻縱慾無度﹐而可以心安理得﹐而且佔了便宜還要賣乖﹐不斷叫這些垂死掙扎的賤民至少要生三個孩子！！又稱「目前最重要是靈性的修為」，以「更了解市民的需要」。

看到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就有人表揚中國領導人說﹐國家總理也只是月薪四千人民幣啊！很體察民情啊！但四千元已是中國一般工人月薪的四、五倍﹐以中國工資水平論絕對不低﹐而挪威總理跟挪威一般工人的稅後月薪相差只是一到兩倍左右。其次﹐中國領導人享有幾乎無所不包的驚人福利。但最滋味的還是﹐中國領導人乃奉行「假低薪真官倒」﹐自己出面打工卻由子女、配偶或親戚各佔要職﹐所得回報起碼以億為起算單位。總之﹐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一個明搶，一個暗偷，兩皆賤貨。

假如北歐的滿天神佛拖到今天

印度人喜歡用蕉葉而不是盤子（即碟）來吃飯﹐有人表揚印度人這樣做很環保﹐但其實環保並非他們的原意。他們堅持用蕉葉的一大原因﹐是解決他們對口水的極度恐慌。按照印度教非常嚴格的等級制度(Caste)﹐印度人分成幾個從婆羅門到賤民等幾個階級﹐階級之間永世不得逾越。在這個背景底下﹐印度人覺得低等級者的口水是很髒的﹐必須確保高等級者不會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也出於同樣原因﹐印度人不喜歡吹奏樂器。凡被口水沾過或吃過的食物叫做Jutha﹐低等級者可以吃高等級者的Jutha﹐但高等級者不可以吃低等級者的Jutha。由於視口水﹐特別是低等級者的口水為極度恐怖的穢物﹐印度教徒吃東西很少用盤子﹐因為他們認為盤子一旦用過﹐上面的口水無論怎樣洗也是洗不乾淨的﹐因此有時要把用完的瓷器食具砸爛丟棄以防再用。把一個曾被他人用過的盤子盛食物給一個婆羅門(也就是等級制中最高級的掌握神權的祭司貴族)﹐是極大羞辱﹐可治重罪。於是﹐為了確保高等級者不可能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印度人儘量不採用會有機會觸及口水並會翻用的食具。那樣﹐用完即棄的食具就最穩當了﹐這是他們愛用蕉葉盛載食物的主要原因﹐而他們堅持用手指吃東西﹐我相信也主要是為了避免食具翻用﹐傳遞口水。

究竟使用大量用完即棄的蕉葉或其他植物的葉以代替可以翻用的盤子﹐是否更為環保﹐我也不敢肯定。但此舉背後的等級制度肯定是令人噁心的。印度這樣的等級制不可能為現代文明理念所容。但這是他們的固有文化﹐被壓迫者當中也大不乏擁護這不公平制度的人﹐情況跟中國的奴才多熱烈擁護奴隸主那樣相似。這是許多古老文明常見的通病﹐文明發展越早﹐而當中又沒有經歷重大改革或革命﹐一旦拖到現代就很容易出問題。試問一個民族的祖先怎可能在幾千年前就給後代詳細訂下一切所需的文物制度呢？印度教比耶教（Christianity）早1500年﹐卻沒有像耶教那樣不斷大變﹐甚至革命。

北歐國家在1000年前基督化之前﹐原來也有許多以神話傳說為本的滿天神佛。這些滿天神佛若拖到今天﹐也可能會成為類似印度教下的等級制度或中國的陰陽五行風水命理那樣的古靈精怪傳統﹐阻礙國家的現代化﹐甚至明顯違反現代文明的人權標準。

挪威人何以由大賊做起紳士來

挪威人﹐或者說﹐維京人﹐在1000年前是著名的大賊﹐他們體魄強健、智勇雙全﹐有卓越的航海技術﹐他們搶掠英格蘭和西歐各國﹐所向披靡。但一個叫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的維京大賊於公元984年搶掠意大利西西里島一帶時﹐遇上一個隱士﹐從此皈依天主﹐成為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搖身一變為狂熱的傳教士。奧拉夫於公元995年-1000年統治挪威時﹐強迫挪威人由原來的初民泛神信仰改信天主﹐所以挪威的基督化過程很快﹐花了10多年就完成。由於基督信仰跟搶掠起了極大衝突﹐挪威人不得不慢慢減少搶掠﹐最初是不再搶掠基督國家如英格蘭﹐後來覺得這跟基督信仰仍有衝突﹐所以繼而停止所有搶掠﹐由風光大賊做起窮紳士來。挪威由於全國土地只有百分之三是可耕地﹐半年冰封﹐謀生相當艱難﹐這是民眾鋌而走險做海盜的重要原因。雖然奧拉夫當年迫人信教頗引起爭議﹐但他以果斷的手法為挪威人奠定了可長可久的信仰基礎﹐今天是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的故事﹐值得深思﹐對中國人很有啟發意義。

中國欺詐循環鏈是這樣運作的

那些活牛注水商說﹐把一頭牛在宰前宰後往肉裡注滿水﹐就可以每頭牛多賺兩百到五百塊錢﹐而且可以每斤平賣幾塊錢﹐加強競爭力﹐又說﹐人人都這樣做﹐自己不做﹐就是傻瓜﹐反正注水不注水﹐會有幾個客人是內行可看得出來呢？他的運牛車沒油了﹐就會到附近那汽油站加油﹐但最近他發現新買的運牛車有點歇斯底里﹐他不知道這是因為他買的90號汽油是油站老闆按7比3將85號汽油和97號汽油混合「克隆」出來的﹐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假汽油﹐油站老闆靠這「克隆」90號汽油每月多賺萬元。活牛注水商也每天必去那街角的火鍋店吃火鍋的﹐他知道天下間的牛肉都是注水的﹐所以一定不吃牛肉﹐他相信這就萬無一失了﹐他不知道那些水發魷魚和牛柏葉都是用福爾馬林（formalin）泡浸的﹐還有湯底是用罌粟殼熬的﹐所以每天不去那店吃一回就連給牛注水的心情也沒有。活牛注水商吃過罌粟殼火鍋﹐就飽暖思淫慾﹐總愛去光顧一下小姐﹐但最近少去了﹐因為他那話兒生了一些肉芽﹐他不知道他一直愛用的避孕套是假的﹐感染了性病﹐聽說那假避孕套還是人大代表生產的哩。禍不單行﹐最近附近一工廠因拖欠工人工資兩年﹐爆發了小型騷亂﹐活牛注水商有著中國人的看熱鬧天性﹐駐足而觀﹐結果被防暴警察的催淚彈打死了﹐他不知道中國廠商為了省錢﹐製造催淚彈時會使用通常用於製造炸藥用的RDX物質﹐這是假催淚彈。

以上的情節是按中國的新聞設計而成的。基本上﹐整個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運作：互相欺詐﹐互佔便宜﹐人人都以為佔了他人便宜﹐其實被人所佔的便宜更多。無商不奸﹐無貨不假。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這樣的社會﹐會有前景可言嗎？不知何故﹐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

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中國事

許多我識或不識的人說﹐我即使批評中國也只應讓中國人知道好了﹐不應當著外國人面前批評中國人﹐不應讓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不足之處。這種「家醜不可外揚」的想法在中國人裡面非常普遍。但我認為家醜外揚是天大好事﹐因為這讓外面世界知道中國的毛病﹐可有助於集思廣益﹐解決中國的難題﹐其實許多中國難題純粹是中國人在自己的死胡同世界中自己製造出來的﹐對於重視常識得多的洋人來說許多根本不是問題﹐所以他們的看法對中國人極有參考價值。另外﹐把家醜外揚﹐也可對中國的邪惡力量起監督作用﹐這對極愛臉皮的中國人效用甚大。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淪落﹐主因之一﹐就正正是因為中國人太怕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頑疾。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在其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中就曾提到一件頗能說明中國人「家醜不可外揚」恐懼症的事件。賽珍珠曾於1932年從中國返美國一行﹐那個時候她剛把《水滸傳》譯成英語﹐快要出版。賽珍珠是中英雙語人﹐而且是小說家﹐她肯花原本可用於創作的時間來翻譯這部百多萬字的中國經典﹐是全人類的福氣。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兼文評家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稱賽珍珠這部《水滸傳》英譯本 "is, of course, her finest work and a classic of American prose"（「當屬其最佳作品﹐並屬美國散文之經典」）。

一天﹐依然人在美國的賽珍珠接到紐約一批中國留學生邀請吃飯。酒足飯飽之後﹐這批中國留學生從閑話入正題了。原來他們要求賽珍珠不要出版那《水滸傳》英譯本﹐說是因為該書裡面有不少吃人肉的情節。座上一年輕伙子說："The westerners will think we Chinese are uncivilized if they read this book."（「那些西方人讀了這書﹐會以為我們中國人是未開化的。」見英語原著282-283頁）說時滿臉通紅。賽珍珠說﹐他們在一席盛宴後提出此不情之請﹐令她為難。她只能向他們解釋說﹕《水滸傳》比莎士比亞更古老。那麼﹐要是英國人因為馬克白(Macbeth)中出現女巫而將之查禁﹐那是舉世文學多大的損失啊！

賽珍珠感嘆：「令我傷感的是﹐就在紐約這聚會上﹐我所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跟我在中國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是同一樣的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正在很認真的卻毫不知情的在破壞自己國家及其文化。可他們不會明白自己在做甚麼﹐因為他們不會聽你講的。我明白了﹐人只能學其所能學。」

《水滸傳》只是小說﹐而且是元末明初的古老小說（故事內容更古至12世紀初的北宋宣和年間）﹐身為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也如此思想僵化。但中國在現實生活中幾千年來以人肉為食的確史不絕書﹐許多吃法也比《水滸傳》裡寫的殘忍﹐看來﹐這又是中國人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事情。

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

香港家計會一項於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做的大型調查顯示﹐選擇生兩個小孩的受訪者數目，從1992年的59%下降至去年的50%，選擇只生一個的更從11%上升至26%。另外，家庭平均子女數目也從2002年的1.6名，再降至2007年的1.5名，與1972年的3.3名差距極大。

「有頭髮誰願做癩痢」呢？最重傳宗接代的中國人難道需要旁人勸導生育？但香港特首曾蔭權自2006年起一次又一次的催促香港夫婦要起碼生3個孩子﹐又說為此「恨到流口水」。可見﹐曾蔭權對香港的民情與民生的認知﹐極度白癡。現在香港貧富兩極﹐有錢的三妻四妾﹐四處留種﹐子女多到自己也無法辨認﹐無錢的連養活自己也艱難。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即使幸運有工可做﹐也只是月入數千（港元）﹐幾十萬人在職貧窮﹐而且「有開工時間，無收工時間」。生無可戀者﹐比比皆是﹐燒炭尋求大解脫者無日無之﹐以致香港的炭價居高不下。早前有人錯買環保炭﹐ 就差點尋死不遂﹐抱憾終生。

但曾蔭權由於月薪近40萬港元(稅後月薪起碼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再另加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又另加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7萬港元退休金﹐還有作為特首的每月花費上百萬港元的免費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過著帝皇級的生活﹐那有甚麼辦法可以想像一對月入數千到數萬港元或尚要供樓的夫婦的處境呢？這樣的貧賤夫妻﹐挾著尾巴上班的夫妻﹐即使有子女也不可能盡父職母職。這些人盡皆知的香港慘況﹐曾蔭權竟然一無所知﹐屢次呼籲已生不如死的香港市民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其厚顏無恥﹐令人驚歎！跟說「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比較﹐叫香港人「何不生三個」的曾蔭權卑劣萬倍﹐因為前者只是暴露無知令人氣憤﹐後者則會催生人命﹐塗炭生靈！

除了因為許多人自身難保沒有餘錢養好下一代﹐香港還有其他不宜生育的理由︰教育制度一蹋糊塗，健全全民退休金制度遙遙無期﹐有毒中國貨鋪天蓋地，工作時間最長﹐逾6成人每周工作6至7日﹐3成父母陪子女每天不足1小時﹐嬰兒睡眠素質全球最差﹐初生嬰兒八成水銀超標（也很可能兩成血鉛超標）﹐ 空氣質素惡劣﹐在看不見盡頭的未來依然聽命於由土包流氓治國的中國政府以致香港政制普選無期……在這腥風血雨之下﹐你有能力保住子女不受傷害麼？怪不得「香港之光」、香港首面奧運會獎牌兼首面金牌得主李麗珊說：「養大一個小朋友要四百萬（港元）！」香港一些公眾人物常說的「要勤力工作賺奶粉錢」中的「奶粉錢」更通常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千萬甚至更多！但即使錢也只能解決部份問題。所以﹐只要我們還有一絲血性﹐也應讓中國人的苦難在自己身上就到此為止﹐不應禍延後代﹐把更多的生靈帶來香港受苦﹐逼他們再走一次自己走過的血淚之路。

來生不做中國牛

我由於關注中國產品安全的問題﹐幾年來留意到中國大陸流行把豬牛(甚至其他動物如狗、羊)作宰前注水以增加肉中含水量瘋狂斂財的做法﹐過去看到照片（圖1﹐圖2﹐圖3）﹐已經非常震撼。現在終於看到有關活牛注水過程的影片（影片1﹐影片2﹐影片3﹐影片4﹐極度殘忍﹐膽小者勿看）﹐對問題了解更深。這些暴行很能夠說明中國人已經病態到怎樣的地步﹐蠢到怎樣的地步（詳見拙文〈為甚麼中國人那樣蠢〉﹐收錄於《來生不做中國人》）。這些暴行令動物痛苦無比﹐也會破壞牛肉的質地和味道﹐若用廉價髒水更令牛肉受感染﹐而且非常浪費用水(中國是缺水大國)。這樣其實是沒有贏家的暴行﹐卻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去做﹐也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繼續買來吃。那還不是腦袋有病﹖按理是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中國作家也不仗義執言﹐為有口難言的豬牛講幾句話﹐不也同樣是腦袋有病﹖賣牛肉的為了多得幾個錢﹐徹底無所不為！這跟中國所有問題食品性質一樣。說來也許令大家覺得有點難聽﹐我對這些受中國人虐待的豬牛的同情幾乎比對受中國人虐待的中國人的同情更大﹐原因是本身有被虐待狂、熱情擁護施虐者的中國人我已見過無數﹐但有被虐待狂的豬牛我倒未曾見過。看這些豬牛被注水時如何掙扎﹐就知道牠們是沒有被虐待狂的﹐所以非常無辜。牠們也沒有虐待狂﹐會向同類或其他動物注水。牠們已經要獻出自己的肉了﹐人本已要感恩。這樣下去﹐就不僅是「來生不做中國人」﹐倘中國豬牛能言﹐必大呼「來生不做中國牛」﹐「來生不做中國豬」﹐那些被賣到外國屠宰的中國豬牛多幸福啊！那些中國豬牛多麼渴望可以賄賂中國官員讓自己被賣到國外屠宰啊！連佐治奧維爾的《動物農莊》也相形失色啊！說到這裡﹐必有中國人跳出來說﹕美國雞農也有虐待肉雞呀！所以﹐臭蟲不是中國獨有呀！於是﹐繼續甚麼也不用做。天下無事﹐中國繼續崛起。

中國親子關係病態痴纏

中國人父母跟歐美洋人父母的育兒方法極不同。洋人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就盡量獨立﹐與父母分開住﹐為自己的財政負責﹐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追求自己的夢想。但中國人的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也盡量不要獨立﹐無論在財政上、思想上和個人行動上﹐中國父母不是希望子女像自己(故「不肖」就等同不孝)﹐就是希望子女按著父母的特定意願如何不像自己(比如自己英語不好﹐就不惜代價要子女英語好)﹐父母總想跟子女永遠保留著糾纏不清、互相倚賴﹐最好是長尊幼卑的關係。在西方﹐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沒有中國式親子關係那樣痴纏﹐那是因為幾個重要原因。一是在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中﹐父母只是上帝和子女之間的橋樑。人的終極父親是天父﹐而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但中國人則多視父母為自己肉身甚至靈魂的終極來源﹐而傳統的父母更因而視子女為自己的財產﹐可支配終生﹐生殺予奪。洋人由於有天父作為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緩衝﹐所以兩代之間的關係﹐沒有中國人那樣的極端糾纏﹐也不會對父母(或子女)的死亡感到那樣「傷心欲絕」﹐較能以平常心看待。第二個原因是﹐也多少因為中國人視父母為自己的終極來源﹐中國的儒家把「孝」推為人生最高目標之一﹐這個「孝」字就像漿糊那樣把親子關係胡裡胡塗的漿住﹐這現象在西方並不明顯。第三大原因是﹐中國社會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義」（要不就像中共那樣企圖消滅家庭﹐過猶不及）﹐政府任由民眾天生天養﹐自生自滅﹐社會也長期極端貧富懸殊﹐民間也沒有組織像西方教會那樣較有系統的有效的協力教化或救濟民眾﹐因此絕大多數中國父母要含辛茹苦才能把子女養大成人﹐加上中國父母在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恐嚇下﹐往往為了求子而完全不自量力的亂生濫生﹐結果令養育子女成人的任務更苦更艱巨﹐這種含辛茹苦的養育很容易令子女感到對父母恩重如山﹐非要報恩不可﹐又或「父母在不遠遊」﹐迷信「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儘管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中國社會徹底貧富兩極﹐以及領導階層的優裕生活令其完全無法想像一般平民的困苦﹐絕大部分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向對自己恩重如山的父母報恩﹐多是彼此牛衣對泣﹐糊糊塗塗帶著無限內疚遺憾好死不如爛活一生就算﹐又或哀歎「子欲養兒親不在」﹐在父母墳前「無處話淒涼」。中國人這些歪路走了兩千年﹐將中國一步步推向絕境﹐還是樂此不疲﹐完全看不到問題所在﹐你說可以怎麼辦﹖

好日子何日再來

今天才發現附近開了一個舊物中心﹐讓人把不需要的用品拿到那裡﹐讓有需要的人免費拿走﹐全部自助。我覺得如入寶山﹐實心木7呎高書架、實心松木門、木桌、木椅或真皮椅、木床連乾淨墊褥、名牌瓷杯和瓷器食具、真皮大梳化、還有幾千本書等等等等。最令我開心的是﹐這裡的舊物絕大部分都是在貿易全球化前﹐也就是在印尼、越南、印度、孟加拉、土耳其、泰國等次貨國家成為大出口國之前﹐特別是在劣貨大國中國崛起之前﹐貨真價實的在挪威這裡﹐或在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生產的。現在﹐每當看到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 made in England, made in Denmark ﹐而不是made in India, made in Vietnam, made in Indonesia﹐特別不是made in China﹐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事。這些多產自歐洲先進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產品﹐現在有錢也不容易買到﹐卻竟然免費。不過﹐這10年來的所謂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許多是在中國加工或使用中國受污染原料的﹐即使是名牌﹐也不再是保證。可惜﹐這幾年來我需要的家俱大都買了﹐只能在這舊物中心挑些精美小瓷具和書本。我對我的丹麥朋友說﹐這樣的舊物中心不僅環保﹐而且人人可免費取用歐洲本土優質貨﹐真是好得匪夷所思﹐彩雲易散琉璃脆﹐我怕會 too good to last﹐他說不會﹐因為在丹麥這樣的免費舊物中心已盛行有年﹐只是在挪威較少見。這裡的舊物都集中到救世軍那裡。看著那幾十扇實心松木門﹐也不過是用了十多年的模樣（其實可起碼用上百年的）﹐朋友說應是內部大裝修改裝新門才丟棄﹐也就是說﹐取代這些舊門的大有可能是在印尼、越南、印度或中國製造或加工﹐外觀漆光璀璨﹐卻含有超標甲醛或其他污染物的簇新木門甚至空心門﹐就如丟棄一個略舊但可用的瑞典水龍頭﹐裝上一個新的中國製水龍頭那樣！那豈不是付費做傻瓜﹐說到這裡﹐我們忍不住相顧大笑。我常說﹐這裡的房子若沒有10年屋齡簡直是半垃圾﹐新屋所用建材大量來自高污染或次貨國家特別是中國﹐就像我在香港麥當勞道那些所謂豪宅見識過的惡俗簇新建材那樣﹐你看過這裡新屋舊屋就知心痛﹐感到美好傳統正被魔鬼以貿易全球化之名敗退。我這丹麥朋友沉痛慨歎已無所逃於粗劣毒中國貨﹐生存的素質也降低了。我們初步結論﹐歐洲的最美好日子﹐看來在10年前﹐也就是在中國劣貨泛濫歐洲前夕終結了﹐那樣的好日子不知何日再來。在這天重臨之前﹐不要隨便貪新厭舊。

中國有毒水龍頭謀財害命

真是「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我只能做到監控中文、英語和部份挪威傳媒的資訊﹐資訊泛濫﹐其他語言的媒體實在兼顧不暇。我的丹麥好友知道我是研究中國劣貨的﹐又向我報告了一宗他從丹麥傳媒看到的關於中國害人產品的報導。丹麥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叫 Operation X﹐主持人Morten Spiegelhauer專門追蹤揭發一些非法活動。去年主持人看到丹麥市面上越來越多水龍頭來自中國﹐於是飛去中國﹐去到那些向丹麥進口商供應水龍頭的工廠﹐假扮成丹麥買家﹐看看那些中國人是怎樣生產這些水龍頭的﹐結果赫然發現這些水龍頭是用舊摩打零件或骯髒齒輪等廢物料拼湊冶煉而成。他返回丹麥後﹐就去商店採購8種中國製造、售價從50丹麥克朗到590丹麥克朗的水龍頭拿去做測試﹐結果發現當中6種不是含鉛量超標﹐就是含鎳量(nickel)超標。鉛會令人變蠢、傷腎、不育﹐鎳會致癌。當中有的超標達6倍。更加恐怖的是﹐即使當中售價最高的一款（590丹麥克朗﹐即770港元）也有問題﹐其含鎳量超標反而最多﹐另一款售價420丹麥克朗的也鉛超標。這報導令丹麥民眾大驚﹐政府也受到極大壓力。丹麥進口商應該不知道﹐據中國國內就建材所作抽樣調查﹐中國建材一般起碼有5成不合格。中國目前生產水龍頭的企業過千﹐但獲得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SF）認證的品牌只有幾家。但中國現在每年出口的水龍頭總值達幾億美元﹐那單單通過中國水龍頭一項而造成的食水污染﹐已令外國使用者遭受無法估量的殘害﹐若把所有受污染中國產品算在一起﹐外國人因中國崛起而受的身體摧殘﹐更是極度駭人。我的丹麥朋友就問我﹐為甚麼中國人會賣這樣的害人產品﹖我就把一些中國活牛活豬宰前強制性注水的圖片給他看看（圖1﹐圖2﹐圖3）﹐先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去除對中國人的幻想﹐然後我說﹕這些中國人已經道德破產、靈魂真空了﹐這樣的人還有甚麼做不出來的？我隨即去檢查我家的水龍頭是否來自中國的﹐幸好不是。

香港比小說更離奇

在香港﹐由風水師陳振聰（1959-）引發的龔如心千億(港元)遺產爭奪案﹐其波詭雲譎﹐千態萬狀﹐豈是一般奇情小說可比。看在我的眼裡﹐這不過是「中國人生活艱難下、加上道德水平較低的情況的不擇手段謀生術而已。」（見〈中國好講命理反趨衰落〉﹐收錄於《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我討厭以風水命理謀生的人﹐但也不是說我會對龔如心（1937-2007）一旦千億家產落在風水師之手﹐感到惋惜﹐因為這些暴發戶的家財﹐特別是傳統華人社會的﹐多的是多行不義﹐厚黑到家所積聚而來。現在﹐陳振聰為了讓人相信龔如心確是真心把這千億家財獨留給他的﹐被迫自揭自己過去15年來一直與龔如心有不倫之戀﹐關係親密﹐時有 midnight meetings（夜半私會）﹐雙方關係是 long-lasting, close and indeed affectionate love affairs（豈是朝朝暮暮﹐而是心心相印、纏綿不已之戀）﹐案情之胡鬧性與娛樂性已呈幾何級數遞增。也不要忘記﹐陳振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家裡除老婆外﹐還有3個孩子。唯死無對證﹐何能證明陳龔戀確是海枯石爛﹐情比金堅﹐是雙戀而不是單戀呢﹖那麼﹐為了爭得這千億遺產﹐是否陳振聰的太太也要挺身而出﹐頂證丈夫確因深愛龔如心而冷落自己並列出自己不如龔可愛的十大理由﹖當年龔如心爭產時拿出一張據稱是丈夫王德輝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 （一生只愛一人）的遺囑﹐是否陳振聰也要尋出一張據稱是龔如心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的遺囑來﹖當年一個 34 歲盛年漢幾經刻意囑托友人舖橋搭路才搭上一個 58 歲的婦女﹐即不能自己﹐萌生愛意﹐並歷久不衰﹐真的與「跪地戲豬乸」無一絲關係﹖萊溫斯基為了證明克林頓確與自己有染﹐而公開了那件沾有克林頓總統精液的藍色洋裝，迫得總統就範。那陳振聰是否也起碼要展示一條沾有自己精液的龔如心內褲或之類物件﹐並像萊溫斯基那樣﹐說是「原想把它留作紀念」呢﹖但要是這爭產案曠日持久﹐糾纏經年﹐而龔如心的公司終於在全球經濟衰退兼官司干擾下變成負債纍纍﹐僅餘空殼﹐堪比雞肋﹐那時陳振聰是否又要找個理由推辭這筆負遺產﹐免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印度聖雄甘地說 "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s need, but not every man's greed."（「地球可滿足人之所需﹐唯難滿足人之所貪。」）緊記此語﹐即可神與形俱﹐克享天年﹐免成笑料。

為甚麼中國人要離開中國才能成功

許多中國人到外國發展後很成功﹐甚至有的比當地人還成功﹐於是許多中國人就結論說﹐中國人是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的。但要是中國人真的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那為甚麼卻把自己國家搞成人間地獄呢﹖這無數中國人總是看不到﹐中國人去到外國就突然變得那樣優秀﹐是因為那些國家已經有現成的很好的制度﹐中國人在這種優良制度下﹐再配合中國人舉世無雙的吃苦耐勞和人為財死的精神﹐成功是沒有甚麼稀奇的。中國人有的只是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卻沒有能力發展出良好制度﹐讓這種吃苦精神得以善用。其實﹐中國人將勤補拙式的吃大苦精神也是不應鼓勵的﹐因為這會損害身體﹐並會荒廢人生中在學業或事業以外的重要活動。一個民族長期無法建立良好制度﹐要國民遠走他鄉才能享用良好制度才可人盡其才﹐要離開中國才可得諾貝爾獎（除了可能要靠坐牢才可奪得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民族怎樣也不可以說特別優秀吧。這個道理﹐跟中國人要殖民者把良好制度帶來中土﹐才能國泰民安是一樣的。這些良好制度﹐中國沒有能力發明﹐但也無須自己發明﹐只要照那些文明國家依樣畫葫就行。就如甚麼紙張、印刷術、指南針﹐那些外國人也無須自己發明的﹐只要肯輸入並善用就夠了。從所謂中國四大發明的發展可以看到﹐能發明遠不如能善用重要。中國教科書總是說﹕中國地大物博﹐一切自給自足，不假外求……。這個說法誤盡蒼生。中國長期在良好制度上交白卷﹐就制度而言中國是非常匱乏的社會﹐那能稱得上是自給自足呢？它沒有資格不假外求﹐而是必須假外求﹐必須從外國輸入良好制度﹐以補中國的不足。

洋人對中國人吃人肉少見多怪

小說《老井》的作者鄭義曾兩次深入廣西調查﹐記錄了武宣縣一帶在民革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寫成《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一書。英國著名記者吉廷斯( John Gittings) 讀過鄭義的著作後﹐深感震撼﹐並在其 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吃人肉到卡拉OK》）一書中寫道︰

"Did they really eat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a asked me this question after a dissident writer from Beijing had made the claim...Former 'friends of China' in the West were particularly upset. So many of their illusions about the Mao era had already been shattered: could this possibly be true as well. The writer Zheng Yi had brought out some convinc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was to visit the town of Wuxian where the most horrific and widespread cases were claimed to have occurred."（「他們真的在文革時吃人﹖在那北京異見作家（即鄭義）說真有其事之後……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問我這個問題。在西方曾是『中國友人』」的尤感懊喪。他們過去對毛的幻想許多都已粉碎了﹐難道連吃人也是真的﹖雖然作家鄭義已經搬出了若干令人信服的文證﹐但要做到十足確定﹐則只有一途﹐就是去一趟那個據稱是吃人最兇最多的武宣縣。）(見英語原文193頁)

左傾的吉廷斯一向以同情中共知名﹐但也沒有對此事一笑置之﹐而是感到匪夷所思﹐好奇不已﹐於是他親身去了武宣縣一趟求證﹐懂漢語的他很快就碰上一個在政府做事的中年漢﹐那人就馬上向吉廷斯証實了確有其事﹐還向他指著當年若干發生過人吃人的位置﹐最後還不無得意地說﹕ 「我們吃的人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多哩。」（We ate more peop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China）(194頁)。由這件事多少可以看到﹐洋人可能由於對中國歷史所知不多﹐是較容易受驚的。只要我們翻一翻《四庫全書》﹐就知道吃人肉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平常的事﹐我們的古代到近代的祖先都從吃人肉走過來的﹐那當代中國人吃人肉只是繼承傳統﹐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所以我是不會去肇事現場跑一趟才會相信鄭義的報導的。但那些洋人一般假設吃人肉只會發生於生番獵頭族裡面﹐不會預期一個自稱有幾千年文明和自稱文明第一的「禮義之邦」會是吃人肉大國。譬如﹐這裡的挪威人相對於中華民族簡直是化外之民﹐過去也曾是大賊﹐不做大賊後很窮﹐全國都是石頭﹐幾乎食不果腹﹐但幸好挪威政府沒有像中國那樣下海禁﹐民眾也有行動自由﹐婦女也沒有像中國婦女那樣纏足而得以活動自如﹐也無須像中國人那樣要永遠供奉祖墳﹐或「父母在不遠遊」﹐於是活不下去的佔人口三分之一的挪威人紛紛下船﹐西渡美國﹐讓過剩人口自行洩洪。我也稍作考證﹐並垂詢這裡的人﹐發現這裡即使在生活最艱難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爆發過人吃人的事件。

假如沒有住家傭工

我從來沒有請過住家傭工﹐因為沒有這需要﹐家務都不喜歡由別人代做﹐而且也覺得住家傭工是有損人性尊嚴的工作。我總覺得﹐一個社會若是廣泛使用住家傭工的﹐那多少說明這個社會依然是頗不文明的社會。今天歐美先進文明國家的住家傭工並不常見﹐一大原因在此。一個國家也許在過去盛行住家傭工﹐甚至奴隸﹐但只要慢慢文明起來﹐就會連住家傭工也會慢慢淘汰。比如在挪威或其他北歐國家﹐住家傭工非常罕見﹐在我而言是聞所未聞﹐即使擁有兩間花園大宅、也有遊艇﹐或生上四五個小孩的家庭也從未聽過有住家傭工﹐雖然他們幾千呎的房子可以容得下多個傭人房。這裡的人不用住家傭工﹐甚至包括奧斯陸的王宮也不用住家傭工﹐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挪威人一般會認為住家傭工有損人性尊嚴；二是挪威勞力工作的薪酬不會像香港那樣低﹐而是跟勞心者很接近甚至更高；三是挪威政府或社會不會像香港政府或社會那樣容許僱主給予住家傭工那樣低的工資，若一個住家傭工以香港那樣的長工時計﹐在挪威起碼可得月薪3萬挪威幣（即4萬港元左右﹐即香港的10倍以上）﹐這樣的開支是九成以上的挪威家庭所無法承擔的。因此﹐挪威人雖然有世界上最短的工時﹐但由於要事事躬親﹐花全歐之冠的時間陪伴孩子成長﹐忙得不得了。即使國家總理也是一樣﹐也要自己洗衣服、自己給庭園剪草、自己上廁所。因此挪威人懂甚多技能﹐開車、開船、育兒、烹飪、做麵包、做蛋糕、園藝、木工、縫紉、房子保養、水電維修、野外生活等等，都只屬雕蟲小技。一些人還會自製可開出北海的（木）遊艇﹐自建可媲美香港半山或山頂豪宅的（木）屋﹐更誇張的﹐是甚至有人連建大屋用的木材也是自己到樹林砍伐並鋸成的。可見﹐勞動力昂貴和平等精神也可以變成學習的動力﹐並且因而促使政府把社會政策改良至可讓國民有尊嚴地生活的水平。但香港卻停留在盤算怎樣可以請到一個靠得住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監控住家傭工的行為，怎樣防止菲傭在假日佔用過多公共空間﹐怎樣可以從其他更窮國家引入更廉價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在不僱用住家傭工而依然可以生孩子﹐怎樣論證必須輸入菲傭是因為沒有香港人願意做這種厭惡性賤價工作﹐怎樣論證輸入外傭不會或會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以及爭辯是否繼續要這些住家外傭繳納外傭稅等等等等。結果這些問題帶來極大煩惱﹐極大爭議﹐但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是永遠沒有了結之日的﹐最後還是由沒有民眾認受性兼腦滿腸肥得天天在呻吟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的當權者一錘定音。在一個錯誤的前題下﹐層層扭曲﹐一步步的錯下去﹐頭痛醫腳。這是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

中國式「干預別國內政」

中國政府常說「反對干預別國內政」﹐以作為自己可以任意「關起門來打狗」的護身符。其實﹐中國本身「干預別國內政」的往績纍纍﹐加起來可以寫十本大書﹐但口頭上就死口不認﹐儘管這種言行嚴重脫鉤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中俯拾皆是。香港學者徐澤榮（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就因為在香港雜誌《亞洲週刊》上發表了「設在中國湖南的馬共秘密電台」的文章，揭發了中國「輸出革命」和「干預別國內政」的歷史﹐而於2000年被中國判處13年有期徒刑﹐目前尚在服刑中。但中共黨中央核心刊物《黨建》2008年第10期文章突然發表了一篇署名梁衡題為《鄧小平認錯感動李光耀》的文章﹐文章寫道﹕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而這之前，中國在極左時期一直稱新加坡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當鄧小平吃驚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時，他承認對方實行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方針是對的。

　　當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倒讓李光耀吃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遊擊隊的支持。”

……

這次新加坡之行，鄧小平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也就是說﹐連中國共產黨也首次承認中國政府確曾在中國設立馬共和印尼共秘密電台﹐以支援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共黨活動﹐也就是跟徐澤榮博士所揭露的完全吻合！這當然是赤裸裸的「干預別國內政」了。雖然﹐若與中國政府別的「干預別國內政」活動比較﹐如支援柬埔寨的殺人王波爾布特（Pol Pot 1925-1998)虐殺當地3百萬人﹐中國對馬共和印尼共的支援所造成的破壞﹐無疑較為輕微。不過﹐中國這種積極向馬來西亞和印尼輸出中國式共產主義的的討厭做法﹐肯定間接促成了馬、印兩個的排華運動。雖然在印尼歷次排華運動中被殘殺的華人不及波爾布特赤柬政權所殺3百萬民眾的一個零頭﹐但已經非常慘烈。也由此可得出「干預別國內政」的不同模式。那就是﹐民主國家的「干預別國內政」往往是以改善人權促進自由為出發點﹐但中國式的「干預別國內政」的目的則恰恰相反﹐主要是為了加強被干預國的獨裁統治。

外賓可以看到中國的真貌嗎﹖

曾於中國外交部任職翻譯的吳吉平在其《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就中國國技之一—弄虛作假—以翻譯員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見證。原文如下﹕

下午參觀頤和園時﹐戴卓爾夫人還逛了一下附近的自由市場﹐花了十元錢從小販手裡買了一串葡萄。其實那些小販都是保安人員裝扮的。1984年我參加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時﹐在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展覽館外方也為列根安排了這樣一個「自由市場」。當時有記者問總統先生﹐中國的資本主義怎麼樣啊﹖列根答﹕「很興旺啊﹗」第二天回京﹐列根見到趙紫陽後興致勃勃地談起逛自由市場的感受。趙告訴他﹐「那都是假的﹐是他們弄好了騙總統先生的。」（第50頁）

此事在去年出版的 The Reagan Diaries（《列根日記》） 中也有提及(234-235頁）﹐列根說中方人員說是出於保安理由。似乎列根也不太介意﹐因為列根最有興趣的只是自由市場﹐特別是看到一個瘋子開始對吃糞慢慢失去興趣或已喜出望外﹐對於西方社會承托自由市場的基本道德倫理假設﹐也就是相信常人不會販賣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或糞水臭豆腐的道德倫理假設﹐大抵不是列根這類人的興趣所在。當時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Not even the customers were authentic.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marke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y gawked 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the whole time instead of buying or selling anything. What had been plann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capitalism turned out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display of putting on a show for visiting dignitaries. "（「連顧客都是假的。這些假顧客由政府官員送到這市場﹐他們整個過程只是呆望住列根總統及其隨從﹐而不是購物或賣東西。原本是示範資本主義的活動﹐變成一個做戲給來賓看的慣常動作。」）

當然﹐保安理由只是可以講得出口的理由（但奇怪在「腐敗」的自由民主國家反而沒有這樣的「保安理由」）﹐其他講不得出口的理由可包括不讓外賓了解中國真貌﹐讓外賓只看到一個體面的中國﹐特別是防止有不要命的中國賤民向外賓攔路告御狀。早前西藏騷亂期間﹐中國政府安排外國媒體參觀西藏時﹐看來由於在技術上不容易造出一批假和尚來﹐結果那些真和尚真的突然大哭起來﹐向外賓攔路告御狀﹐令北京陣腳大亂。可見﹐若中國政府不精心炮製這些假場景來應付外賓﹐確有可能釀成百家爭鳴﹐毀中國的穩定和諧表象於一旦的。所以﹐我一向認為﹐洋人要了解中國﹐不是非要去中國不可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就是當中的典範。

對木屋的絕望被巔覆過來

我對生活的要求不高。童年時農村裡左鄰右舍都已是兩層或三層高的磚混大屋﹐我們卻居於木屋﹐屋的大樑都被白蟻蛀通﹐颱風來時很怕屋毀人亡﹐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入住不會塌下的房子﹐當中當然包括那些許多人不喜歡住的用混凝土建的政府廉租屋（即所謂公屋）﹐當時我也去看望過一位窮同學住的臨時安置區﹐也覺得這些臨時安置屋也安全得多。那時我甚至覺得﹐住在混凝土天橋底其實是非常安全的﹐在香港那曾聽過颶風會把天橋吹倒的﹖而且天橋很寬﹐只要走近橋底靠中央的地方﹐就可享受暴風雨中的寧靜。那些日子不但令我恥於讓同學知道自己居於木屋﹐也對木屋留下很壞的印象﹐對之深惡痛絕。小學畢業時寫滿同學別離辭的紀念冊子也是毀於爬滿全屋的白蟻。但人生兜兜轉轉﹐我卻來到一個人人住木屋的國家﹐自己也是住在木屋。但這裡的木屋跟香港、中國﹐或者說﹐跟中國人木屋的建法迥然不同。這裡的木屋會先用石頭和混凝土打造一非常堅固的地基﹐除了闢出一個地牢之外﹐這地基會高出地面若干﹐有時是一米﹐讓屋的木材不會跟較溼或有雪的地面有接觸﹐儘量保持乾爽。木屋的外牆不會像中國木屋那樣只有一塊木版﹐而是厚度起碼會超過 20厘米左右(即8吋)﹐並會在木牆中間放滿讓屋保溫的絕緣物料。窗門用的都是雙層保溫玻璃﹐以節約能源。我覺得這木屋非常穩固﹐絕不比香港或中國的磚屋失色。雖然天常下雨﹐但這木屋從不見漏水滲水﹐漏水滲水在這裡的木屋是罕見的事﹐不像香港﹐即使豪宅也可以「點滴到天明」。我住的這木屋建於1939年﹐在香港或已成為受保護古跡文物﹐但這裡100年以上的木屋隨處可見﹐都是住人的﹐200年的也非罕有。在卑爾根市(Bergen)﹐在海旁叫 Bryggen 的一大排木屋商店已略見歪斜﹐誰會想到它已起碼有300年的歷史。更厲害的﹐是至今已圪立近1000年的木教堂。這些木教堂全球僅約有30座﹐當中29座都在挪威。前陣子我去建於12世紀的 Hedal 木教堂走了一圈﹐堂內之氛圍﹐讓人心悸。我過去對木屋的絕望﹐現在就這樣被巔覆過來。

敬答中國母親的兩個疑問

我曾在這裡發表的 為甚麼挪威母親可以不用奶粉 一文﹐ 引起頗多人興趣。有些中國讀者由於非常抗拒喂哺母乳﹐依然絞盡腦汁﹐負隅頑抗﹐說﹕嬰兒會咬母親的乳頭﹐令人痛不欲生；並說喂哺母乳會令母親乳房下垂、鬆弛﹐破壞母親的美好體態。我就拿這兩個問題就教於這裡的挪威母親。她們說﹐嬰兒咬乳頭的情況並不嚴重﹐即使咬了﹐只要母親用身體語言讓嬰兒知道自己做錯了﹐他們就會很少再咬﹐並說﹐為了孩子的福祉﹐她們願意承受一些痛楚。那麼﹐會不會中國嬰兒咬母親乳頭真的咬得兇悍過人呢？若是的話﹐我懷疑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可能原因是﹐中國嬰兒一般遭受相當嚴重的有毒重金屬污染﹐譬如鉛和水銀的污染。中國大陸污染固然嚴重﹐即使香港﹐也由於香港人使用大量來自中國的污染產品﹐特別是婦女食用大量來自中國及亞洲一帶污染水域的魚類﹐特別是海水魚﹐香港初生嬰兒中有高達 8 成體內水銀含量偏高﹗（參見有關研究報告 ）而從黃嘉恩博士對香港兒童血鉛含量的研究(見 Evaluation of sub-clinical lead poisoning of young children in hong kong )﹐從其按方便抽樣法所得樣本中竟發現有近兩成兒童血鉛含量超標看來﹐有理由相信香港嬰兒的血鉛含量也會頗高。水銀和鉛都會令人變得脾氣暴燥、性情乖張﹐若中國嬰兒真的特別愛咬母親乳頭﹐我懷疑體內鉛汞過多以致影響行為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常被愛兒咬乳頭的母親不妨為愛兒做一下水銀和鉛含量檢驗﹐對症下藥。至於喂哺母乳會令母親身材走樣的問題﹐那些挪威母親說﹐由於母乳對孩子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即使哺乳會令自己身材走樣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她們說很少婦女會計較這些。似乎她們沒有中國母親那樣重視「外在美」。據我觀察﹐婦女乳房在香港(甚至中國)的功用跟在挪威這裡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國﹐也不知始於古代何時﹐中國婦女向來束胸﹐以免被指為淫蕩﹐並被壓抑出以平胸為美的變態美學來﹐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政府還要搞「新生活運動」﹐禁止纏足束乳。今天中國人卻又盪向另一極端﹐女子以巨胸為美﹐但同時卻要奇瘦（這兩個要求似是衝突的）。在香港﹐婦女的乳房變成奇貨可居﹐對個人事業、婚姻﹐能否釣得金龜﹐嫁入豪門﹐作用顯要﹐較消極的﹐也有助於減少丈夫到中國包二奶的推力。也就是說﹐女人乳房在香港往往直接或間接地變成了生財致富工具﹐至少也是可供炫示的重大資本﹐所以婦女特別怕乳房下垂、身材走樣。但在挪威﹐女人乳房所扮演的角色就平淡得多﹐首先不是生財致富工具﹐其次﹐乳房尺碼罕會是民眾話題所在。婦女很少以乳房作為魚餌﹐很少在胸部上花大工夫以為悅己者容﹐她們的乳房就像她們一雙手那樣﹐都是儘量「物盡其用」﹐不會像香港或中國婦女那樣愛惜﹐所以容易粗糙﹐容易下垂。

日本侵華最大受益者有權討日嗎？

最近日本的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撰文否認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其實田母神俊雄並不是僅指二次大戰﹐也不是僅指侵華﹐而是泛指從19世紀末到二次大戰這段時期對台灣、韓國和中國所作的被指為「侵略」的行為。詳情可看他那篇論文的英譯本。在該文中﹐他對歷史提出許多疑問﹐當中可能有狡辯的成份﹐但當中一些論點其實已是公論﹐譬如他提及日本也有造福被其佔領的地方。的確﹐這從台灣在日治下的成績﹐令中國愛國者梁啟超也讚不絕口（見梁啟超〈遊台灣書牘〉﹐以及台灣人被國民黨佔領後就像今天香港人懷念英國人的管治那樣﹐懷念日本皇軍的管治；到日治下的東三省滿州國像香港那樣的成為中國難民的天堂﹐以及當地中國人樂於跟日本管治者勾結（參見 Rana Mitter 的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不少更在日本戰敗撤離東三省後又像台灣人那樣懷念日本管治來﹐就可知日本對被其佔領中國領土的管治﹐無論怎樣專橫﹐但相對於原有中國人自己的管治﹐還是受中國民眾歡迎得多的。但田母神俊雄在文中觸及的問題甚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得出結論的。但他以其敏感身份發表這樣惹火的文章﹐肯定是自找麻煩。在這事件上較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的態度。中國天天都在伺機撒野﹐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日本自動送上門的可利用中國民族主義大撈一把的機會﹐於是中國外交部對此反應非常強烈﹐稱：「對日本自衛隊現役高級軍官公然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感到震驚和憤慨。」但中國自己不正是「公然歪曲歷史」之王嗎﹖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的歷史去了哪裡﹖六四屠殺的歷史去了哪裡﹖在延安種植販賣鴉片的歷史去了哪裡﹖更不要說自建黨以來數之不盡害人無數的陽謀陰謀。中國人愛說「其身不正﹐何以正人」﹐中國篡改歷史遠比日本篡改歷史嚴重﹐那怎有資格端正人家呢﹖而且﹐田母神俊雄都已馬上丟官了﹐但中國的做法則恰恰相反︰官員若不參與篡改歷史﹐就肯定會丟官！！日本至今已為侵華歷史公開謝罪了二十多次（詳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279頁）﹐請問中國政府至今為其篡改歷史和虐殺近億國民公開謝罪了多少次﹖那日本政府的道德水平不是比中國政府高得多嗎﹖據最不保守的估計﹐日本侵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極其量是5000 萬左右﹐但中國共產黨的管治﹐卻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而且其破壞造成的後遺症﹐如道德淪喪、生態破壞、性別失衡等等﹐更看不到災難的盡頭。這種災難比任何戰爭的破壞都更嚴重﹐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復元。最後﹐毛澤東不是曾感謝日本皇軍侵華讓中國共產黨得以奪權嗎﹖（詳見 毛澤東翻譯員確認毛曾感謝日本侵華）那中國共產黨不就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最大受益者﹖那怎可以那樣貪得無厭﹐那樣虛偽地聲討日本侵華呢﹖

善待中國者反而不得好死

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和高行健是諾貝爾文學獎至今僅有的兩位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得主﹐但兩人都普遍不獲中國人所接納。原因之一﹐是兩人都在作品中說出了中國的一些實情﹐這不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高行健的筆法較為批判﹐賽珍珠賴以得獎的 The Good Earth , The Exile 和 Fighting Angel幾本書對中國其實非常友善﹐只是因為向外國人展現了中國人貧窮愚昧的一面﹐而冒犯了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其實﹐讀讀她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就看到她的中國情有多濃。她幾個月大就被抱回中國﹐先學中文後學英文﹐在中國度過40年﹐到最後迫於人身安全受威脅和中國逐步赤化的政治局面﹐她才掙扎到底是繼續留在她非常熟悉非常深愛的中國還是返回她極不熟悉的美國﹐內心的絞痛﹐可以想像。一股淡淡的哀愁﹐貫注全書﹐當中許多一言半語﹐每可令人低迴。她是典型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她控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對父親作為來華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極不以為然﹐其實已到了反基督的地步﹐在這方面完全跟絕大部分中國人臭味相投﹐她對中國流露出的同情和愛﹐也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企及。她有著洋人的坦率﹐也有著洋人的天真﹐容易墮進中國假大空文明的煙幕。譬如﹐她說中國人頗擅於自治、重視知識、甚至有智慧等等。可見她對中國的認識也有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盲點﹐就是有時會惑於表象而亂捧中國。但到最後﹐這樣一個愛中國、同情中國、捍衛中國、甚至亂捧中國的人﹐竟然也被無數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所嫌棄！這也多少符合了善待中國者往往不得好死的規律。但相對於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等許多洋人或中國通﹐賽珍珠對中國的認識還是深刻得多的。

一箭中的深得我心

我以前就講過﹐中國人的所謂聰明多的是小聰明、小權謀。看熱鬧者多﹐看門道者少。今天難得讀到香港天地出版社副總編輯潘麗瓊在《頭條日報》的專欄中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她寫道：

「最近閱讀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舉出北歐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反省和借鏡。」

「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即總理，月薪大概只佔六萬多克郎（即等於六萬多港元），而且沒有房屋津貼，繳稅後更只有四萬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一萬五千克郎，繳稅後就約有一萬一千克郎，最高與最低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四倍左右。」反觀香港，年薪九百萬的金融局局長任志剛不要說，就算是高級的公務員，也有座駕和司機、房屋津貼等。回望北歐，抱持節省和平等的觀念，連瑞典總理培爾松每天都會親自熨好當天要穿好的衣服，他說：「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沒甚麼好奇怪的。」早前副局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便因胼手胝足的巿民，驚覺這批「人民公僕」，翻一個觔斗進入政府，便可以聲價十倍，政治助理月薪十幾萬、副局長則廿多萬，多數比其本來的薪酬大躍進，和老百姓水平脫節。香港人要揹覑政府這個沉重的包袱，經濟衰退將臨，卻沒有完善的失業或退休保障。」

她能一手就抓住這個在這書中屬要點之一的北歐模式﹐可謂一箭中的﹐深得我心﹐儘管她對「冗員」的演繹未必如我所想﹐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部門最大問題不是人手太多﹐而是薪酬太高(特別是中高級官員)。憑經驗﹐我發覺要令中國人明白一些簡單好事物相當難﹐他們不是多疑﹐就是披金揀沙（而不是正常人的披沙揀金）﹐在瑣事上大做文章﹐對致命的重點就翻看十次也視而不見﹐反而那些人盡皆知的壞人壞事﹐他們卻能搜索枯腸找出其「偉大」的理由來。這又令我想起最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他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Intellectual Turbidity（「心智混沌」）一章中如此寫道﹕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任何想法都足以令他吃驚﹐因為他心裡真的對此毫無準備。他不明白﹐因為他根本不想明白。他要花上很長時間﹐才可以把他這樣的一個腦袋調動起來。他的腦袋就像一門架在爛砲座上面的生鏽滑膛炮﹐要拼命調整方向才可以對住目標﹐而最後還準是啞炮。所以﹐你若問他「你幾歲﹖」這樣一個問題﹐他就發楞的凝望著你﹐然後反問﹐「問我﹖」你就說﹐「對﹐是問你。」然後他就調動所有思考力來應付這個震盪﹐「幾歲﹖」「對﹐幾歲﹖」他又再調整焦點﹐問道﹐「我今年幾歲﹖」「對﹐」你說「你今年幾歲﹖」「58歲。」他答對了﹐現在他的腦袋轉動了。」(此乃摘自本人就該書之譯稿﹐觀看原文)

明恩溥這番在100多年前做的觀察幾乎完美了﹐但我從多年觀察﹐發現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任何想法﹐特別是已在文明國家行之有效的良方美法﹐感到吃驚的。

中國人的話要加倍警惕

讀大學時﹐曾多次在圖書館拿起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 的書卻還是放下來﹐因為在此之前我看過一些中文作者對她的評論﹐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都用盡最惡毒的言語罵她﹐即使在大學裡面的人(華人)﹐也沒有聽過有誰看她的書的﹐那些有點看法的﹐都一樣對她口誅筆伐。我心想﹐沒可能那麼多人都是跟她有仇的吧。因此整個大學年代﹐她一本書我也沒有看過。直到我畢業10多年後﹐一天我一位西班牙好友突然向我強力推薦她的作品﹐因此我才勉為其難地讀讀她的 The Good Earth(《大地》1931), 和 East Wind:West Wind (《東風西風》 1930)﹐這樣我才知道﹐她寫得真好﹐非常細膩﹐文字優美﹐而且從一個腳踏中西文化並以漢語為母語的洋人眼中看中國﹐相當有趣（指英語原著而言）。於是我就很憤怒﹐為甚麼那些中國人上下一口說賽珍珠的壞話﹐連累我幾乎錯過了這樣一個好作家﹖原來只不過因為賽珍珠在《大地》或其他作品中描述了中國農村的貧窮和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慾﹐那些中國人就覺得賽珍珠是醜化中國﹐加上賽珍珠始終秉持其半個洋人的作風﹐沒有曲意討好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方面如實描寫中國被指醜化中國﹐同時又表明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而最終忍痛告別中國﹐那樣她就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得罪了。也有人說賽珍珠得罪中共﹐是因為她在1957年出版的Letter from Peking（《北京來信》）被定性為「反共小說」﹐其實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在其1954年出版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幾個世界》）裡面已寫得清清楚楚﹐而且用詞更直白﹐甚至時帶鮮見於其筆下的尖刻。無論怎樣﹐經此重大教訓之後﹐我對中國人的看法加倍警惕﹐他們講的﹐除非是瑣碎至極的事﹐否則最好自己驗證一次。甚至如網上一位極想讀到《來生不做中國人》的網友那樣做也不過份﹐他寫道﹕「這本書（指《來》書）被禁的無以復加。有人從香港返回攜帶作者兩本書都被海關以XX資料扣下。其次，網路上存在的並允許存在的讀後感評文帖大多是一面倒的惡毒言語+人身攻擊文。換言之，都是一群傻逼文。=如此看來很有讀的必要。」

給來華傳教士的忠告

許多人讀過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都驚為天人。我相信，一個能夠寫得出《中國人的特性》的作者﹐他的其他作品也必有可觀的。明恩溥在1894年﹐即來華22年後發表《中國人的特性》﹐在此前後還出過幾本大書﹐到1918年﹐當他已在中國住上了45年之後﹐他為來華傳教士編了一本手冊﹐叫 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來華年輕傳教士手冊》）。此手冊針對那些新來中國的洋傳教士會面對的問題提供過來人的意見。所涉問題包括怎樣保持身體健康、頭腦靈活、怎樣學習漢語、怎樣維繫傳教士和中國人的關係、怎樣維繫傳教士之間的關係、到較細微的問題如怎樣處理簡單記帳、管家工作和怎樣善用休假等等。當中有三章是明恩溥寫的﹐其餘的由其他傳教士或相關人士執筆。我覺得這書非常好看﹐因為可以了解那些樣傳教士是怎樣對待中國﹐怎樣處理一個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文明。其中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管家」那一章中談到怎樣給當地的華人家僕發工資時﹐作者 Spencer Lewis 女士（即盧依士博士）說 "In fixing the amount of wages, it will be well, not only to consider what others pay, but the special family burden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servant; and while we do not wish to "spoil the custom" by giving higher wages than others, we can find other ways of giving help."「厘定人工時﹐不要只看其他人給多少﹐也要看看每個僕人特有的家庭負擔和責任；雖然我們不想『破壞規矩』比其他僱主多給﹐但可以用其他辦法幫助這僕人。」這就是人道精神。這種人道精神的實踐﹐或至少是反思﹐是中國文化所沒有的﹐所以我多年前讀到這裡時頗感震撼。中國人的典型想法可能是恰恰相反﹐譬如對待外來傭工﹐就先盤算一下這樣的工資在外傭自己的比中國更窮的國家是否已經太高了﹐所以要壓低一點﹐以貫徹中國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精神。但同時中國人卻會要求其他國家要給外來中國僱員同工同酬﹐否則就斥之為種族歧視或辱華﹐或告上法庭。

中國社會假中庸真極端

中國僱主刻薄僱員是出了名的﹐但被刻薄的僱員「多年媳婦熬成婆」﹐一天當上了僱主後也同樣會刻薄僱員﹐但這時他會說這是好員工的必要磨煉。由於老闆太刻薄了﹐上司也在刻薄老闆的壓迫下慢慢完全變態以淩辱下屬作宣洩﹐管理階層的人工與被管理階層的人工為了反映界限分明的階級也相差太遠﹐於是人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管理能力﹐也朝思暮想晉升管理階層﹐由「下屬」變成「上司」﹐又或深感「工字不出頭」﹐一有機會就想做老闆﹐不顧市場是否已經或快要飽和﹐結果每要將勤補拙﹐或勞動一家大小為一盤原本難以生存的生意無限度的付出，或因而「被迫」刻薄僱員以求生存。也由於中國僱主刻薄﹐許多僱員很容易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妄想通過賭博（當中包括股市）發財脫離苦海﹐結果是由貧變成赤貧居多。中國人的政府要不是借維護自由市場之名任由僱主刻薄僱員﹐就是把自己建立為最大的剝削者﹐最大的奴隸主。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不可能彼此相愛的﹐只會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彼此踐踏。挪威這裡跟傳統華人社會很不同﹐由於工作間不是互相踐踏的地方﹐而且人人的工資相近﹐所以絕大部分人絕不介意一輩子當一個非常有尊嚴的小僱員小下屬﹐一輩子腳踏實地做人；也由於上司不會也不容像典型華人公司那樣的淩辱下屬﹐以及管理階層的工資也與被管理階層的工資接近得多﹐許多挪威人絕不像傳統華人僱員那樣愛發主管夢﹐而是安於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崗位﹐並因而有充份時間將其所屬專業磨煉至爐火純青。譬如﹐內子以前在香港一所頗具規模的國際幼稚園做校長﹐當然是有權了﹐但她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教書﹐而不是行政工作﹐所以就轉去一所國際學校教書﹐在那裡只是個小僱員﹐但她覺得非常開心﹐後來那裡的挪威國際學校校長一職出缺﹐董事會一致認為她是不二人選﹐極有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敦請她出任校長﹐但她都婉拒了﹐除了因為她對行政工作興趣不大﹐也是因為我們一年多後就離開香港﹐她覺得這對學校也不好(儘管對方也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一切我看在眼裡﹐對她所代表的國家和文明無法不肅然起敬﹐我心想﹐若是華人﹐若是香港或中國一般學校的教師﹐誰不想做校長﹖誰不想要淫威﹖誰不想多一點錢﹖誰不想有免費寬敞宿舍﹖在中國一些人還可能利用這樣的一把手位置上下其手﹐賺取比正薪還多的外快。後來我來到挪威這裡後﹐看到內子的做法就是一般挪威人的做法﹐這樣的國家才是我要在此生追尋的。人雖不幸不能選擇生於何方﹐但老於何方死於何方﹐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見﹐每個社會的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機關算盡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許多骨牌效應的惡劣後果﹐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形成一個永遠不是讓人飽死閒死，就是讓人做死或餓死的極端社會。若問﹐為甚麼那麼多中國人不論階級也會那樣瘋狂求財﹐那樣認真的互相祝福「恭喜發財」﹐會那麼願意「人為財死」的呢﹖原來在中國一旦淪為窮人會非常悲慘﹐而且政府也沒有做好國民的失業保障和退休保障﹐還有中國文化是建基於現世感官之樂的文化等等。但中國人不是最愛講「中庸之道」的麼？

達爾文﹕「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麼？」

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的《自傳》和書信是人生一大快事。現在他的著作都已經數碼化﹐可在這裡找到﹕http://darwin-online.org.uk 。他由於工作過勞﹐以致長期體弱多病。他在27歲那年從巴西寫信給姊姊 Susan說 " a man who dares to waste one hour of time has not discovered the value of life." （「一個人若膽敢浪費一個小時﹐那是因為他還沒有發現人生的價值。」）對於我這種浪費時間動輒以年為單位而可處之泰然的凡夫俗子﹐達爾文這樣律己以嚴未免太沒人性吧。內子就插嘴說﹐連一小時也不肯浪費﹐怪不得一身是病啦。達爾文一生﹐特別是晚年﹐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沉思宗教的問題。他有兩個觀點﹐我認為值得玩味。一是他曾多次強調﹐上帝之有無﹐宇宙是否出於造物主之手﹐是超乎人類智力所能處理的﹐如他說的 “ too profound for the human intellect”（「深不可測，非人類智力所能解」）。其次是﹐他曾起碼兩次在討論上帝之有無這問題時﹐提到若按照他所揭櫫的演化論﹐則他自己也不過是從低等動物和猴子演化而來﹐那麼他現在就宗教問題所作的高論﹐是否可靠也大成疑問。兩段原文如下﹕

“But then with me the horrid doubt always arises whether the convictions of man's mind,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mind of the lower animals, are of any value or at all trustworthy. Would any one trust in the convictions of a monkey's mind, if there are any convictions in such a mind?” （「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托麼？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若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麼？」）

“The whole question seems to me insoluble, for I cannot put much or any faith in the so-called intuitions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as I cannot doubt, from such a mind as animals possess; and what would their convictions or intuitions be worth?”「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對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他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甚麼價值？」

可見﹐達爾文是勇於自省反思、自挖靈魂並心存謙卑的人。他跟羅素和愛因斯坦都對上帝有不同程度的懷疑﹐而當中以他因而所受的煎熬最大﹐要飽嚐靈魂飄泊之苦。

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

我另外一本書《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出版商（玉山社）今天通知我﹐這書要印第3版了。一本書出了10個月而印第3版﹐本來已經比許多書好﹐但與《來生不做中國人》15版比較﹐真差很遠。對兩書的內容﹐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真的不覺得《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比《來生不做中國人》差﹐裡面有多篇文章確是非常精彩﹐連我自己也會重讀﹐依然深感過癮。難怪一些讀者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打分﹐比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打分還高﹐儘管這些分數我並不在意。經追尋之下﹐我才發現了《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銷路遠遜《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的出版商的海外經銷網絡恰恰在書出版後的幾個月出了問題。現在﹐我相信許多看過《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人﹐都會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感興趣。早前﹐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繼強力推薦《來生不做中國人》後﹐再撰文推薦《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最有趣的是﹐倪大師不禁歎謂（在另一文）﹕「很奇怪，香港作者的那樣的大好文章，都由台灣出版，唉！」我的文章太寫實太放肆了﹐在香港﹐除非是極少數的亡命小眾媒體﹐一般媒體和出版社那裡敢碰呢﹖任你寫得多好﹐沒用的。台灣兩家出版社的老闆或負責人本身就是我的讀者﹐彼此相知恨晚﹐其他的自不在話下﹐這在香港簡直是癡人說夢。兩地文化之高低立見。沒有台灣﹐《來生不做中國人》斷難面世﹐看看現在無數讀者所感之衝擊﹐想想中國讀者甚至中國人幾乎又再錯失了一個反思自省的機會！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上月「無國界記者」發表「200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標」﹐台灣、香港、中國的新聞自由排名分別為36、51、167﹐台灣不知把中國甩到哪裡去了﹐甚至連香港也已走向侏儒化。倪匡大師的疑問﹐在這個「新聞自由排名」中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