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並不足夠

有人問﹐既然我說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那為什麼香港或中國對天才兒童或所謂資優兒童的培養反而不及許多不那麼重視天資的國家呢？但我只是說中國人重視自己的子女是否天生聰明﹐這不等於說他們對別人的資優子女也同樣關心。在中國人有家無國的自私心態下﹐人人各自為政﹐只為自己的家人鞠躬盡瘁﹐但不會用類似態度對待別的父母的子女。就如香港高官﹐包括教育部門的高官﹐個個都會想盡辦法給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教育﹐讓子女的英語講得比洋人更流利﹐但平民大眾的子女連英語的26個字母都唸不出來﹐那些高官卻絲毫不會心痛。

中國父母也許會擔心其他父母的子女若太聰明﹐會否令自己的子女吃虧呢？中國人社會由於一直崇尚互相撲噬、「適者生存」﹐國民之間多互相傾軌、互相拆台、互拉後腿。挪威人那種一方有事，八方呼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互愛﹐在中國人身上我真的找不到。沒有人比中國人喊團結喊得更多的了﹐但中國人卻是最不團結的人﹐因為一切徒具形式﹐相反﹐我沒有聽過極團結的挪威人要呼籲團結的。

學術界多次智商調查顯示﹐中國人（或兒童）的智商不低﹐通常居於前列﹐甚至有說中國人智商全球最高﹐總之﹐中國人的智商看來並不如中國人道德那樣﹐以低劣馳名於世。這些研究當然是有偏差的﹐一是中國人的逞能意識極高﹐講面子﹐自然會極度認真的對待這些智商測試；二是其他大部份國家的國民自我形象較健全﹐「被看扁情意結」不強﹐但中國人則由於頗有妄想被迫害狂而普遍渴求被人另眼相看﹐這也會加強受測試者的爭勝動機；三是中國人的資源﹐當中包括財富、知識到配偶或情婦數目﹐都是分配極端不均﹐受「挑中」的中國測試者可能在中國完全沒有代表性﹐就像中國運動員完全不能反映中國人的東亞病夫體質那樣。

要是把這些可能造成調查結果誤差的因素都計算在內﹐結論依然是中國人的智商頗高的話﹐那就恰好說明左右一國發展的不僅是人的智商﹐還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譬如國民的互愛互助互信精神、平等精神、靈性修養等等。以研究智商知名的Richard Lynn教授就發現﹐東亞人的智商全球最高﹐比歐洲人還高﹐但在現實世界裡﹐東亞社會的發展並不比歐洲優勝﹐獲譽為人間天堂的北歐國家的國民智商雖不低，也一向不屬於全球頂尖﹐那也許再次說明：國民有相當智商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足夠條件。

「太難實踐」的思想不是好東西

無數中國人每遇到有人批評中國﹐總喜歡說﹐你不了解中國﹐或者說這是因為真正的中國精神或國粹沒有被正確了解並落實所致。

這些例子極多﹐譬如﹐你說中國沒民主不自由嗎？中國人就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有提過自由民主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又如﹐你說中國兩千年來不斷破壞自然生態嗎？中國人又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提過環保精神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環保精神」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對於其他的議題﹐如說中國人殘忍、踐踏女性、沒有科學精神、重形式主義等等﹐中國人也是如法炮製﹐說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精神都不是這樣的﹐只是一般人未能了解那些中國精神的本貌﹐而即使明白了﹐也未必有付之實踐。

中國人甚至運用這種託詞﹐為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的暴政辯護﹐說中國共產黨本來的精神是好的﹐只是太多人講一講做一套﹐沒有將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實踐下去。

我們姑且不去爭論中國文化中是否真有這樣的美好內容。但我認為﹐任何思想﹐特別是用於國計民生、濟世為懷的思想﹐若太難被大眾明白的﹐或要花大量精力才能勉強考據出當中的微言大義，把看來是不通的道理生拉硬拽地說通的﹐這並不是好東西；若大眾明白這思想後也大多抗拒實踐﹐或易流於言行脫鉤的﹐這思想也有大問題。

更有人說﹐中國社會之所以變成禽獸不如﹐都是因為儒家思想被歪曲了。那麼﹐一種思想要是那樣容易被人「歪曲」的﹐這「容易被歪曲」，甚至是「容易被大多數人歪曲」就是極大缺點。

太難操作化的精神不值得賦予太多意義。

大量中國人行為上難以體現所謂真正的中國文化精神﹐或許多人（特別是外人）被指因不了解中國才批評中國﹐那中國精神那樣難以實踐﹐中國「真相」那樣難以理解﹐那不是好事情呀！但中國人卻可以把這樣的缺陷變成自豪的理由﹐說這是因為中國「博大精深」！中國人由於習慣了這種朦朦朧朧的「博大精深」思想﹐容易覺得好事物總是深不可測﹐不容易相信聽起來太平凡的道理。

「博大精深」有時只是「故弄玄虛」的委婉說法。

好的思想是容易明白﹐實踐的。好的思想也容許這種好思想本身被質疑並革新。好的思想不需要有大群辯護士逢人便說的解釋為甚麼這樣好的思想會被人陽奉陰違甚至唾棄。

真的是華洋有別嗎？

由於我是有資料狂的人﹐在互聯網興起前﹐對圖書館非常重視。早年在中文大學求學﹐那裡圖書館的藏書本已不多﹐更壞的﹐是這些數目不多的藏書還要分藏於大學本部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其他幾家書院各有一家的圖書館。就像一個窮鬼只有10元﹐卻再把這10元分別放到10個不同地方﹐那樣﹐錢已經極少了﹐要動用時更非常麻煩﹐唯一好處是多做一點運動（假如是走路的話）。而且﹐一些書是永遠借不到的﹐因為教員借書期限特長﹐達幾個月。但香港的大學教員薪酬全球最高﹐那他們不是應該多買書﹐讓學生多借書嗎？但大學領導卻把邏輯顛倒過來。

後來我在研究院時﹐可以使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我看到那裡的圖書不但多﹐而且新書購置得很快（記憶中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也是先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借到）﹐加上圖書都集中到一座大圖書館中﹐由此確認了自己一直以來對母校圖書館的批評：跟香港大學圖書館相比﹐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確不如人。從我在新界的住處去香港大學極不方便﹐但我也儘量常去。

由於看到母校圖書館服務跟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相差太遠﹐當時我去找中大圖書館館長陳情﹐希望他能認真改善服務﹐並建議他應摒除萬難﹐把各書院的藏書跟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集中放在同一個地方。

後來﹐似也不見中大圖書館服務有何改善﹐而我也離開中大了。

直到互聯網興起﹐香港各大專院校紛紛電子化﹐訂用大量網上學術資料庫﹐因而讓我有機會再看看我的母校是否依然故我的不長進。我於2003年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了一本書﹐叫《網上搜證寶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網上資料庫效能測試報告》﹐介紹當時的主要網上學術資料庫﹐並把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包括在內的全球26家重點大學所訂購的網上學術資料庫作一比較。我非常遺憾地發現﹐母校的網上學術資源同樣被香港大學遠遠拋離﹐但我相信這兩家大學的學生甚至老師都不知道他們之間有這一條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

《網上搜證寶典》一出版﹐我就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一職員來電郵問﹐哪裡可以買到這書﹐他說是因為圖書館第一時間把該書頭幾頁製成圖象電郵給所有圖書館職員﹐卻沒有交代哪裡可以買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之進取﹐令我驚嘆。相反﹐當時有售賣此書的中文大學書店則對我說﹐有大學圖書館的高層到他們書店大吵大鬧﹐說他們不該賣我這書﹐我估計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在書裡嚴辭批評了他們圖書館的服務。但該書大概由於內容過於敏感﹐得罪了城中權貴﹐各方在權貴警告下馬上停售﹐拙作就此長埋於天地。

圖書館是大學的靈魂。對於中大圖書館服務遠遜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服務這事﹐我一直耿耿於懷。原因何在呢？我知道香港大學的洋人較中文大學多﹐而當時港大圖書館館長也是洋人﹐而中大圖書館館長當時是華人﹐不知道這是否就如華人特首竟不如洋人港督那樣﹐真的是華洋有別呢？

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過去我在香港38年的生活和對中國的觀察﹐讓我對中國人的人生非常失望﹐因此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子女。絕不是討厭孩子﹐而是自問毫無把握可以在香港給孩子帶來幸福。一想到一個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受苦﹐被欺壓﹐被奴役﹐被蹧蹋﹐被淩辱﹐要像我這樣過著半賤民和半奴隸的生活﹐也就是說﹐要像絕大部分中國奴那樣過生活﹐或看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生命一天要跟大隊﹐要踩著他人的屍首以求存或向上爬﹐那種恐怖﹐把我對延續生命的人類原始本能完全殲滅。由於怕伴侶懷孕﹐我曾多次冷汗直流。

所以﹐過去幾年每當聽到那日薪逾一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不斷呼籲月薪大都不足一萬港元的香港人起碼要生3個孩子﹐加上他自己卻毫不盡力為父母生孩子製造最起碼的人性條件﹐我覺得曾蔭權真是卑劣至極的人。早前我刊出的〈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一文﹐也得到大批香港網友擊節認同。

此外﹐要是我有子女﹐也會令我因為顧及子女的生活費﹐怕失去工作﹐而不敢隨便「得罪小人」﹐批評那殘害我和其他無數人類的中國。

現在回顧那時的決定﹐我依然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極負責任的﹐但我犧牲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太太﹐那令我萬分抱歉。雖然我太太完全明白我的恐懼﹐她知道我也只是被這文化殘害才如此。

我現在較清楚看到﹐我是中國病態文化的產物﹐ 對人生非常灰暗﹐連延續生命的慾望也被扭曲﹐而她卻是對人生非常正面﹐對延續生命毫不猶豫的典型挪威人。我選擇她﹐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他的樂觀可以中和一下我的悲觀﹐並希望她能以其代表的極優秀文明﹐治療甚至拯救一個被極低劣文明所扭曲的人。無疑﹐中國人當中也有樂觀的﹐但中國人的樂觀多是無知所致﹐本身並無一令人有理由樂觀的深厚文明作承托﹐或如魯迅說的﹐「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十多億中國人當中會反省的萬中無一﹐在這世界上遇上有腦袋的中國人的機率本已極小﹐而她竟遇到我這樣一個深刻反省自己文化到不惜將自己推向孤寂的人﹐那真是她的無妄之災。

到了挪威這幾年﹐我對人生的中國式灰暗﹐才被這個了不起的文明以及我太太慢慢改造。我的確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所以﹐要是有洋人問我﹐找中國人做配偶好不好﹐我一定會提醒他們：你的配偶極有可能要不是一頭很快樂的豬﹐就是一個會整天呻吟的人﹐好自為之吧。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

挪威父母極不重視子女是否天資過人﹐從沒有聽過他們說子女怎樣聰明﹐更不會叫子女當眾背誦一兩首詩以證早慧﹐也不會提及子女的考試名次﹐因為學生起碼到初中才會在學業成績上有名次﹐而且是只有幾個級別的簡單名次﹐不是從1到45 或到200這樣的名次。不標榜天才和反精英是挪威社會的主流精神﹐希望子女快快樂樂做個普通人是絕大多數父母的願望。整個社會是相信﹐只要社會上下一心﹐互愛互助﹐普通人走在一起也能成功﹐不一定需要天才或精英的打救。

中國人則對「神童」非常著迷﹐甚麼三歲能賦詩﹐四歲能倒背千字文等等﹐隨時寫入史冊。同理﹐中國父母也很著緊子女是否有先天性的聰明﹐父母的恐慌甚至誇張到「寧生敗家子」、也「莫生蠢鈍兒」。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看重天資或天賦﹐我看是可以解釋的。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一般已對中國社會對人的後天培養信心不大。由於中國社會缺乏良好制度﹐當中包括教育制度﹐一般人都相信﹐若沒有一定天資﹐在這種低效的教育制度下必定非常艱難。

第二﹐是因為中國社會從古至今都嚴重貧富懸殊﹐都是奉行任由黎民自生自滅的「小政府」﹐所以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窮人﹐這些窮人家的孩子要有出頭天﹐就更要天生聰明。

第三﹐是因為中國教育特色是重背誦而輕理解﹐甚至是懲罰理解（因為孺子一旦真的明白中華文明所謂何物則後果堪虞)﹐因此往往把驚人記憶力就等同「天資」。但過目不忘這種能力看來是多屬天生﹐不容易在後天培養。

第四﹐是因為所有中國人都非常清楚﹐在中國社會中﹐一旦不夠聰明﹐一旦不能不斷向上爬﹐一旦淪為「小人勞力」的勞動階層﹐或低層白領﹐就會受到極大懲罰﹐因為中國人大都相信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成敗負責！以「吃得苦中苦」為極大美德﹐並相信人的一生就是一場殘酷的競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錦上添花﹐無雪中送炭﹐因為中國的主導精神就是儒家的「愛有差等論」。

我的電子藏書

我孤陋寡聞﹐還沒有遇到一個比我對資訊更瘋狂的人。要是我發現有任何一個網站我被禁止訪問的﹐或任何一本書我被禁止看的﹐我不但會氣死﹐對自己的奴隸身份悲哀垂淚﹐而且一定就要找來看﹐而且一有機會﹐必對任何有助推翻此暴政的事業推波助瀾。所以中國人的統治確是不適合我的。互聯網天天風起雲湧﹐正合我意。讓我點算一下我目前的主要電子藏書：

(1) Google Book Search 170萬本(全文) 430萬本(有限度預覽 limited preview)

(2) www.archive.org 約100萬本(全文)

(3) www.gale.cengage.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15萬本(全文)

(4) wwwlib.umi.com/eebo 12萬本(全文)

(5) www.questia.com 7萬本(全文)

(6) www.netlibrary.com 6萬本(全文)

(7) www.ebrary.com 4萬本(全文)

(8) http://proquest.safaribooksonline.com/ 2500本(全文)

(9) www.amazon.com 70萬本(有限度預覽)

以上的電子藏書加起來﹐全文的約有33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有230萬本。有限度預覽的約有50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起碼450萬本。

以上的只是英文電子藏書部份﹐中文電子藏書還沒有時間統計﹐印象中是比英語的少。這些電子藏書對我的寫作非常重要。由於我對許多事物(尤其是中國的)的看法與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有嚴重衝突﹐為了論證一個在他們看來極荒謬但我卻深信不疑的說法﹐我往往需要把我過去近30年讀過的﹐或聽人講過的書的有關內容搬出來﹐但單憑記憶是沒有可能記得原文的﹐通常我只會記得作者、書名或若干關鍵詞﹐我就憑這些依稀記憶中的資料加上鍛鍊多年的搜尋技巧﹐把所需的原書中的有關段落尋出﹐作為引文。這些從茫茫書海中尋找失落章句的行動﹐成功率極高﹐通常達95%。我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以及我這近10年的文章﹐就是在這大量電子藏書的協助下寫成的。現在我隨身的只有幾百本書﹐而且不能作全文搜尋﹐以我「唯陳言之務去」和儘量「言必有據」的寫作風格﹐絕不夠用。

所以﹐在這個互聯網年代下﹐最重要的是見解和意念﹐而不是死記書本原文﹐書本原文按一下鍵盤就有了。所以﹐互聯網帶來的方便﹐進一步挑戰中國人傳統的死記背誦強調所謂倒背如流的讀書方法。過百萬本書一次過的全文搜尋﹐令許多傳統的讀書和治學方法變得落伍。十年前或更久以前﹐要寫一篇需引用大量資料的文章﹐不知要花上多少時間四處搜羅有關讀物﹐寫作時也要把所有讀物鋪滿書桌﹐極不方便。要是寫作人是四海為家的﹐更不可能帶著最基本的幾千本書到處跑。

這種網上閱讀和搜尋的方法﹐對於我這類非小說寫作的人尤為重要﹐但據我觀察﹐雖然網上書庫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我說的這約200萬本電子書（以英語佔絕大多數）﹐當中大部份也是普通人可以接觸得到﹐但一般寫作人似乎未能善用﹐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其內容跟十年前沒有互聯網時的跑圖書館年代有甚麼明顯分別﹐令人失望。

我經測試發現﹐由於各國版權法不同﹐而美國的版權有效期相對較短﹐Google Book Search上面的 170萬本全文電子書﹐在美國以外的大部份甚至所有地區﹐只能看到當中的40-50萬本。這種出於尊重各國版權法差異而導致的網上資訊阻隔﹐長遠下去﹐令即使資訊自由的國家所能存取的電子資訊也大有差別。

中國人「不像活在人間」另一證據

最近在斷斷續續的看一本非常有趣的舊書﹐叫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中國的疾病—包括福爾摩沙和韓國》）。此書刊於1910年。作者為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和 James L . Maxwell。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自美國賓州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後﹐到中國做醫學傳教士﹐並為上海聖約翰大學外科教授﹐以及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華醫學雜誌》）編輯。 James L . Maxwell則為來自英國的醫學博士﹐於1865至1871年間在台灣擔任醫學傳教士﹐漢名馬雅各。

這書厚700多頁﹐詳述當時中國大陸民眾的主要疾病（並旁及台灣及韓國）﹐治療的過程和患者的反應等﹐有關社會背景也時有提及。尤為珍貴的是﹐裡面有多幅作者所醫病人的照片﹐如梅毒病人﹐皮瘤病人﹑腳氣病病人﹑陰囊象皮病病人﹑日本血吸蟲病人﹑脾性貧血病人﹑纏足引致肌肉壞疽﹑手部患結核病病人﹑疤痕瘤病人﹑纖維性軟疣病人 、色素瘤病人﹑雷諾氏症病人﹑放線菌病病人﹑骨肉瘤病人﹑軟骨瘤病人﹑骨腫瘤病人﹑肉瘤病人﹑牙齦瘤病人﹑海綿狀痣病人﹑絲狀疣病人﹑上皮瘤病人﹑後直腸瘤病人﹑纖維瘤病人﹑有蒂纖維瘤病人﹑纖維肉瘤病人、陰囊水腫病人﹑動脈瘤病人﹑淋病病人﹑巨乳症病人﹑卵巢囊腫病人等等。

魯迅曾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病後雜談之餘》一九三四年）。但看過這些中國病人照片後﹐你就能從多一個角度﹐了解中國人怎樣「不像活在人間」﹐也看到《本草綱目》的嚴重局限。這書所提到的疾病﹐看來許多都不是中醫所能處理的。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和反智論﹐加上婦女纏足一千年﹐「勤有功、戲無益」信條也壓抑了運動發展﹐並因蔑視異族文明而未能善用乳製品以強身健體﹐中國國民體質羸弱﹐無名腫毒、疽疥癬瘡、頑疾怪病似特別多。到西方人類進入了現代文明後﹐中國又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獨行其是地延長了中國人的癩皮狗日子。

本書作者有許多值得玩味的觀察﹐譬如他們說﹐許多中國病人的大毛病（如身上掛著個幾十磅的巨瘤)﹐都是自兒時起甚至自出娘胎就有﹐最初範圍很小﹐但不斷惡化﹐但二三四十年間都不去治理﹐直到整個人看上去幾乎沒有人樣了﹐才萬不得已地去醫治。這種中國爛活精神﹐跟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慢性癱瘓而難崩潰的特色相當契合。另外﹐作者說﹐不少病人在治療途中突然失縱﹐一些在失蹤後熬不下去又再回來求醫﹐我看這可能與中國文化中的以我為主精神和猜疑性格有關。

但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還有從4歲就發病但到31歲才動手術的大腫瘤患者黃春才﹐還有不少惡疾纏身的人要按中國傳統乞丐那樣以張揚個人不幸來刺激人們的同情心。也許﹐中國人真的如魯迅說的﹐要醫的不是肉體﹐而是靈魂。

原來討厭我的人也是我的讀者

最近又再讀了一些讀者或網友對拙著《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這些評論本身就幾乎像這書一樣的精彩。

一位說：「我阿爸現在就在看《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這些鍾祖康的書，請各路高手教我怎樣令他不被洗腦……不好意思都要說句，我阿爸雖然未至於讀書少不識字(在這情況我真的寧願他不識字)。」

另一位說：「其震撼程度，讓我這個混人只有嘆息一句：『來生不做中國人』……結果，一旦這些泡沫被刺穿了，那份痛苦，令人覺得過去的歲月是白活了。。。要認識自己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就要從頭來過。對於一個快將50的人，的確是一個不少的壓力。。。」

又一位說：「今時今日，我被同種鍾祖康說中——中國種是不可以自救的，只能祈禱來世不做中國人，整個地球都沒有國人的生天，因為國人內心是那樣的腐敗，即便移民到美國也是窩在唐人街，把自己的不成功、沒朋友歸咎于社會對華人的歧視，謾駡美國社會有一面“看不見的玻璃”……鍾祖康在《來世不做中國人》裏寫到，以中國人千百年來遺傳的奴性和劣根性，大約只有被殖民才能得救。於是我認認真真考慮了一下，誰願意接管中國？」

最經典的要算是這位了：「鍾祖康先生你寫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炒作？出名？賺錢？反華？復仇？.....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本書﹐雖然是垃圾，但是我相信，細細的讀這本書還是可以獲益不少！」

我發現我確實有一批讀者是不斷罵我﹐卻又非常喜歡看我的文字﹐還要為拙著做推銷。吊詭啊！也許人的內心深處總有一點被虐待狂吧。我寫文章最喜歡忠言逆耳﹐以前從沒有想過討厭我的人也會是我的讀者。

不少讀者說起碼把書看了兩次﹐第一次是震怒﹐第二次是震撼﹐因為終於能掌握書的部份精髓。我自問行文非常清晰﹐連一些學會中文的外國讀者也說能讀懂﹐若有以中文為母語者要反複再讀﹐才像阿基米德那樣從澡缸裡跳出來大叫「我發現了」﹐相信只是因為我的觀點跟流行觀點衝突太大吧。

誰是最適合中國人的殖民主子

前香港大學政治系創系主任 Peter Harris教授寫過幾本書﹐其中一本叫Hong Kong：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香港：一個關於官僚政治的研究》1978）﹐當中有些地方是略有可觀的。 裡面他寫道：

"Th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bureaucracy as 'paternalistic' and 'defensive' can now be explored further. British and Chinese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s do tend to dovetail...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scholar mandarinate both stress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such as status, appropriate forms of classical education, common allegiance to a distant authority(to Imperial Peking or Imperial London)...Both traditions, perhap, tended to resist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preferred centralized authority, stabliity, and procedure, while accepting compliant but influential interest groups.(「關於指香港官僚『家長式作風』和『好自辯』一事﹐現在可以再作探討。英國和中國的行政傳統的確每能吻合……英國政府和中國士人政府均講究若干特點—例如地位、正規的經典教育、對一遠處的權威一體效忠（向北京或倫敦）……兩種傳統也許都傾向於抗拒大眾參與﹐較喜歡中央集權、穩定和程序﹐接受那些聽話但有份量的利益團體」。128-129頁)

這些觀察在頗粗略的意義上是對的﹐但不可推之過遠﹐正如我曾說﹐歐洲的暴君叫做暴君﹐中國的暴君也叫做暴君﹐但其「暴」的程度可有雲泥之別﹐歐洲的暴君到了中國﹐對於隨時被中國暴君腰斬棄市剝皮揎草的中國奴隸來說﹐就是仁君了。

但撇開了這些潛在謬誤﹐英國人的階級習性的確令許多孕育自奴才文化的香港華人毫不自覺地感到頗為舒服﹐也令香港華人對家長式領導的渴求得到滿足﹐這些與中國人傳統的虛榮門面勢利基因一拍即合﹐雜交出天下無雙的香港勢利眼來。同時﹐英國人的階級習性和含蓄﹐對不善於表達的香港華人﹐特別是大眾﹐沒有起到情感解放的作用。

如果殖民香港的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或日本人﹐今天的香港人氣質必大不同﹐就如殖民台灣的是英國人﹐或殖民澳門人的是日本人﹐今天的台灣人和澳門人也會很不同。

是否英國人那150年若以北歐人那樣的平等精神來對待香港人就一定較好？徵諸香港人也像其他中國人那樣已停止獨立思考兩千年﹐並有著大量中國人自我作賤的特性﹐我真的不敢說一定就好。這些自我作賤的事例遠者無數﹐近者如香港竟依然有近半數人反對香港普選﹐而反對馬上普選的人則更多。

想來想去﹐我覺得最適合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殖民主子看來是德國人。可惜﹐這樣一個優秀的國家﹐卻因統一得太遲（1871年）未能趕上殖民主義的盛會﹐而且國境幾乎全被各國包裹住﹐要擴張並不容易。人類最優秀之一的文明反而在殖民事業中缺席。而且﹐要是德國能像英國法國那樣的早就參與殖民事業﹐讓其攻擊慾及早得到宣洩﹐並領略作為大殖民霸主的包袱和苦惱﹐它就未必有興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

中國車被指翻版也翻錯

昨天﹐挪威最暢銷的報紙 VG 在其網站中刊出這樣一條大新聞：「中國車大災難」（Katastrofekrasj av Kina-bil）。

文章說﹐俄羅斯汽車雜誌Autoreview 就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BYD）所銷往俄羅斯的 F3型號做了EuroNCAP﹐即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的撞擊測試。測試結果像以往德國就有Opel Frontera 「中國翻版」之稱的「陸風牌越野車」（Landwind 4x4）所作的撞擊測試一樣：車毀「人」亡﹐慘不忍睹。在正面碰撞測試中﹐F3前座成年人所受保護的得分僅有6分﹐而接受同一測試的德國大眾汽車新款Golf有36分！其實﹐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公早前作的2008年第三批汽車安全碰撞測試（C-NCAP）已顯示﹐中國多個自主品牌車型除了其中一款之外﹐其餘的最高僅獲3星﹐當中就包括比亞迪F3。

VG在報導中稱﹐F3這次碰撞測試結果是「歷來最糟的碰撞測試結果之一」（et av de elendigste kollisjonstest-resultater noensinne）﹐並毫不諱言﹐F3 是名牌豐田 Corolla 的翻版貨。

在該俄羅斯汽車雜誌就F3做的測試中﹐車以時速64公里(KM)迎頭撞擊前方﹐司機旁前門變形。由於來自安全帶大得離奇的壓力﹐司機胸部所受保護得分為「劣」。司機頭部狂撼向駕駛盤。前座乘客胸部因猛撞受重創。

在這撞擊測試後﹐俄羅斯已停止進口這款沒有安全氣袋的比亞迪F3。我沒有寫錯﹐的確是2008出產而沒有安全氣袋！不但沒有安全氣袋﹐而且安全帶沒有牽力裝置﹐這嚴重缺陷讓車上的人在強大撞擊時不會被安全帶拉住﹐有如脫韁之馬的向前撼。我也相信﹐要是這車也做一下車內空氣的甲醛和苯氣（benzene）含量測試﹐極有可能也會像許多中國車那樣嚴重超標。

挪威人關心這車的安全測試﹐是因為這車一年後就會登陸挪威以及丹麥等北歐小國。要是這些北歐人像美國人那樣愛興訟索賠﹐中國車商就未必敢把他們當作白老鼠。

面對此令人震驚的撞擊測試結果﹐將進口這中國車的挪威公司負責人馬上安慰挪威人說﹐比亞迪銷來挪威的車會有完全不同的安全規格﹐呼籲大家放心。

現在誰都不敢肯定中國人不造些較好的車出來﹐是不為也﹐還是實不能也。它是否真的那樣戲劇性﹐賣給同胞的﹐或賣給俄羅斯人那些窮措大的﹐就是垃圾﹐賣給北歐那些消費力較高的﹐就是精品。 若真的可以﹐中國人對窮人和富人人命的區別對待﹐也真是老實不客氣得露骨﹐可說是進一步落實儒家精髓「愛有等差論」的創造性表現。

而在此之前﹐另一中國汽車製造商「吉利汽車」生產的「吉利Otaka」（Geely Otaka）的碰撞測試更加嚇人﹐VG 的標題是「來自中國的新『棺材』」（Ny «likkiste» fra Kina）。測試「吉利Otaka」的也是Autoreview﹐負責人Yuri Vetrov 當時分析這車奇劣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吉利Otaka是抄襲一舊款的豐田Corolla﹐而且部份結構也抄錯了！」

此地的中國劣貨報導一宗接連一宗﹐這裡的中國人真是顏面何存 ！「陸風牌越野車」在碰撞測試中勇奪史無前例的零粒星﹐已經讓這裡的人笑掉大牙﹐還要再來甚麼吉利、BYD（即 Build Your Dream「成就你的夢想」）。恐怕這裡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快要在胸前掛上「我是日本人」或「我是韓國人」的標識﹐以免被誤當作是中國人。

人命關天﹐現在只好希望中國汽車製造商抄襲名牌時﹐抄得認真一點。

中國可以保留帝制嗎？

中國在上世紀決定是否廢棄帝制時的另一悲劇是﹐當時的王朝是一個異族的王朝﹐令中國人對保留帝制再多一重先入為主的抗拒。其實清朝的暴君已比漢人王朝明朝的暴君少﹐而且整個清廷都已漢化極深﹐不但全搬儒術一套和漢人的規章制度﹐又用漢語﹐溥儀更連滿州話都不懂了﹐但中國人最講面子﹐若可以選擇﹐那會接受一個異族皇帝﹐而且想做皇帝的中國人也已經夠多了。

挪威在1905年想重建君主制時﹐自己也沒有人﹐就向以前統治挪威的丹麥皇室找外援﹐把他們的卡爾皇子（Prince Carl of Denmark）請來﹐這種氣量﹐中國人肯定沒有。大家可馬上想像一下自己會否接受一個日本人的皇帝（儘管這個日本人可能是徐福的後代）。但挪威這時走向共和之聲甚囂塵上﹐於是舉行全國公投﹐由國民定奪﹐結果百分之79挪威人支持保留君主制﹐卡爾皇子就成為挪威皇室中斷幾百年後第一個皇帝﹐是為哈康七世（Haakon VII of Norway）。這個令挪威人夢牽魂繞的大問題﹐就這樣只用了幾個月﹐乾淨俐落的面面俱到的解決了。你能想像這可以在自稱文明第一的中國人裡面發生嗎？所以我要不斷重複：中國人的問題﹐極多只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是名副其實的 Chinese puzzle（中國的難題）。

當時（1905年）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說：

"It is surprising to an American that a community so democratic should be so little republican. It is a very fraction of the Norwegian electors...And it is not for any foreigner to say that the Norwegians have not acted wisely in choosing the form to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believe, in history a monarch has been elected by a 'plebiscate'".（「一個地方那樣民主卻又並非共和政體﹐在美國人看來著實奇怪。只有那麼一小撮挪威選民……支持共和政體……挪威人選擇了他們所習慣的政體﹐任何外國人也很難說﹐挪威人這樣做不是明智的……君主由全民公投選出﹐我們相信﹐真是史無前例。」）

從挪威君主制的運作﹐我看到君主制有一個頗大的好處﹐就是君主超越了所有政治派別﹐其對國家的忠誠罕受質疑﹐這可有助於緩和民主政治中容易滋長的極端黨派主義（partisanship）和全民犬儒心態（cynicism）﹐令民主政治較難走向極端。

非常孰悉中國的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認為﹐中國是有極悠久歷史的國家﹐都像英國人那樣慣於有一個一國之君的人物﹐故不宜急變﹐所以她認為其政體應以英國而不是歷史極短的美國為樣板﹐應像英國那樣保留帝制。她認為﹐康有為主張保留帝制是對的﹐但由於拂逆公意而不受歡迎﹐而梁啟超由於擁抱共和並有一支巨筆而成為知青的偶像。那時賽珍珠感到中國一步步朝她覺得惋惜不已的錯誤方向走去。她痛苦地有點迷惘地說：

"Sun Yat-sen was an honorable and selfless man, whose integrity is beyond doubt...He is not to be blamed that in his burning desire to serve them he destroyed the very basis of their life, which was order...It is dangerous to try to save people--very dangerous indeed! I have never heard of a human being who was strong enough for it. Heaven is an inspiring goal, but what if on the way the soul is lost in hell?"（「孫中山是個無私的君子﹐他的操守是無可置疑的……他滿腔救國之情﹐但過程中卻把難胞生之所繫的秩序摧毀了﹐這也很難怪他……救人是危險的事……真的非常危險啊！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人是強大得可膺此任的。天國是美好的﹐但萬一往天國途中靈魂失落在地獄裡怎麼辦？」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 382頁）

另一個強烈反對中國改帝制為共和的是對中國有深刻研究的人文地理學大師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 他出言甚重 ：

"In its radical zeal the south imposed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upon a country which is supremely unfit for such a form by reason of its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any feeling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南方人出於狂熱把共和政體強加於一個由於國民公德幾乎蕩然而極不宜行共和政體的國家。」）

中國人由於荒唐得太久太久了﹐兩千年有病不醫﹐最後藥石亂投﹐如今已是通身爛肉膿瘡。繼續不醫必生不如死﹐要醫也難﹐因為四肢運動無力﹐脾胃虛不受補。

為甚麼有中國人渴望坐牢

中國監獄恐怖是舉世聞名的了﹐卻有中國人以坐牢為夢想。最近發生兩件相關的新聞﹐讓人更看清楚中華五千年文明和中國式社會主義所謂何物。

第一宗﹐是北京19歲青年李大偉身患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因沒錢醫病﹐生不如死﹐去年8月爲籌錢看病，鋌而走險搶劫﹐被判入獄7年﹐但不久即被強行以「監外執行」處置﹐不能再留在監獄。今年初﹐他再次持械搶劫﹐這一次﹐不是為籌藥費﹐只是想被關在獄中﹐以「獲得國家免費治療」。報載﹐當聽到自己被判入獄18年時，「李大偉長舒了一口氣」！！

第二宗﹐四川將按剛出台的《關於辦理「老病殘」罪犯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假釋2 千老弱患病囚犯﹐以節省監獄開支！ 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官員稱﹐「全省監獄共收押5千多名老弱 、 患病及有殘疾的囚犯 ， 需要專人一對一照顧飲食起居 ，加上不時在半夜發病 ， 要緊急送院 ，獄方要承擔醫療費用 。」又稱：「事實上，不少服刑人員進監獄時，就不具有再危害社會的能力。更要緊的是，由於老弱病殘無法通過改造方式，為自己創造減刑或假釋條件……」故只能借「監外執行」之名﹐強行釋放！

這些「老病殘」罪犯當中必有不少像李大偉那樣﹐非常願意放棄自由以換來醫療照顧的。所以﹐在「監外執行」強制性釋放的政策下﹐我懷疑極有可能會有囚犯要賄賂獄卒﹐以避免被強制釋放的惡運。而獄卒也可能看中了這個發財門路﹐非常熱情的推動這政策。就像中國以前（甚至極有可能現在也是）的死囚往往要賄賂劊子手﹐不然劊子手就會蓄意砍向非要害處﹐令死囚慢死。像清朝的俞鴻圖就因為突然被通知要腰斬﹐來不及收買劊子手﹐滿懷不高興的劊子手就蓄意在腰部較下方落刀﹐令他慢死﹐俞鴻圖的上半身在地上翻滾良久﹐還有時間用身上的血在地上連續寫下七個「慘」字。可見﹐在中國﹐甚麼都可以變成財路。

政府借濫用「監外執行」﹐以逃避責任﹐已經壞透﹐若再有官史藉此政策﹐敲索不想被釋放的囚犯﹐像劊子手要錢那樣﹐那就真是……這個民族……

但尚在獄中的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不也「殘」嗎？但他一再申請「監外執行」卻被拒。他的律師李勁松說：「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即使一個人被判了有期徒刑，如果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可以暫予監外執行。」可見﹐想被投進「監外執行」計劃也不是夠殘弱就行的。

這樣下去﹐早晚會有存心要治病的人被迫參加維權活動﹐然後爭取入獄治病；而會爭取「監外執行」或至少「保外就醫」的﹐才可能是真正的維權人士。

中國人精於發揮制度的壞處

1905年﹐挪威終於在被丹麥統治了四百多年（1380–1814）﹐再被瑞典統治了90年後（1815–1905）﹐爭取到獨立。那時﹐挪威已經被外國皇帝統治了五百年﹐加上挪威皇室男嗣早於14世紀已絕﹐皇室已經名存實亡。就在這個時候﹐挪威人決心要重建他們失落了幾百年的君主制。

在遠方的中國﹐也在差不多這個時候有人在議論要保留君主制還是走向共和﹐結果是廢棄沿用了幾千年的君主制﹐改行共和。雖然這個中國式共和一直都是有名無實﹐但君主制已被廢﹐應無大異議。（那些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是變種皇帝的人﹐就未必同意）

為甚麼比中國人遠為自由和民智高的挪威人會選擇保留君主制﹐而中國人則選取廢棄君主制？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挪威過去的君主絕大部分都是行為相當正常的﹐大都真心真意愛民如子﹐按歐洲人標準而言的暴君是極罕見﹐若以中國人的標準﹐簡直是一個暴君也沒有﹐所以君主制給挪威人的印象並不壞。即使是那些外國人皇帝﹐雖不及挪威人皇帝好﹐但也絕沒有中國皇帝那樣可隨便將平民「賜死」、剝皮、腰斬或誅九族的﹐這些事件幾百年也不會發生一次﹐因為這裡的人不是奴隸。

但在中國﹐中國皇帝暴虐無道無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印象﹐令絕大部分中國人把帝制跟暴政劃上等號﹐這令他們寧願投向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甚至可能沒有能力實踐的共和政體。

本身是鄭孝胥叔叔的鄭世恭（Sih-gung Cheng）曾留學於英國﹐並曾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於1919年出版了一本英文書叫 Modern China： a political study﹐ 他在書裡說﹐他從自己在英倫的親身觀察看到﹐君主制未必就等於暴政。溥儀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 在其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裡就說﹐鄭世恭這個發現﹐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尤其是那些從未出過洋或其個人知識只限於美國的人所沒有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不知道世界上也有一些君主制國家並非像中國那樣厲行暴政﹐而且相當自由的。

由於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年犯下極多大錯﹐導致君主制在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令中國人對君主制產生極大恐懼﹐令他們在最後決定是否廢棄此制時﹐未必能作較知情和持平的深思﹐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樣﹐也因為中國人素質極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也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以致除非是統治集團﹐一般中國人領教過後都談虎色變﹐以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都必如中國的那樣恐怖。這類受過中國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折磨的人﹐只要一有機會脫離魔掌﹐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或所謂極右派。不僅是君主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在中國都一概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甚至連中國人獨家發明的儒家思想﹐若跟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比較﹐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看來即使不是最劣的﹐也是最劣之一了。

為甚麼薪酬越高表現越差

管理學有甚麼彼得理論（Peter Principle）、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呆伯特法則（The Dilbert Principle）等等﹐不知道有沒有專家提出過一個叫薪酬過高會導致效率下降的理論。若還沒有﹐我就是始創人﹐可稱為鍾氏定律（Chung's Principle）﹐扼要定義如下：「僱員薪酬過高會導致表現變差」。這定律尤其適用於政府部門。

這是我觀察香港官場生態多年的初步結論﹐雖不中亦不遠矣。

香港官場到今天還是鼓吹「高薪養廉」﹐怪哉﹐此論我在中高級官員薪酬只有香港幾分之一的挪威就沒有聽過。此論聽來頗有侮辱性﹐中國人有天下間道德第一的中華儒家思想﹐高官中又多屬基督徒﹐為甚麼會毫無自我約束能力﹐一不拿高薪就馬上失禁﹐伸手貪錢呢？其實﹐以香港一般人月薪幾千港元計﹐即使月薪5萬港元已是高薪﹐夠吃夠住的了﹐但香港官員覺得5萬港元仍是不能養廉﹐個個非要月薪數以十萬港元不可。但香港雖有天下第一的高薪﹐高官貪污事件依然比挪威多（詳見拙著《高官廢話公式寶鑑—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書末附錄1 〈近年香港公職要員以權謀私或失職事件一覽表〉）。

毫無廉恥的依法掠奪﹐終於令香港中高級官員薪酬幾乎攀至全球最高﹐但其表現卻相當平庸﹐這看似相當吊詭﹐其實是可以解釋的。他們之所以表現不能反映其極高薪酬﹐主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薪酬過高。薪酬過低固然不行﹐但薪酬高到官員自己都不敢啟齒﹐那就會適得其反﹐出現工作效率遞減的病象。

現闡釋此理論之因果關係如下：

（1）當官員的薪酬高得太荒唐時﹐官員就開始憂慮失去這個肥缺﹐就會開始不務正業﹐把越來越多的精力用於鞏固個人權位上面去﹐不敢講真話﹐並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欺上瞞下、舔上踩下﹐慢慢放棄了做實事和唯才是用的方向；

（2）當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自然要減少其他方面的開支以削足就履﹐譬如儘量削減較低層職員﹐以致有將無兵；並儘量不買足夠的優良設備﹐儘量節省日常營運開支﹐譬如拒絕推行小班教學﹐甚至儘量節省緊急開支﹐譬如香港政府日前拒絕僱包機到泰國接回滯留當地的香港居民﹐間接導致一香港人慘死；

（3）由於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導致大量前線職員與中高級官員薪酬差距過大﹐令大量前線職員感到被虧待﹐主奴意識和分離主義彌漫工作間﹐令整個機構難以上下一心；

（4）中高級官員由於薪酬過高﹐很容易與群眾的生活產生巨大隔膜﹐令自己無法想像民間疾苦﹐並且通過豐厚的薪酬避開了由自己一手製造的垃圾政策﹐譬如把子女送到昂貴的國際學校讀書﹐或放洋留學。

連罰款也是富人多付

幾個月前﹐挪威有一女士因醉酒駕駛﹐被罰10萬挪威幣（約11萬港幣）﹐弔銷駕駛執照5年﹐並須入獄30天﹐和接受戒酒治療﹐雖然她是於幾個月內兩次醉酒駕駛﹐但醉酒駕駛在挪威一般只是罰款幾千挪威幣﹐那何以那樣重罰她呢﹖原來是因為她是年薪80萬挪威幣（約86萬港幣）的高薪人士﹐由於挪威厲行均富政策﹐這個年薪是很高的了﹐所以她要按比例多付罰款。

挪威為了貫徹均富政策﹐並令社會政策盡量合理﹐不僅在課稅方面奉行累進稅﹐要多賺者多付﹐甚至在一些刑罰的罰金厘定上﹐也是以犯事人的財富為計算基礎﹐也就是富人要多付。這種富人多罰的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但想一想﹐又覺其頗有創意和道理。否則﹐若月入3萬者罰五千元﹐月入7萬者又罰五千元﹐那五千元對月入7萬者就較難起到阻嚇作用。這種富人多付罰款的做法若行之於香港﹐必被指為「仇富」﹐對富人不公平﹐但挪威人則認為﹐富人那麼有錢﹐不按比例多罰﹐那罰款只是形式﹐毫無作用。挪威類似的措施還有許多﹐真虧他們為了建設一個讓國民彼此相愛、禍福與共的國家﹐花了那麼多心思﹐抑富扶貧﹐令稍貧者感到被關顧﹐不致走向極端。一個社會越少人走向極端﹐就越少反社會行為﹐這樣的國民才能合作。但中國人大多相信洗腦加上刑罰就可以減少反社會行為﹐並相信凡人道德說教的教化力量勝過宗教的力量﹐結果全國同胞永遠一盤散沙﹐步步皆錯﹐莫過於此。

香港早前醉酒駕駛被捕的香港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他月薪近12萬港元﹐才判罰款7500元及停牌18個月。原已有醉酒駕駛案底的影帝梁家輝兩年前再因醉酒駕駛，家住摩星嶺獨立屋豪宅也只是罰款一萬元（另外被判監兩個月、緩刑三年，及停牌三年）﹐梁家輝的辯方律師已經認為刑罰過重﹐稱：「比我意料中重了小小，但也合理。」但香港一般月入一萬幾千的小市民﹐醉酒駕駛也同樣照罰幾千元。

在香港﹐許多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一旦犯罪﹐在法庭上﹐其辯護律師每向法官求情謂：當事人本有大好前途﹐或本有美滿幸福婚姻﹐或本有崇高聲望﹐或本有家財萬貫﹐或本可當香港特首﹐如今因一念之差﹐通通毀於一旦﹐已是極大懲罰﹐祈望法官從輕發落云云﹐一些法官就從善如流﹐不對這些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作「雙重懲罰」。也就是說﹐越富貴反而刑罰越輕。那麼﹐要是你向無大好前途﹐向無美滿幸福婚姻﹐向無崇高聲望﹐向無家財萬貫﹐或向無可當香港特首之機﹐那對不起﹐那說明你尚未因犯罪而受到懲罰﹐故須從嚴辦理。

我看楊佳

一個人殺了6個警察而居然被無數人奉為英雄和大俠﹐可見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已不得人心到怎樣的地步。特別是這是發生於世界知名的奴才大國﹐連奴才也這樣不安本份﹐事態的確非常嚴重。中國人這些極端行為﹐再一次驗證了中國人絕不中庸的性格。所以﹐請不要再說甚麼中國人恪守中庸之道那樣的屁話了。中國警察一如所有中國官僚那樣「有風使盡里」，把民眾逼到似人非人的但求「活著」狀態﹐等到一千萬分中之一的賤民忍無可忍反抗了﹐就以十倍於所受淩辱的火力奉還﹐玉石俱焚。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生存模式和處事方式。

這種「以暴易暴」手法﹐若在一般稍為正常的自由國邦﹐我是絕不贊成的。但考慮到這是非常獨特的中國﹐考慮到被欺壓奴隸之痛苦﹐我等局外幸福自由人總不能一味鋪陳高義﹐求全責備的。

楊佳在被捕後及在法院上說過一些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話﹐如：

「有些羞辱，如果要背一輩子，我寧願犯法。」

「我們活著不是為了低三下四，也不是為了作威作福，而是為了自由體面的生活......如果，人沒有尊嚴，人不如死去。」

「我不認為他們是無辜的。」（回答被告律師問：你認為那些死去的警察是無辜的嗎？）

「我是無罪的，是他們違法，有罪的是他們。」（當庭所言）

「我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楊佳表示對一審鑑定結果沒有意見）

「這些警察之所以敢這樣，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你們。」（回答法官問：你有什麼補充意見？）

「被這樣的警察管理著的國家，一個遵紀守法二十幾年的公民最後都會被判刑坐牢。」（法庭最後陳述）

從楊佳這些話可見﹐此人非常清醒﹐有非常清晰的行動理論依據﹐大有「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尊嚴故，兩者皆可拋。」的味道。他對尊嚴的追求﹐也非常符合兩年前的「來生不做中國人」調查結果。當時在65.1%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最多人（37.6%）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統觀種種﹐決不能隨便視此案為普通的殺人案。就如荊軻刺秦皇、孟子說的「弔民伐罪」、孫中山的「黃花岡起義」、中國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等那樣﹐過程中當然很可能會殺人的﹐但其目的是反抗暴政﹐所以不能以普通的殺人案視之。《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兼前美國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說得更加直白："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 . It is its natural manure."（「自由之樹必須時而灌以愛國仁人和暴君的鮮血以保常青，這是天然肥料。」），又說 "Timid men prefer the calm of despotism to the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 "（「懦夫寧要專制之平靜，不要自由之喧嚷」）

楊佳被行刑後﹐他父親楊福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說明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不承認不行。老百姓活得太難了，我們只能一個字『忍』，苟延殘喘地活著吧。楊佳就不想、也不肯苟延殘喘地活著，總想討說法。我不說楊佳是什麼英雄，但是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維護自己尊嚴的人。」話說得沉著冷靜、有理有節 。

一般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當被統治者壓迫到生不如死時﹐通常也會殺人﹐但殺的是自己和家人﹐這種自殘方式由於不會妨礙社會穩定和諧﹐而且通常是當事人無聲無息的暗暗死去﹐連臨終前大哮一聲、把沉睡中的奴胞驚醒要翻個身再睡也不會，極有公德心，那樣「弔民伐罪」的意義自然極小﹐即使死得十室九空﹐社會依然可如常運作﹐所以民眾自了殘生或自行滅門最是深得冷血統治者的歡迎。但要是中國人被壓迫到走頭無路時﹐慢慢從自殘改為攻擊迫害自己的人﹐更多人像楊佳那樣「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那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定律的作用下﹐中國的暴政或會收歛一點。所以﹐同樣是因被壓迫過甚而殺人﹐殺掉自己或自己家人的意義﹐遠不及楊佳這樣找劊子手算帳的意義大。不過﹐「以暴易暴」雖有其制約暴政的作用﹐令暴君沒有那麼放肆﹐但對於整個文明本質上的提升﹐並不足夠﹐還需要注入正面的力量。

此案的另一個意義是﹐從楊佳竟然可以一個人只用一把刀就能像宰雞一樣砍殺6個男警察（據報是他只挑男警察來砍﹐因為女警察沒有欺負他）﹐那就多少暴露了仿如國家機密的公安人員體能狀況和團隊精神。這讓我想起「甲午戰爭」中﹐巨人中國竟嘩啦嘩啦的大敗於蕞爾小國日本﹐名字如雷貫耳的中國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到底那些中國警察是否祖傳的「東亞病夫」﹐還是公費嫖賭飲蕩吹過度而未老先衰？還是出現如史家描述中國人在「揚州十日」中以眾不敵寡的慘況：「而其時人心渙散，尚各希冀免死，只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群，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唯有引頸就戮而已。」

何以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挪威是人間樂土﹐而香港則是令到無數香港人感到生無可戀的鬼地方。但挪威其實是完全可以走上「香港之路」的。譬如﹐如果挪威把零%到 50%左右的薪俸累進稅率改為香港的15%標準稅；如果挪威把最高超過50%的公司利得稅降至香港的16.5%劃一稅率；如果挪威把公務員﹐特別是中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增加多倍至香港的高水平﹐譬如把總理的稅後月薪增加6倍到香港特首的水平﹐也增設約滿酬金等等；如果挪威買賣非自住樓宇所得利潤﹐以及樓宇租金所得﹐不須繳交可高達50%的稅款。

要是挪威這樣學香港﹐那挪威也會比現在貧富懸殊得多﹐也可能像香港那樣出現籠屋、床位、「板間房」﹐像香港那樣沒有資源推行小班教學﹐也要把目前10月的全薪產假(或12個月8折支薪產假)減至香港的兩個月﹐也會像香港那樣許多人隨時日做十多小時只僅得溫飽。

為甚麼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香港人或中國人愛說﹐更荒謬的是﹐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揚言﹐高累進稅率會把稍為有錢的人都嚇跑﹐高福利必會令人濫用福利﹐導致社會「車毀人亡」﹐「綜援養懶人」﹐但為甚麼挪威卻沒有出現這些惡夢？

難道真是中國人頑劣過人？真的是孔夫子的禮義廉恥只是口號？

要一個社會的有錢人或所謂精英願意過著只是比「平庸者」稍好的生活﹐要一國的總理只是支取比一般工人多出一兩倍的稅後月薪﹐也就是說﹐要一個社會的民眾彼此相愛﹐強者願意認真照顧一下弱者﹐弱者又不會太放縱把福利濫用到把制度拖垮﹐這個社會的成員必須有極高修養。這種修養﹐這種大愛﹐儒家「愛有等差論」教導下的國民當然不會明白的。

為了不斷鞏固全體國民的靈性修為﹐挪威政府用公費聘用了挪威國教—路德宗—全國所有教會絕大部分的神職人員﹐讓他們心無旁鶩的專注於民眾的靈性工作﹐讓全體國民不斷加深對路德宗教義的認識﹐特別是推崇人人彼此相愛的精神。單單僱用這成千上萬名神職人員﹐就不知要花費多少公帑！但這個投資證明是非常值得。否則﹐一個整體國民沒有修養沒有互愛精神的國家﹐不僅不可能有苦同當﹐也不可能有福同享﹐不可能善用今天的石油財富。看看全球的石油大國﹐有多少個不是由一小撮人壟斷的？

到今天﹐挪威的閣員依然規定當中必須有一半成員以上是其國教—路德宗—的信徒﹐這種「政教合一」的做法﹐在當今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誠屬奇聞。這裡的人對他們許多脫離世界主流的做法已習以為常﹐同時外面世界對這地方的認識也多停留在三文魚的層次。

就是挪威國民的文明水平和教養﹐令大多數人遵從耶穌基督「彼此相愛」的誡命﹐他們有惻隱之心﹐有羞恥之心﹐無論怎樣也做不出中國或香港領導人任由國民互相撲噬、「適者生存」的事來。

慢性癱瘓比崩潰更可怖

過去十年﹐不斷有人討論中國經濟會否崩潰。但中國似乎並沒有崩潰﹐看來也不似銀行明天就會擠提（兌）。現在越來越多人轉而研究：何以中國經濟有這麼多的嚴重問題，卻仍不崩潰？同樣的情況若發生在歐美地方﹐不僅經濟早就崩潰﹐政府也早已被選舉或革命所置換。

費孝通半個世紀多前就說過﹐中國這樣的社會只會慢性癱瘓而不會崩潰的﹐這個看法也值得深思。

中國社會或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而只會慢性癱瘓﹐是有幾方面原因的。其中一個是中國人會為了追求表面和諧﹑表面天下太平而使狠招。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政府應付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做法。當時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因為為了不讓全人類看到香港沒有了英國人就垮台﹐所以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香港政府的財庫﹐把香港大眾推落萬丈深淵。結果﹐在亞洲那些不計較面子﹐願意犧牲政府儲備以令民眾受創較小的國家都復蘇得較快﹐香港則因政府保官棄民﹐為了保住政府財政不崩潰的門面而讓民眾主力承受金融風暴﹐而令香港成為復蘇最慢的地方。

中國政府也同樣會為了面子﹐不讓全人類看扁中國﹐看到中國經濟崩潰﹐而以極端的行政手段把經濟壓力盡量轉嫁到佔中國大多數人口的中國農民身上。也無須太擔心中國農民活不下去﹐因為他們必要時自然會懂得「易子而食」或「人相食」。

中國經濟不容易「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可用行政手段阻止崩潰的病癥顯露出來。譬如目前中國的銀行已嚴重資不抵債﹐但由於都是國營﹐對外帳目也不清﹐中國政府可以用許多非正規手段使之苟延殘喘。如果每一個存戶都去銀行提款﹐中國銀行體系根本無法兌現﹐但中國政府可用許多骯髒的手段令存戶難以大量集體提款﹐如甚麼「限制取款」、「限制現提」，「在銀行營業網點一次性提取5萬元人民幣以上，須提前一天預約。」等等﹐並且有大量讓人膽喪的黑牢恭候「造謠者」。這些情況若發生在歐美的自由國家﹐已經促成經濟崩潰。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崩潰。

當然﹐即使中國經濟真的崩潰了﹐中國政府為了面子﹐也不會承認是崩潰﹐就如不承認曾發生大饑荒﹐只是說有「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特別）困難時期」。

寧願組織不斷腐爛下去而不容許組織崩潰﹐對組織未必是好事。經濟崩潰的積極功能是﹐讓政府儘快面對現實。如俄羅斯於1990年代經濟崩潰﹐事後也會慢慢復元過來﹐不會是世界末日。冰島現在雖然經濟崩潰﹐但這只是冰島過去一千年在極艱難自然環境中驕人發展中的一個小挫折﹐其民眾的生活福祉依然比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人不知高出多少。不要說冰島﹐即使是俄羅斯﹐即使在1990年代經濟崩潰時﹐其民眾即使生活悲慘﹐也依然遠不及沒有經濟崩潰的中國農民悲慘。

可以說﹐崩潰、破產、離婚等「拉倒性概念」都不是著重表面和諧的中國文化所固有的﹐這些都是外來觀念。中國固有的觀念是死拖活拉、是藕斷絲連、是外強中乾、是好死不如爛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中國收回香港是「不可能的任務」

很久很久以前﹐由於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外籍(通常是英國籍)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都較香港華人公務員為高﹐但後來隨著這世界越來越「文明」﹐並經香港一些本地公務員組織如華員會的爭取﹐香港終於做到華洋公務員同工同酬。不是把洋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下調到華人公務員的水平﹐而是把華人公務員的薪酬和福利跟洋人看齊。原本華人公務員的待遇跟香港大眾比較已算不錯﹐在「同工同酬」下跟洋人看齊後﹐進一步拋離香港大眾的薪酬水平。這種下了香港公務員薪酬過高﹐令政府開支中高達七成用於政府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福利開支的禍根。

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我覺得不無其道理。因為就文化水平而言﹐英國遠在中國之上﹐英國人幫助中國人在香港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絕對沒有能力建立的良好制度﹐英國人功不可沒。要不是殖民地之便﹐香港必要付出大筆顧問費用﹐才可能請到英國人來指導香港人建立這些良好制度。此外﹐英國人佔領了香港﹐讓香港避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也同時接收了無數被中國迫害的難民﹐那就已經功德無量﹐值得為他們造廟立碑了。英籍公務員薪酬較高的另一個合理原因是﹐由於香港華人生活習慣極其骯髒﹐以及英國人水土不服﹐許多在十九世紀從英國來管治香港的殖民地者隨時會因瘟疫或熱帶疾病客死異鄉﹐職業風險甚大。

華人公務員以同工同酬為名﹐爭取到洋人一樣的待遇﹐這是混水摸魚﹐這等於加入了英籍公務員「依法掠奪」香港人的行列﹐其實就是「分贓政治」。但如上述﹐英籍公務員由於的確對改造香港有功﹐即使「依法掠奪」也並非毫無道理﹐但本身只是學徒的華人公務員﹐人搶我搶﹐難以服眾。

但「依法掠奪」始終是用於殖民地的權宜之計﹐斷不可行之永遠﹐應一有機會就撥亂反正。香港回歸原本是把錯誤的公務員薪酬制度糾正的大好機會﹐譬如要起碼把特首和局長等高級官員的薪酬減去三分之二。但由於香港回歸後不是走向全面普選議會政治﹐而是被交回完全沒有民眾認受性的而且是厲行獨裁殘暴共產統治的中國。這令中國不敢﹐也沒有管治上的能力和識見﹐在香港施政上有任何大變﹐不但沒有大變﹐而且要籠絡收買各方有影響力的團體﹐以擁護極具爭議的中國收回香港﹐當中被重點收買的就是香港公務員。為了收買香港的公務員﹐中國政府在《基本法》中寫下了這樣荒謬絕倫的條文：「（公務員的）薪金、津貼、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原來的標準。」（《基本法》第一百條）﹐「香港原有關於公務人員的招聘、僱用、考核、紀律、培訓和管理的制度，包括負責公務人員的任用、薪金、服務條件的專門機構，除有關給予外籍人員特權待遇的規定外，予以保留。」（《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當年爭取同工同酬的華員會終於得以繼續「依法掠奪」香港人﹐在香港回歸一事上成為中國政府的應聲附庸﹐繼續背棄民主公義。

由此可見﹐一個在新聞自由排名167 的聲譽掃地的獨裁國家是不可能管治一個新聞自由排名51的自由地方的。不可能﹐不僅是因為未達水平不夠班﹐也因為「其身不正」而不夠膽。即使收回香港了﹐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只能聽任它爛下去。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訂得較高

耶穌在死前遭受侮辱戲弄﹐又被士兵用鞭抽打﹐打至皮開肉綻﹐然後背負沉重的十字架﹐屢跌屢起﹐一瘸一拐的走到各各他山之頂﹐雙手被拉開被釘上橫杆各一端。今天醫學人員說﹐雙手正中神經被釘所引起的痛楚﹐勝過萬箭穿心﹐連嗎啡也難以制止。這樣被釘十字架的人﹐不會馬上死﹐而是會煎熬幾個小時到幾天直至痛死或失血過多才會死。據說﹐耶穌在釘十字架後6個小時後才死亡。

我發現似乎洋人跟中國人對耶穌之死有不同反應。洋人一般會覺得耶穌死得極慘﹐非常同情。但許多中國人似乎沒有像一般洋人那樣容易對耶穌死前所受酷刑受到感動。也就是說﹐對於耶穌受難的悲慘程度﹐洋人跟中國人似有不同評級。

的確﹐耶穌所受的酷刑不容易令一般中國人感到震撼。由於中國人自力開發的酷刑如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等等﹐或一些無以名之的酷刑﹐已臻於酷刑之化境﹐而且即使到晚清還有人被凌遲﹐一般中國人對於皮肉之苦早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真的﹐要是有人想以受難來感動中國人﹐起碼也得受凌遲才有成功機會。我甚至看過若干晚清當眾凌遲的照片﹐那些圍觀者也看不出怎樣感動﹐不是面容痲木﹐就是頗興緻勃勃﹐是看熱鬧而來居多。

加上許多中國人本已感到生不如死﹐單單「活著」本身就是極大酷刑﹐天天都在受難。所以﹐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肯定比一般洋人訂得較高。至於耶穌死前所受的羞辱﹐對於從羞辱中成長在羞辱度過一生的中國人更不算甚麼。

就如無數法輪功信眾被施酷刑至不似人形﹐也許他們當中隨便一個所受之苦都不下於耶穌﹐但許多中國人看了不為所動﹐或覺得他們死有餘辜連看也不想看。又如﹐儘管中國有全世界最恐怖的監獄﹐但魏京生或其他民運人士在中國坐了十多二十年的黑牢﹐一般中國人也不覺得有甚麼大不了。

中國人對「受難」的標準特高對耶教在中國宣揚所起的阻力﹐不容低估。

挪威暴君在中國算是老幾

我讀一下挪威過去一千年的帝皇史﹐發現他們絕大部分的皇帝都是相當正常的﹐絕沒有中國那樣變態皇帝成群﹐暴君如林的情況。但挪威皇帝中也有的被史家稱為暴君（tyrant）的。譬如被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取而代之的賀孔（Håkon Sigurdsson 935-995）就是。賀孔於公元970年到995年間統治挪威。他何以落得「暴君」的惡名﹐遺臭萬年呢？他頗好勇鬥狠﹐史家也似乎對他激烈反基督頗有微言。他特別引起眾怒的是被指荒淫﹐他慣於公然虜人愛女或妻子﹐據為己有幾個星期才放人。

那我就把他跟中國的暴君比較一下﹐如商紂、夏桀、秦始皇、秦二世胡亥、南北朝的宋孝武帝劉駿、隋煬帝楊廣、五代時期南漢中宗劉晟，明朝以朱元璋為首的十七個暴君﹐還有毛澤東等等。賀孔跟他們比﹐那有資格叫暴君！？中國的暴君窮奢極侈、橫徵暴斂已成例行公事﹐個個殺人如拾草芥﹐也隨時可將人施以腰斬、車裂、凌遲、剝皮、活埋、鑊烹、鋸割、斷椎、刖刑、割鼻、灌鉛、鑿顛、抽脅、滅三族、誅九族等等。被皇帝逼迫自殺﹐是許多人求之而不得的福份﹐所以叫「賜死」﹐因為相對於無數酷刑和處死方法﹐這已是較為舒服和較有尊嚴的死法。所以魯迅才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1933年）。至於賀孔公然把他人女兒或妻子據為己有﹐狎玩幾個星期後放人這個做法﹐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真的沒有聽過有中國皇帝只會他人女兒或妻子佔有幾個星期﹐然後放人那樣仁慈的。賀孔若在中國﹐簡直就是仁君了。但按挪威或維京人的文明水平﹐他就是暴君。那麼﹐中國與挪威兩個文明之高低相差有多遠﹐大家已心中有數吧！

由此可見﹐在比較國國之異同時﹐很容易出現一個災難性的謬誤。譬如甲國人說：「我國的暴君可恨啊！」乙國人就答說：「我國也有暴君啊！也可恨啊！」然後甲國人就說：「天下烏鴉一樣黑啊！」

又如香港人說：「香港有窮人啊！」挪威人說：「挪威也有窮人啊！」然後彼此就齊聲悲歎：「真是甚麼地方也有窮人啊！」挪威人那裡知道香港的窮人會住在籠屋、床位、天橋底、「板間房」裡面呢？而香港人又那裡知道挪威一般工人的生活素質﹐往往比香港的一般所謂中產階級如醫生、律師還好。

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兩皆賤貨

香港特首曾蔭權月薪近40萬港元﹐其稅後月薪竟然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若加上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則這差距擴展至約8倍﹐若再加上曾蔭權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無須繳稅的7萬港元退休金﹐這差距再擴展至約10 倍﹐要是把特首的每月獲贈的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估計上百萬港元的花費計算在內﹐則這差距起碼達30倍以上。但論富裕﹐香港遠不及挪威﹐香港的管治成績也遠不及挪威﹐管治挪威的工作也絕不比管治香港的工作少﹐挪威面積是香港的300倍。同樣﹐香港局長或高級官員的月薪也是挪威部長的幾倍﹐但其表現同樣只及挪威部長的幾分之一。那麼香港統治集團憑甚麼這樣依法掠奪？為甚麼號稱最愛國愛港而且多屬基督徒的香港管治班子不能像挪威管治班子那樣少拿一點而且反而表現更好？

香港由於統治集團依法掠奪﹐導致大量人口被依法壓榨﹐不是失業就是在職貧窮﹐也導致沒有資源推行學校的小班教學﹐沒有資源縮短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沒有資源延長婦女的產假﹐沒有資源改善一下老人和其他弱勢社群的福利﹐並因而要向最低層的勞動者如菲傭抽外傭稅來補貼政府開支。香港統治集團由於本身已通過為官成為富人﹐加上深受中國文化的荼毒﹐非常抗拒改革稅制﹐以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其實﹐香港特首或高官每天工資近一萬港元﹐除非是生活糜爛到極點（但特首不也是基督徒麼）﹐否則那裡需要那麼多的錢呢？香港特首即使拿挪威總理那樣的工資﹐即稅後有約四到五萬港元﹐也已經是許多香港清潔工月薪的10倍﹐在香港已經可以過很安穩的生活﹐何況做特首的一切生活起居開支皆屬免費（挪威總理只享有當中的一小部份類似福利）。

要是香港一般民眾也有挪威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那我對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也沒有那麼反感﹐但現在是﹐香港一般平民的生活幾乎連挪威的牲畜也不如﹐但香港特首和高官的待遇則連挪威奧斯陸王宮也相形失色。這就是問題所在。按理是愛民如子的統治者﹐沒有理由可以接受其治下無數臣民（甚至是常被中國人吹噓的甚麼「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月薪比自己的日薪還少﹐可以看到他們日做十多小時而僅足以糊口﹐而自己卻縱慾無度﹐而可以心安理得﹐而且佔了便宜還要賣乖﹐不斷叫這些垂死掙扎的賤民至少要生三個孩子！！又稱「目前最重要是靈性的修為」，以「更了解市民的需要」。

看到香港特首和高官依法掠奪﹐就有人表揚中國領導人說﹐國家總理也只是月薪四千人民幣啊！很體察民情啊！但四千元已是中國一般工人月薪的四、五倍﹐以中國工資水平論絕對不低﹐而挪威總理跟挪威一般工人的稅後月薪相差只是一到兩倍左右。其次﹐中國領導人享有幾乎無所不包的驚人福利。但最滋味的還是﹐中國領導人乃奉行「假低薪真官倒」﹐自己出面打工卻由子女、配偶或親戚各佔要職﹐所得回報起碼以億為起算單位。總之﹐香港和中國的統治集團，一個明搶，一個暗偷，兩皆賤貨。

假如北歐的滿天神佛拖到今天

印度人喜歡用蕉葉而不是盤子（即碟）來吃飯﹐有人表揚印度人這樣做很環保﹐但其實環保並非他們的原意。他們堅持用蕉葉的一大原因﹐是解決他們對口水的極度恐慌。按照印度教非常嚴格的等級制度(Caste)﹐印度人分成幾個從婆羅門到賤民等幾個階級﹐階級之間永世不得逾越。在這個背景底下﹐印度人覺得低等級者的口水是很髒的﹐必須確保高等級者不會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也出於同樣原因﹐印度人不喜歡吹奏樂器。凡被口水沾過或吃過的食物叫做Jutha﹐低等級者可以吃高等級者的Jutha﹐但高等級者不可以吃低等級者的Jutha。由於視口水﹐特別是低等級者的口水為極度恐怖的穢物﹐印度教徒吃東西很少用盤子﹐因為他們認為盤子一旦用過﹐上面的口水無論怎樣洗也是洗不乾淨的﹐因此有時要把用完的瓷器食具砸爛丟棄以防再用。把一個曾被他人用過的盤子盛食物給一個婆羅門(也就是等級制中最高級的掌握神權的祭司貴族)﹐是極大羞辱﹐可治重罪。於是﹐為了確保高等級者不可能吃到低等級者的口水﹐印度人儘量不採用會有機會觸及口水並會翻用的食具。那樣﹐用完即棄的食具就最穩當了﹐這是他們愛用蕉葉盛載食物的主要原因﹐而他們堅持用手指吃東西﹐我相信也主要是為了避免食具翻用﹐傳遞口水。

究竟使用大量用完即棄的蕉葉或其他植物的葉以代替可以翻用的盤子﹐是否更為環保﹐我也不敢肯定。但此舉背後的等級制度肯定是令人噁心的。印度這樣的等級制不可能為現代文明理念所容。但這是他們的固有文化﹐被壓迫者當中也大不乏擁護這不公平制度的人﹐情況跟中國的奴才多熱烈擁護奴隸主那樣相似。這是許多古老文明常見的通病﹐文明發展越早﹐而當中又沒有經歷重大改革或革命﹐一旦拖到現代就很容易出問題。試問一個民族的祖先怎可能在幾千年前就給後代詳細訂下一切所需的文物制度呢？印度教比耶教（Christianity）早1500年﹐卻沒有像耶教那樣不斷大變﹐甚至革命。

北歐國家在1000年前基督化之前﹐原來也有許多以神話傳說為本的滿天神佛。這些滿天神佛若拖到今天﹐也可能會成為類似印度教下的等級制度或中國的陰陽五行風水命理那樣的古靈精怪傳統﹐阻礙國家的現代化﹐甚至明顯違反現代文明的人權標準。

挪威人何以由大賊做起紳士來

挪威人﹐或者說﹐維京人﹐在1000年前是著名的大賊﹐他們體魄強健、智勇雙全﹐有卓越的航海技術﹐他們搶掠英格蘭和西歐各國﹐所向披靡。但一個叫奧拉夫（Olaf Tryggvason 968-1000）的維京大賊於公元984年搶掠意大利西西里島一帶時﹐遇上一個隱士﹐從此皈依天主﹐成為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搖身一變為狂熱的傳教士。奧拉夫於公元995年-1000年統治挪威時﹐強迫挪威人由原來的初民泛神信仰改信天主﹐所以挪威的基督化過程很快﹐花了10多年就完成。由於基督信仰跟搶掠起了極大衝突﹐挪威人不得不慢慢減少搶掠﹐最初是不再搶掠基督國家如英格蘭﹐後來覺得這跟基督信仰仍有衝突﹐所以繼而停止所有搶掠﹐由風光大賊做起窮紳士來。挪威由於全國土地只有百分之三是可耕地﹐半年冰封﹐謀生相當艱難﹐這是民眾鋌而走險做海盜的重要原因。雖然奧拉夫當年迫人信教頗引起爭議﹐但他以果斷的手法為挪威人奠定了可長可久的信仰基礎﹐今天是最受挪威人懷念的先帝。奧拉夫的故事﹐值得深思﹐對中國人很有啟發意義。

中國欺詐循環鏈是這樣運作的

那些活牛注水商說﹐把一頭牛在宰前宰後往肉裡注滿水﹐就可以每頭牛多賺兩百到五百塊錢﹐而且可以每斤平賣幾塊錢﹐加強競爭力﹐又說﹐人人都這樣做﹐自己不做﹐就是傻瓜﹐反正注水不注水﹐會有幾個客人是內行可看得出來呢？他的運牛車沒油了﹐就會到附近那汽油站加油﹐但最近他發現新買的運牛車有點歇斯底里﹐他不知道這是因為他買的90號汽油是油站老闆按7比3將85號汽油和97號汽油混合「克隆」出來的﹐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假汽油﹐油站老闆靠這「克隆」90號汽油每月多賺萬元。活牛注水商也每天必去那街角的火鍋店吃火鍋的﹐他知道天下間的牛肉都是注水的﹐所以一定不吃牛肉﹐他相信這就萬無一失了﹐他不知道那些水發魷魚和牛柏葉都是用福爾馬林（formalin）泡浸的﹐還有湯底是用罌粟殼熬的﹐所以每天不去那店吃一回就連給牛注水的心情也沒有。活牛注水商吃過罌粟殼火鍋﹐就飽暖思淫慾﹐總愛去光顧一下小姐﹐但最近少去了﹐因為他那話兒生了一些肉芽﹐他不知道他一直愛用的避孕套是假的﹐感染了性病﹐聽說那假避孕套還是人大代表生產的哩。禍不單行﹐最近附近一工廠因拖欠工人工資兩年﹐爆發了小型騷亂﹐活牛注水商有著中國人的看熱鬧天性﹐駐足而觀﹐結果被防暴警察的催淚彈打死了﹐他不知道中國廠商為了省錢﹐製造催淚彈時會使用通常用於製造炸藥用的RDX物質﹐這是假催淚彈。

以上的情節是按中國的新聞設計而成的。基本上﹐整個中國現在就是這樣運作：互相欺詐﹐互佔便宜﹐人人都以為佔了他人便宜﹐其實被人所佔的便宜更多。無商不奸﹐無貨不假。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這樣的社會﹐會有前景可言嗎？不知何故﹐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就是不懂。

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中國事

許多我識或不識的人說﹐我即使批評中國也只應讓中國人知道好了﹐不應當著外國人面前批評中國人﹐不應讓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不足之處。這種「家醜不可外揚」的想法在中國人裡面非常普遍。但我認為家醜外揚是天大好事﹐因為這讓外面世界知道中國的毛病﹐可有助於集思廣益﹐解決中國的難題﹐其實許多中國難題純粹是中國人在自己的死胡同世界中自己製造出來的﹐對於重視常識得多的洋人來說許多根本不是問題﹐所以他們的看法對中國人極有參考價值。另外﹐把家醜外揚﹐也可對中國的邪惡力量起監督作用﹐這對極愛臉皮的中國人效用甚大。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淪落﹐主因之一﹐就正正是因為中國人太怕外國人知道中國人的頑疾。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在其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中就曾提到一件頗能說明中國人「家醜不可外揚」恐懼症的事件。賽珍珠曾於1932年從中國返美國一行﹐那個時候她剛把《水滸傳》譯成英語﹐快要出版。賽珍珠是中英雙語人﹐而且是小說家﹐她肯花原本可用於創作的時間來翻譯這部百多萬字的中國經典﹐是全人類的福氣。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兼文評家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稱賽珍珠這部《水滸傳》英譯本 "is, of course, her finest work and a classic of American prose"（「當屬其最佳作品﹐並屬美國散文之經典」）。

一天﹐依然人在美國的賽珍珠接到紐約一批中國留學生邀請吃飯。酒足飯飽之後﹐這批中國留學生從閑話入正題了。原來他們要求賽珍珠不要出版那《水滸傳》英譯本﹐說是因為該書裡面有不少吃人肉的情節。座上一年輕伙子說："The westerners will think we Chinese are uncivilized if they read this book."（「那些西方人讀了這書﹐會以為我們中國人是未開化的。」見英語原著282-283頁）說時滿臉通紅。賽珍珠說﹐他們在一席盛宴後提出此不情之請﹐令她為難。她只能向他們解釋說﹕《水滸傳》比莎士比亞更古老。那麼﹐要是英國人因為馬克白(Macbeth)中出現女巫而將之查禁﹐那是舉世文學多大的損失啊！

賽珍珠感嘆：「令我傷感的是﹐就在紐約這聚會上﹐我所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跟我在中國看到的中國年輕伙子是同一樣的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正在很認真的卻毫不知情的在破壞自己國家及其文化。可他們不會明白自己在做甚麼﹐因為他們不會聽你講的。我明白了﹐人只能學其所能學。」

《水滸傳》只是小說﹐而且是元末明初的古老小說（故事內容更古至12世紀初的北宋宣和年間）﹐身為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也如此思想僵化。但中國在現實生活中幾千年來以人肉為食的確史不絕書﹐許多吃法也比《水滸傳》裡寫的殘忍﹐看來﹐這又是中國人另一件可做不可講的事情。

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

香港家計會一項於2007年12月至2008年4月做的大型調查顯示﹐選擇生兩個小孩的受訪者數目，從1992年的59%下降至去年的50%，選擇只生一個的更從11%上升至26%。另外，家庭平均子女數目也從2002年的1.6名，再降至2007年的1.5名，與1972年的3.3名差距極大。

「有頭髮誰願做癩痢」呢？最重傳宗接代的中國人難道需要旁人勸導生育？但香港特首曾蔭權自2006年起一次又一次的催促香港夫婦要起碼生3個孩子﹐又說為此「恨到流口水」。可見﹐曾蔭權對香港的民情與民生的認知﹐極度白癡。現在香港貧富兩極﹐有錢的三妻四妾﹐四處留種﹐子女多到自己也無法辨認﹐無錢的連養活自己也艱難。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即使幸運有工可做﹐也只是月入數千（港元）﹐幾十萬人在職貧窮﹐而且「有開工時間，無收工時間」。生無可戀者﹐比比皆是﹐燒炭尋求大解脫者無日無之﹐以致香港的炭價居高不下。早前有人錯買環保炭﹐ 就差點尋死不遂﹐抱憾終生。

但曾蔭權由於月薪近40萬港元(稅後月薪起碼是挪威總理稅後月薪的6倍)﹐再另加25% 的約滿酬金（即在月薪以外約加10萬元）﹐又另加因參加「高官問責制」而提前領取的每月7萬港元退休金﹐還有作為特首的每月花費上百萬港元的免費吃住、水電、和數以十計免費家傭﹐過著帝皇級的生活﹐那有甚麼辦法可以想像一對月入數千到數萬港元或尚要供樓的夫婦的處境呢？這樣的貧賤夫妻﹐挾著尾巴上班的夫妻﹐即使有子女也不可能盡父職母職。這些人盡皆知的香港慘況﹐曾蔭權竟然一無所知﹐屢次呼籲已生不如死的香港市民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其厚顏無恥﹐令人驚歎！跟說「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比較﹐叫香港人「何不生三個」的曾蔭權卑劣萬倍﹐因為前者只是暴露無知令人氣憤﹐後者則會催生人命﹐塗炭生靈！

除了因為許多人自身難保沒有餘錢養好下一代﹐香港還有其他不宜生育的理由︰教育制度一蹋糊塗，健全全民退休金制度遙遙無期﹐有毒中國貨鋪天蓋地，工作時間最長﹐逾6成人每周工作6至7日﹐3成父母陪子女每天不足1小時﹐嬰兒睡眠素質全球最差﹐初生嬰兒八成水銀超標（也很可能兩成血鉛超標）﹐ 空氣質素惡劣﹐在看不見盡頭的未來依然聽命於由土包流氓治國的中國政府以致香港政制普選無期……在這腥風血雨之下﹐你有能力保住子女不受傷害麼？怪不得「香港之光」、香港首面奧運會獎牌兼首面金牌得主李麗珊說：「養大一個小朋友要四百萬（港元）！」香港一些公眾人物常說的「要勤力工作賺奶粉錢」中的「奶粉錢」更通常不是幾百萬﹐而是幾千萬甚至更多！但即使錢也只能解決部份問題。所以﹐只要我們還有一絲血性﹐也應讓中國人的苦難在自己身上就到此為止﹐不應禍延後代﹐把更多的生靈帶來香港受苦﹐逼他們再走一次自己走過的血淚之路。

來生不做中國牛

我由於關注中國產品安全的問題﹐幾年來留意到中國大陸流行把豬牛(甚至其他動物如狗、羊)作宰前注水以增加肉中含水量瘋狂斂財的做法﹐過去看到照片（圖1﹐圖2﹐圖3）﹐已經非常震撼。現在終於看到有關活牛注水過程的影片（影片1﹐影片2﹐影片3﹐影片4﹐極度殘忍﹐膽小者勿看）﹐對問題了解更深。這些暴行很能夠說明中國人已經病態到怎樣的地步﹐蠢到怎樣的地步（詳見拙文〈為甚麼中國人那樣蠢〉﹐收錄於《來生不做中國人》）。這些暴行令動物痛苦無比﹐也會破壞牛肉的質地和味道﹐若用廉價髒水更令牛肉受感染﹐而且非常浪費用水(中國是缺水大國)。這樣其實是沒有贏家的暴行﹐卻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去做﹐也竟然有那麼多中國人願意繼續買來吃。那還不是腦袋有病﹖按理是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中國作家也不仗義執言﹐為有口難言的豬牛講幾句話﹐不也同樣是腦袋有病﹖賣牛肉的為了多得幾個錢﹐徹底無所不為！這跟中國所有問題食品性質一樣。說來也許令大家覺得有點難聽﹐我對這些受中國人虐待的豬牛的同情幾乎比對受中國人虐待的中國人的同情更大﹐原因是本身有被虐待狂、熱情擁護施虐者的中國人我已見過無數﹐但有被虐待狂的豬牛我倒未曾見過。看這些豬牛被注水時如何掙扎﹐就知道牠們是沒有被虐待狂的﹐所以非常無辜。牠們也沒有虐待狂﹐會向同類或其他動物注水。牠們已經要獻出自己的肉了﹐人本已要感恩。這樣下去﹐就不僅是「來生不做中國人」﹐倘中國豬牛能言﹐必大呼「來生不做中國牛」﹐「來生不做中國豬」﹐那些被賣到外國屠宰的中國豬牛多幸福啊！那些中國豬牛多麼渴望可以賄賂中國官員讓自己被賣到國外屠宰啊！連佐治奧維爾的《動物農莊》也相形失色啊！說到這裡﹐必有中國人跳出來說﹕美國雞農也有虐待肉雞呀！所以﹐臭蟲不是中國獨有呀！於是﹐繼續甚麼也不用做。天下無事﹐中國繼續崛起。

中國親子關係病態痴纏

中國人父母跟歐美洋人父母的育兒方法極不同。洋人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就盡量獨立﹐與父母分開住﹐為自己的財政負責﹐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追求自己的夢想。但中國人的父母多渴望子女成年後也盡量不要獨立﹐無論在財政上、思想上和個人行動上﹐中國父母不是希望子女像自己(故「不肖」就等同不孝)﹐就是希望子女按著父母的特定意願如何不像自己(比如自己英語不好﹐就不惜代價要子女英語好)﹐父母總想跟子女永遠保留著糾纏不清、互相倚賴﹐最好是長尊幼卑的關係。在西方﹐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沒有中國式親子關係那樣痴纏﹐那是因為幾個重要原因。一是在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中﹐父母只是上帝和子女之間的橋樑。人的終極父親是天父﹐而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但中國人則多視父母為自己肉身甚至靈魂的終極來源﹐而傳統的父母更因而視子女為自己的財產﹐可支配終生﹐生殺予奪。洋人由於有天父作為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緩衝﹐所以兩代之間的關係﹐沒有中國人那樣的極端糾纏﹐也不會對父母(或子女)的死亡感到那樣「傷心欲絕」﹐較能以平常心看待。第二個原因是﹐也多少因為中國人視父母為自己的終極來源﹐中國的儒家把「孝」推為人生最高目標之一﹐這個「孝」字就像漿糊那樣把親子關係胡裡胡塗的漿住﹐這現象在西方並不明顯。第三大原因是﹐中國社會長期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義」（要不就像中共那樣企圖消滅家庭﹐過猶不及）﹐政府任由民眾天生天養﹐自生自滅﹐社會也長期極端貧富懸殊﹐民間也沒有組織像西方教會那樣較有系統的有效的協力教化或救濟民眾﹐因此絕大多數中國父母要含辛茹苦才能把子女養大成人﹐加上中國父母在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恐嚇下﹐往往為了求子而完全不自量力的亂生濫生﹐結果令養育子女成人的任務更苦更艱巨﹐這種含辛茹苦的養育很容易令子女感到對父母恩重如山﹐非要報恩不可﹐又或「父母在不遠遊」﹐迷信「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儘管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中國社會徹底貧富兩極﹐以及領導階層的優裕生活令其完全無法想像一般平民的困苦﹐絕大部分中國人根本沒有能力向對自己恩重如山的父母報恩﹐多是彼此牛衣對泣﹐糊糊塗塗帶著無限內疚遺憾好死不如爛活一生就算﹐又或哀歎「子欲養兒親不在」﹐在父母墳前「無處話淒涼」。中國人這些歪路走了兩千年﹐將中國一步步推向絕境﹐還是樂此不疲﹐完全看不到問題所在﹐你說可以怎麼辦﹖

好日子何日再來

今天才發現附近開了一個舊物中心﹐讓人把不需要的用品拿到那裡﹐讓有需要的人免費拿走﹐全部自助。我覺得如入寶山﹐實心木7呎高書架、實心松木門、木桌、木椅或真皮椅、木床連乾淨墊褥、名牌瓷杯和瓷器食具、真皮大梳化、還有幾千本書等等等等。最令我開心的是﹐這裡的舊物絕大部分都是在貿易全球化前﹐也就是在印尼、越南、印度、孟加拉、土耳其、泰國等次貨國家成為大出口國之前﹐特別是在劣貨大國中國崛起之前﹐貨真價實的在挪威這裡﹐或在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生產的。現在﹐每當看到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 made in England, made in Denmark ﹐而不是made in India, made in Vietnam, made in Indonesia﹐特別不是made in China﹐是多麼振奮人心的事。這些多產自歐洲先進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產品﹐現在有錢也不容易買到﹐卻竟然免費。不過﹐這10年來的所謂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Sweden, made in Switzerland﹐許多是在中國加工或使用中國受污染原料的﹐即使是名牌﹐也不再是保證。可惜﹐這幾年來我需要的家俱大都買了﹐只能在這舊物中心挑些精美小瓷具和書本。我對我的丹麥朋友說﹐這樣的舊物中心不僅環保﹐而且人人可免費取用歐洲本土優質貨﹐真是好得匪夷所思﹐彩雲易散琉璃脆﹐我怕會 too good to last﹐他說不會﹐因為在丹麥這樣的免費舊物中心已盛行有年﹐只是在挪威較少見。這裡的舊物都集中到救世軍那裡。看著那幾十扇實心松木門﹐也不過是用了十多年的模樣（其實可起碼用上百年的）﹐朋友說應是內部大裝修改裝新門才丟棄﹐也就是說﹐取代這些舊門的大有可能是在印尼、越南、印度或中國製造或加工﹐外觀漆光璀璨﹐卻含有超標甲醛或其他污染物的簇新木門甚至空心門﹐就如丟棄一個略舊但可用的瑞典水龍頭﹐裝上一個新的中國製水龍頭那樣！那豈不是付費做傻瓜﹐說到這裡﹐我們忍不住相顧大笑。我常說﹐這裡的房子若沒有10年屋齡簡直是半垃圾﹐新屋所用建材大量來自高污染或次貨國家特別是中國﹐就像我在香港麥當勞道那些所謂豪宅見識過的惡俗簇新建材那樣﹐你看過這裡新屋舊屋就知心痛﹐感到美好傳統正被魔鬼以貿易全球化之名敗退。我這丹麥朋友沉痛慨歎已無所逃於粗劣毒中國貨﹐生存的素質也降低了。我們初步結論﹐歐洲的最美好日子﹐看來在10年前﹐也就是在中國劣貨泛濫歐洲前夕終結了﹐那樣的好日子不知何日再來。在這天重臨之前﹐不要隨便貪新厭舊。

中國有毒水龍頭謀財害命

真是「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我只能做到監控中文、英語和部份挪威傳媒的資訊﹐資訊泛濫﹐其他語言的媒體實在兼顧不暇。我的丹麥好友知道我是研究中國劣貨的﹐又向我報告了一宗他從丹麥傳媒看到的關於中國害人產品的報導。丹麥有一個很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叫 Operation X﹐主持人Morten Spiegelhauer專門追蹤揭發一些非法活動。去年主持人看到丹麥市面上越來越多水龍頭來自中國﹐於是飛去中國﹐去到那些向丹麥進口商供應水龍頭的工廠﹐假扮成丹麥買家﹐看看那些中國人是怎樣生產這些水龍頭的﹐結果赫然發現這些水龍頭是用舊摩打零件或骯髒齒輪等廢物料拼湊冶煉而成。他返回丹麥後﹐就去商店採購8種中國製造、售價從50丹麥克朗到590丹麥克朗的水龍頭拿去做測試﹐結果發現當中6種不是含鉛量超標﹐就是含鎳量(nickel)超標。鉛會令人變蠢、傷腎、不育﹐鎳會致癌。當中有的超標達6倍。更加恐怖的是﹐即使當中售價最高的一款（590丹麥克朗﹐即770港元）也有問題﹐其含鎳量超標反而最多﹐另一款售價420丹麥克朗的也鉛超標。這報導令丹麥民眾大驚﹐政府也受到極大壓力。丹麥進口商應該不知道﹐據中國國內就建材所作抽樣調查﹐中國建材一般起碼有5成不合格。中國目前生產水龍頭的企業過千﹐但獲得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NSF）認證的品牌只有幾家。但中國現在每年出口的水龍頭總值達幾億美元﹐那單單通過中國水龍頭一項而造成的食水污染﹐已令外國使用者遭受無法估量的殘害﹐若把所有受污染中國產品算在一起﹐外國人因中國崛起而受的身體摧殘﹐更是極度駭人。我的丹麥朋友就問我﹐為甚麼中國人會賣這樣的害人產品﹖我就把一些中國活牛活豬宰前強制性注水的圖片給他看看（圖1﹐圖2﹐圖3）﹐先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去除對中國人的幻想﹐然後我說﹕這些中國人已經道德破產、靈魂真空了﹐這樣的人還有甚麼做不出來的？我隨即去檢查我家的水龍頭是否來自中國的﹐幸好不是。

香港比小說更離奇

在香港﹐由風水師陳振聰（1959-）引發的龔如心千億(港元)遺產爭奪案﹐其波詭雲譎﹐千態萬狀﹐豈是一般奇情小說可比。看在我的眼裡﹐這不過是「中國人生活艱難下、加上道德水平較低的情況的不擇手段謀生術而已。」（見〈中國好講命理反趨衰落〉﹐收錄於《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我討厭以風水命理謀生的人﹐但也不是說我會對龔如心（1937-2007）一旦千億家產落在風水師之手﹐感到惋惜﹐因為這些暴發戶的家財﹐特別是傳統華人社會的﹐多的是多行不義﹐厚黑到家所積聚而來。現在﹐陳振聰為了讓人相信龔如心確是真心把這千億家財獨留給他的﹐被迫自揭自己過去15年來一直與龔如心有不倫之戀﹐關係親密﹐時有 midnight meetings（夜半私會）﹐雙方關係是 long-lasting, close and indeed affectionate love affairs（豈是朝朝暮暮﹐而是心心相印、纏綿不已之戀）﹐案情之胡鬧性與娛樂性已呈幾何級數遞增。也不要忘記﹐陳振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家裡除老婆外﹐還有3個孩子。唯死無對證﹐何能證明陳龔戀確是海枯石爛﹐情比金堅﹐是雙戀而不是單戀呢﹖那麼﹐為了爭得這千億遺產﹐是否陳振聰的太太也要挺身而出﹐頂證丈夫確因深愛龔如心而冷落自己並列出自己不如龔可愛的十大理由﹖當年龔如心爭產時拿出一張據稱是丈夫王德輝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 （一生只愛一人）的遺囑﹐是否陳振聰也要尋出一張據稱是龔如心寫下的「 One life one love 」的遺囑來﹖當年一個 34 歲盛年漢幾經刻意囑托友人舖橋搭路才搭上一個 58 歲的婦女﹐即不能自己﹐萌生愛意﹐並歷久不衰﹐真的與「跪地戲豬乸」無一絲關係﹖萊溫斯基為了證明克林頓確與自己有染﹐而公開了那件沾有克林頓總統精液的藍色洋裝，迫得總統就範。那陳振聰是否也起碼要展示一條沾有自己精液的龔如心內褲或之類物件﹐並像萊溫斯基那樣﹐說是「原想把它留作紀念」呢﹖但要是這爭產案曠日持久﹐糾纏經年﹐而龔如心的公司終於在全球經濟衰退兼官司干擾下變成負債纍纍﹐僅餘空殼﹐堪比雞肋﹐那時陳振聰是否又要找個理由推辭這筆負遺產﹐免得「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印度聖雄甘地說 "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s need, but not every man's greed."（「地球可滿足人之所需﹐唯難滿足人之所貪。」）緊記此語﹐即可神與形俱﹐克享天年﹐免成笑料。

為甚麼中國人要離開中國才能成功

許多中國人到外國發展後很成功﹐甚至有的比當地人還成功﹐於是許多中國人就結論說﹐中國人是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的。但要是中國人真的很優秀甚至是最優秀﹐那為甚麼卻把自己國家搞成人間地獄呢﹖這無數中國人總是看不到﹐中國人去到外國就突然變得那樣優秀﹐是因為那些國家已經有現成的很好的制度﹐中國人在這種優良制度下﹐再配合中國人舉世無雙的吃苦耐勞和人為財死的精神﹐成功是沒有甚麼稀奇的。中國人有的只是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卻沒有能力發展出良好制度﹐讓這種吃苦精神得以善用。其實﹐中國人將勤補拙式的吃大苦精神也是不應鼓勵的﹐因為這會損害身體﹐並會荒廢人生中在學業或事業以外的重要活動。一個民族長期無法建立良好制度﹐要國民遠走他鄉才能享用良好制度才可人盡其才﹐要離開中國才可得諾貝爾獎（除了可能要靠坐牢才可奪得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個民族怎樣也不可以說特別優秀吧。這個道理﹐跟中國人要殖民者把良好制度帶來中土﹐才能國泰民安是一樣的。這些良好制度﹐中國沒有能力發明﹐但也無須自己發明﹐只要照那些文明國家依樣畫葫就行。就如甚麼紙張、印刷術、指南針﹐那些外國人也無須自己發明的﹐只要肯輸入並善用就夠了。從所謂中國四大發明的發展可以看到﹐能發明遠不如能善用重要。中國教科書總是說﹕中國地大物博﹐一切自給自足，不假外求……。這個說法誤盡蒼生。中國長期在良好制度上交白卷﹐就制度而言中國是非常匱乏的社會﹐那能稱得上是自給自足呢？它沒有資格不假外求﹐而是必須假外求﹐必須從外國輸入良好制度﹐以補中國的不足。

洋人對中國人吃人肉少見多怪

小說《老井》的作者鄭義曾兩次深入廣西調查﹐記錄了武宣縣一帶在民革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寫成《紅色紀念碑》（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一書。英國著名記者吉廷斯( John Gittings) 讀過鄭義的著作後﹐深感震撼﹐並在其 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吃人肉到卡拉OK》）一書中寫道︰

"Did they really eat people in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ny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a asked me this question after a dissident writer from Beijing had made the claim...Former 'friends of China' in the West were particularly upset. So many of their illusions about the Mao era had already been shattered: could this possibly be true as well. The writer Zheng Yi had brought out some convincing documentary evidence but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be absolutely sure. That was to visit the town of Wuxian where the most horrific and widespread cases were claimed to have occurred."（「他們真的在文革時吃人﹖在那北京異見作家（即鄭義）說真有其事之後……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問我這個問題。在西方曾是『中國友人』」的尤感懊喪。他們過去對毛的幻想許多都已粉碎了﹐難道連吃人也是真的﹖雖然作家鄭義已經搬出了若干令人信服的文證﹐但要做到十足確定﹐則只有一途﹐就是去一趟那個據稱是吃人最兇最多的武宣縣。）(見英語原文193頁)

左傾的吉廷斯一向以同情中共知名﹐但也沒有對此事一笑置之﹐而是感到匪夷所思﹐好奇不已﹐於是他親身去了武宣縣一趟求證﹐懂漢語的他很快就碰上一個在政府做事的中年漢﹐那人就馬上向吉廷斯証實了確有其事﹐還向他指著當年若干發生過人吃人的位置﹐最後還不無得意地說﹕ 「我們吃的人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多哩。」（We ate more peop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China）(194頁)。由這件事多少可以看到﹐洋人可能由於對中國歷史所知不多﹐是較容易受驚的。只要我們翻一翻《四庫全書》﹐就知道吃人肉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平常的事﹐我們的古代到近代的祖先都從吃人肉走過來的﹐那當代中國人吃人肉只是繼承傳統﹐不是甚麼稀奇的事。所以我是不會去肇事現場跑一趟才會相信鄭義的報導的。但那些洋人一般假設吃人肉只會發生於生番獵頭族裡面﹐不會預期一個自稱有幾千年文明和自稱文明第一的「禮義之邦」會是吃人肉大國。譬如﹐這裡的挪威人相對於中華民族簡直是化外之民﹐過去也曾是大賊﹐不做大賊後很窮﹐全國都是石頭﹐幾乎食不果腹﹐但幸好挪威政府沒有像中國那樣下海禁﹐民眾也有行動自由﹐婦女也沒有像中國婦女那樣纏足而得以活動自如﹐也無須像中國人那樣要永遠供奉祖墳﹐或「父母在不遠遊」﹐於是活不下去的佔人口三分之一的挪威人紛紛下船﹐西渡美國﹐讓過剩人口自行洩洪。我也稍作考證﹐並垂詢這裡的人﹐發現這裡即使在生活最艱難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爆發過人吃人的事件。

假如沒有住家傭工

我從來沒有請過住家傭工﹐因為沒有這需要﹐家務都不喜歡由別人代做﹐而且也覺得住家傭工是有損人性尊嚴的工作。我總覺得﹐一個社會若是廣泛使用住家傭工的﹐那多少說明這個社會依然是頗不文明的社會。今天歐美先進文明國家的住家傭工並不常見﹐一大原因在此。一個國家也許在過去盛行住家傭工﹐甚至奴隸﹐但只要慢慢文明起來﹐就會連住家傭工也會慢慢淘汰。比如在挪威或其他北歐國家﹐住家傭工非常罕見﹐在我而言是聞所未聞﹐即使擁有兩間花園大宅、也有遊艇﹐或生上四五個小孩的家庭也從未聽過有住家傭工﹐雖然他們幾千呎的房子可以容得下多個傭人房。這裡的人不用住家傭工﹐甚至包括奧斯陸的王宮也不用住家傭工﹐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挪威人一般會認為住家傭工有損人性尊嚴；二是挪威勞力工作的薪酬不會像香港那樣低﹐而是跟勞心者很接近甚至更高；三是挪威政府或社會不會像香港政府或社會那樣容許僱主給予住家傭工那樣低的工資，若一個住家傭工以香港那樣的長工時計﹐在挪威起碼可得月薪3萬挪威幣（即4萬港元左右﹐即香港的10倍以上）﹐這樣的開支是九成以上的挪威家庭所無法承擔的。因此﹐挪威人雖然有世界上最短的工時﹐但由於要事事躬親﹐花全歐之冠的時間陪伴孩子成長﹐忙得不得了。即使國家總理也是一樣﹐也要自己洗衣服、自己給庭園剪草、自己上廁所。因此挪威人懂甚多技能﹐開車、開船、育兒、烹飪、做麵包、做蛋糕、園藝、木工、縫紉、房子保養、水電維修、野外生活等等，都只屬雕蟲小技。一些人還會自製可開出北海的（木）遊艇﹐自建可媲美香港半山或山頂豪宅的（木）屋﹐更誇張的﹐是甚至有人連建大屋用的木材也是自己到樹林砍伐並鋸成的。可見﹐勞動力昂貴和平等精神也可以變成學習的動力﹐並且因而促使政府把社會政策改良至可讓國民有尊嚴地生活的水平。但香港卻停留在盤算怎樣可以請到一個靠得住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監控住家傭工的行為，怎樣防止菲傭在假日佔用過多公共空間﹐怎樣可以從其他更窮國家引入更廉價的住家傭工﹐怎樣可以在不僱用住家傭工而依然可以生孩子﹐怎樣論證必須輸入菲傭是因為沒有香港人願意做這種厭惡性賤價工作﹐怎樣論證輸入外傭不會或會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以及爭辯是否繼續要這些住家外傭繳納外傭稅等等等等。結果這些問題帶來極大煩惱﹐極大爭議﹐但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是永遠沒有了結之日的﹐最後還是由沒有民眾認受性兼腦滿腸肥得天天在呻吟何不食肉糜何不生三個的當權者一錘定音。在一個錯誤的前題下﹐層層扭曲﹐一步步的錯下去﹐頭痛醫腳。這是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問題。

中國式「干預別國內政」

中國政府常說「反對干預別國內政」﹐以作為自己可以任意「關起門來打狗」的護身符。其實﹐中國本身「干預別國內政」的往績纍纍﹐加起來可以寫十本大書﹐但口頭上就死口不認﹐儘管這種言行嚴重脫鉤的現象在中國文化中俯拾皆是。香港學者徐澤榮（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就因為在香港雜誌《亞洲週刊》上發表了「設在中國湖南的馬共秘密電台」的文章，揭發了中國「輸出革命」和「干預別國內政」的歷史﹐而於2000年被中國判處13年有期徒刑﹐目前尚在服刑中。但中共黨中央核心刊物《黨建》2008年第10期文章突然發表了一篇署名梁衡題為《鄧小平認錯感動李光耀》的文章﹐文章寫道﹕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而這之前，中國在極左時期一直稱新加坡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當鄧小平吃驚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時，他承認對方實行的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方針是對的。

　　當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倒讓李光耀吃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遊擊隊的支持。”

……

這次新加坡之行，鄧小平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也就是說﹐連中國共產黨也首次承認中國政府確曾在中國設立馬共和印尼共秘密電台﹐以支援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共黨活動﹐也就是跟徐澤榮博士所揭露的完全吻合！這當然是赤裸裸的「干預別國內政」了。雖然﹐若與中國政府別的「干預別國內政」活動比較﹐如支援柬埔寨的殺人王波爾布特（Pol Pot 1925-1998)虐殺當地3百萬人﹐中國對馬共和印尼共的支援所造成的破壞﹐無疑較為輕微。不過﹐中國這種積極向馬來西亞和印尼輸出中國式共產主義的的討厭做法﹐肯定間接促成了馬、印兩個的排華運動。雖然在印尼歷次排華運動中被殘殺的華人不及波爾布特赤柬政權所殺3百萬民眾的一個零頭﹐但已經非常慘烈。也由此可得出「干預別國內政」的不同模式。那就是﹐民主國家的「干預別國內政」往往是以改善人權促進自由為出發點﹐但中國式的「干預別國內政」的目的則恰恰相反﹐主要是為了加強被干預國的獨裁統治。

外賓可以看到中國的真貌嗎﹖

曾於中國外交部任職翻譯的吳吉平在其《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就中國國技之一—弄虛作假—以翻譯員的身份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見證。原文如下﹕

下午參觀頤和園時﹐戴卓爾夫人還逛了一下附近的自由市場﹐花了十元錢從小販手裡買了一串葡萄。其實那些小販都是保安人員裝扮的。1984年我參加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時﹐在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展覽館外方也為列根安排了這樣一個「自由市場」。當時有記者問總統先生﹐中國的資本主義怎麼樣啊﹖列根答﹕「很興旺啊﹗」第二天回京﹐列根見到趙紫陽後興致勃勃地談起逛自由市場的感受。趙告訴他﹐「那都是假的﹐是他們弄好了騙總統先生的。」（第50頁）

此事在去年出版的 The Reagan Diaries（《列根日記》） 中也有提及(234-235頁）﹐列根說中方人員說是出於保安理由。似乎列根也不太介意﹐因為列根最有興趣的只是自由市場﹐特別是看到一個瘋子開始對吃糞慢慢失去興趣或已喜出望外﹐對於西方社會承托自由市場的基本道德倫理假設﹐也就是相信常人不會販賣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或糞水臭豆腐的道德倫理假設﹐大抵不是列根這類人的興趣所在。當時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Not even the customers were authentic. They were brought to the marke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y gawked at the President and his party the whole time instead of buying or selling anything. What had been plann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capitalism turned out to be a more traditional display of putting on a show for visiting dignitaries. "（「連顧客都是假的。這些假顧客由政府官員送到這市場﹐他們整個過程只是呆望住列根總統及其隨從﹐而不是購物或賣東西。原本是示範資本主義的活動﹐變成一個做戲給來賓看的慣常動作。」）

當然﹐保安理由只是可以講得出口的理由（但奇怪在「腐敗」的自由民主國家反而沒有這樣的「保安理由」）﹐其他講不得出口的理由可包括不讓外賓了解中國真貌﹐讓外賓只看到一個體面的中國﹐特別是防止有不要命的中國賤民向外賓攔路告御狀。早前西藏騷亂期間﹐中國政府安排外國媒體參觀西藏時﹐看來由於在技術上不容易造出一批假和尚來﹐結果那些真和尚真的突然大哭起來﹐向外賓攔路告御狀﹐令北京陣腳大亂。可見﹐若中國政府不精心炮製這些假場景來應付外賓﹐確有可能釀成百家爭鳴﹐毀中國的穩定和諧表象於一旦的。所以﹐我一向認為﹐洋人要了解中國﹐不是非要去中國不可的﹐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就是當中的典範。

對木屋的絕望被巔覆過來

我對生活的要求不高。童年時農村裡左鄰右舍都已是兩層或三層高的磚混大屋﹐我們卻居於木屋﹐屋的大樑都被白蟻蛀通﹐颱風來時很怕屋毀人亡﹐所以我的夢想就是能入住不會塌下的房子﹐當中當然包括那些許多人不喜歡住的用混凝土建的政府廉租屋（即所謂公屋）﹐當時我也去看望過一位窮同學住的臨時安置區﹐也覺得這些臨時安置屋也安全得多。那時我甚至覺得﹐住在混凝土天橋底其實是非常安全的﹐在香港那曾聽過颶風會把天橋吹倒的﹖而且天橋很寬﹐只要走近橋底靠中央的地方﹐就可享受暴風雨中的寧靜。那些日子不但令我恥於讓同學知道自己居於木屋﹐也對木屋留下很壞的印象﹐對之深惡痛絕。小學畢業時寫滿同學別離辭的紀念冊子也是毀於爬滿全屋的白蟻。但人生兜兜轉轉﹐我卻來到一個人人住木屋的國家﹐自己也是住在木屋。但這裡的木屋跟香港、中國﹐或者說﹐跟中國人木屋的建法迥然不同。這裡的木屋會先用石頭和混凝土打造一非常堅固的地基﹐除了闢出一個地牢之外﹐這地基會高出地面若干﹐有時是一米﹐讓屋的木材不會跟較溼或有雪的地面有接觸﹐儘量保持乾爽。木屋的外牆不會像中國木屋那樣只有一塊木版﹐而是厚度起碼會超過 20厘米左右(即8吋)﹐並會在木牆中間放滿讓屋保溫的絕緣物料。窗門用的都是雙層保溫玻璃﹐以節約能源。我覺得這木屋非常穩固﹐絕不比香港或中國的磚屋失色。雖然天常下雨﹐但這木屋從不見漏水滲水﹐漏水滲水在這裡的木屋是罕見的事﹐不像香港﹐即使豪宅也可以「點滴到天明」。我住的這木屋建於1939年﹐在香港或已成為受保護古跡文物﹐但這裡100年以上的木屋隨處可見﹐都是住人的﹐200年的也非罕有。在卑爾根市(Bergen)﹐在海旁叫 Bryggen 的一大排木屋商店已略見歪斜﹐誰會想到它已起碼有300年的歷史。更厲害的﹐是至今已圪立近1000年的木教堂。這些木教堂全球僅約有30座﹐當中29座都在挪威。前陣子我去建於12世紀的 Hedal 木教堂走了一圈﹐堂內之氛圍﹐讓人心悸。我過去對木屋的絕望﹐現在就這樣被巔覆過來。

敬答中國母親的兩個疑問

我曾在這裡發表的 為甚麼挪威母親可以不用奶粉 一文﹐ 引起頗多人興趣。有些中國讀者由於非常抗拒喂哺母乳﹐依然絞盡腦汁﹐負隅頑抗﹐說﹕嬰兒會咬母親的乳頭﹐令人痛不欲生；並說喂哺母乳會令母親乳房下垂、鬆弛﹐破壞母親的美好體態。我就拿這兩個問題就教於這裡的挪威母親。她們說﹐嬰兒咬乳頭的情況並不嚴重﹐即使咬了﹐只要母親用身體語言讓嬰兒知道自己做錯了﹐他們就會很少再咬﹐並說﹐為了孩子的福祉﹐她們願意承受一些痛楚。那麼﹐會不會中國嬰兒咬母親乳頭真的咬得兇悍過人呢？若是的話﹐我懷疑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可能原因是﹐中國嬰兒一般遭受相當嚴重的有毒重金屬污染﹐譬如鉛和水銀的污染。中國大陸污染固然嚴重﹐即使香港﹐也由於香港人使用大量來自中國的污染產品﹐特別是婦女食用大量來自中國及亞洲一帶污染水域的魚類﹐特別是海水魚﹐香港初生嬰兒中有高達 8 成體內水銀含量偏高﹗（參見有關研究報告 ）而從黃嘉恩博士對香港兒童血鉛含量的研究(見 Evaluation of sub-clinical lead poisoning of young children in hong kong )﹐從其按方便抽樣法所得樣本中竟發現有近兩成兒童血鉛含量超標看來﹐有理由相信香港嬰兒的血鉛含量也會頗高。水銀和鉛都會令人變得脾氣暴燥、性情乖張﹐若中國嬰兒真的特別愛咬母親乳頭﹐我懷疑體內鉛汞過多以致影響行為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常被愛兒咬乳頭的母親不妨為愛兒做一下水銀和鉛含量檢驗﹐對症下藥。至於喂哺母乳會令母親身材走樣的問題﹐那些挪威母親說﹐由於母乳對孩子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即使哺乳會令自己身材走樣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她們說很少婦女會計較這些。似乎她們沒有中國母親那樣重視「外在美」。據我觀察﹐婦女乳房在香港(甚至中國)的功用跟在挪威這裡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國﹐也不知始於古代何時﹐中國婦女向來束胸﹐以免被指為淫蕩﹐並被壓抑出以平胸為美的變態美學來﹐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政府還要搞「新生活運動」﹐禁止纏足束乳。今天中國人卻又盪向另一極端﹐女子以巨胸為美﹐但同時卻要奇瘦（這兩個要求似是衝突的）。在香港﹐婦女的乳房變成奇貨可居﹐對個人事業、婚姻﹐能否釣得金龜﹐嫁入豪門﹐作用顯要﹐較消極的﹐也有助於減少丈夫到中國包二奶的推力。也就是說﹐女人乳房在香港往往直接或間接地變成了生財致富工具﹐至少也是可供炫示的重大資本﹐所以婦女特別怕乳房下垂、身材走樣。但在挪威﹐女人乳房所扮演的角色就平淡得多﹐首先不是生財致富工具﹐其次﹐乳房尺碼罕會是民眾話題所在。婦女很少以乳房作為魚餌﹐很少在胸部上花大工夫以為悅己者容﹐她們的乳房就像她們一雙手那樣﹐都是儘量「物盡其用」﹐不會像香港或中國婦女那樣愛惜﹐所以容易粗糙﹐容易下垂。

日本侵華最大受益者有權討日嗎？

最近日本的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撰文否認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其實田母神俊雄並不是僅指二次大戰﹐也不是僅指侵華﹐而是泛指從19世紀末到二次大戰這段時期對台灣、韓國和中國所作的被指為「侵略」的行為。詳情可看他那篇論文的英譯本。在該文中﹐他對歷史提出許多疑問﹐當中可能有狡辯的成份﹐但當中一些論點其實已是公論﹐譬如他提及日本也有造福被其佔領的地方。的確﹐這從台灣在日治下的成績﹐令中國愛國者梁啟超也讚不絕口（見梁啟超〈遊台灣書牘〉﹐以及台灣人被國民黨佔領後就像今天香港人懷念英國人的管治那樣﹐懷念日本皇軍的管治；到日治下的東三省滿州國像香港那樣的成為中國難民的天堂﹐以及當地中國人樂於跟日本管治者勾結（參見 Rana Mitter 的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不少更在日本戰敗撤離東三省後又像台灣人那樣懷念日本管治來﹐就可知日本對被其佔領中國領土的管治﹐無論怎樣專橫﹐但相對於原有中國人自己的管治﹐還是受中國民眾歡迎得多的。但田母神俊雄在文中觸及的問題甚多﹐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得出結論的。但他以其敏感身份發表這樣惹火的文章﹐肯定是自找麻煩。在這事件上較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的態度。中國天天都在伺機撒野﹐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日本自動送上門的可利用中國民族主義大撈一把的機會﹐於是中國外交部對此反應非常強烈﹐稱：「對日本自衛隊現役高級軍官公然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感到震驚和憤慨。」但中國自己不正是「公然歪曲歷史」之王嗎﹖餓死四千萬人的大饑荒的歷史去了哪裡﹖六四屠殺的歷史去了哪裡﹖在延安種植販賣鴉片的歷史去了哪裡﹖更不要說自建黨以來數之不盡害人無數的陽謀陰謀。中國人愛說「其身不正﹐何以正人」﹐中國篡改歷史遠比日本篡改歷史嚴重﹐那怎有資格端正人家呢﹖而且﹐田母神俊雄都已馬上丟官了﹐但中國的做法則恰恰相反︰官員若不參與篡改歷史﹐就肯定會丟官！！日本至今已為侵華歷史公開謝罪了二十多次（詳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279頁）﹐請問中國政府至今為其篡改歷史和虐殺近億國民公開謝罪了多少次﹖那日本政府的道德水平不是比中國政府高得多嗎﹖據最不保守的估計﹐日本侵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極其量是5000 萬左右﹐但中國共產黨的管治﹐卻導致至少七千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而且其破壞造成的後遺症﹐如道德淪喪、生態破壞、性別失衡等等﹐更看不到災難的盡頭。這種災難比任何戰爭的破壞都更嚴重﹐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復元。最後﹐毛澤東不是曾感謝日本皇軍侵華讓中國共產黨得以奪權嗎﹖（詳見 毛澤東翻譯員確認毛曾感謝日本侵華）那中國共產黨不就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最大受益者﹖那怎可以那樣貪得無厭﹐那樣虛偽地聲討日本侵華呢﹖

善待中國者反而不得好死

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和高行健是諾貝爾文學獎至今僅有的兩位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得主﹐但兩人都普遍不獲中國人所接納。原因之一﹐是兩人都在作品中說出了中國的一些實情﹐這不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高行健的筆法較為批判﹐賽珍珠賴以得獎的 The Good Earth , The Exile 和 Fighting Angel幾本書對中國其實非常友善﹐只是因為向外國人展現了中國人貧窮愚昧的一面﹐而冒犯了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其實﹐讀讀她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就看到她的中國情有多濃。她幾個月大就被抱回中國﹐先學中文後學英文﹐在中國度過40年﹐到最後迫於人身安全受威脅和中國逐步赤化的政治局面﹐她才掙扎到底是繼續留在她非常熟悉非常深愛的中國還是返回她極不熟悉的美國﹐內心的絞痛﹐可以想像。一股淡淡的哀愁﹐貫注全書﹐當中許多一言半語﹐每可令人低迴。她是典型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她控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對父親作為來華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極不以為然﹐其實已到了反基督的地步﹐在這方面完全跟絕大部分中國人臭味相投﹐她對中國流露出的同情和愛﹐也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企及。她有著洋人的坦率﹐也有著洋人的天真﹐容易墮進中國假大空文明的煙幕。譬如﹐她說中國人頗擅於自治、重視知識、甚至有智慧等等。可見她對中國的認識也有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盲點﹐就是有時會惑於表象而亂捧中國。但到最後﹐這樣一個愛中國、同情中國、捍衛中國、甚至亂捧中國的人﹐竟然也被無數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所嫌棄！這也多少符合了善待中國者往往不得好死的規律。但相對於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等許多洋人或中國通﹐賽珍珠對中國的認識還是深刻得多的。

一箭中的深得我心

我以前就講過﹐中國人的所謂聰明多的是小聰明、小權謀。看熱鬧者多﹐看門道者少。今天難得讀到香港天地出版社副總編輯潘麗瓊在《頭條日報》的專欄中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她寫道：

「最近閱讀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舉出北歐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反省和借鏡。」

「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即總理，月薪大概只佔六萬多克郎（即等於六萬多港元），而且沒有房屋津貼，繳稅後更只有四萬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一萬五千克郎，繳稅後就約有一萬一千克郎，最高與最低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四倍左右。」反觀香港，年薪九百萬的金融局局長任志剛不要說，就算是高級的公務員，也有座駕和司機、房屋津貼等。回望北歐，抱持節省和平等的觀念，連瑞典總理培爾松每天都會親自熨好當天要穿好的衣服，他說：「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沒甚麼好奇怪的。」早前副局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便因胼手胝足的巿民，驚覺這批「人民公僕」，翻一個觔斗進入政府，便可以聲價十倍，政治助理月薪十幾萬、副局長則廿多萬，多數比其本來的薪酬大躍進，和老百姓水平脫節。香港人要揹覑政府這個沉重的包袱，經濟衰退將臨，卻沒有完善的失業或退休保障。」

她能一手就抓住這個在這書中屬要點之一的北歐模式﹐可謂一箭中的﹐深得我心﹐儘管她對「冗員」的演繹未必如我所想﹐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部門最大問題不是人手太多﹐而是薪酬太高(特別是中高級官員)。憑經驗﹐我發覺要令中國人明白一些簡單好事物相當難﹐他們不是多疑﹐就是披金揀沙（而不是正常人的披沙揀金）﹐在瑣事上大做文章﹐對致命的重點就翻看十次也視而不見﹐反而那些人盡皆知的壞人壞事﹐他們卻能搜索枯腸找出其「偉大」的理由來。這又令我想起最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他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Intellectual Turbidity（「心智混沌」）一章中如此寫道﹕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任何想法都足以令他吃驚﹐因為他心裡真的對此毫無準備。他不明白﹐因為他根本不想明白。他要花上很長時間﹐才可以把他這樣的一個腦袋調動起來。他的腦袋就像一門架在爛砲座上面的生鏽滑膛炮﹐要拼命調整方向才可以對住目標﹐而最後還準是啞炮。所以﹐你若問他「你幾歲﹖」這樣一個問題﹐他就發楞的凝望著你﹐然後反問﹐「問我﹖」你就說﹐「對﹐是問你。」然後他就調動所有思考力來應付這個震盪﹐「幾歲﹖」「對﹐幾歲﹖」他又再調整焦點﹐問道﹐「我今年幾歲﹖」「對﹐」你說「你今年幾歲﹖」「58歲。」他答對了﹐現在他的腦袋轉動了。」(此乃摘自本人就該書之譯稿﹐觀看原文)

明恩溥這番在100多年前做的觀察幾乎完美了﹐但我從多年觀察﹐發現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任何想法﹐特別是已在文明國家行之有效的良方美法﹐感到吃驚的。

中國人的話要加倍警惕

讀大學時﹐曾多次在圖書館拿起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 的書卻還是放下來﹐因為在此之前我看過一些中文作者對她的評論﹐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都用盡最惡毒的言語罵她﹐即使在大學裡面的人(華人)﹐也沒有聽過有誰看她的書的﹐那些有點看法的﹐都一樣對她口誅筆伐。我心想﹐沒可能那麼多人都是跟她有仇的吧。因此整個大學年代﹐她一本書我也沒有看過。直到我畢業10多年後﹐一天我一位西班牙好友突然向我強力推薦她的作品﹐因此我才勉為其難地讀讀她的 The Good Earth(《大地》1931), 和 East Wind:West Wind (《東風西風》 1930)﹐這樣我才知道﹐她寫得真好﹐非常細膩﹐文字優美﹐而且從一個腳踏中西文化並以漢語為母語的洋人眼中看中國﹐相當有趣（指英語原著而言）。於是我就很憤怒﹐為甚麼那些中國人上下一口說賽珍珠的壞話﹐連累我幾乎錯過了這樣一個好作家﹖原來只不過因為賽珍珠在《大地》或其他作品中描述了中國農村的貧窮和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慾﹐那些中國人就覺得賽珍珠是醜化中國﹐加上賽珍珠始終秉持其半個洋人的作風﹐沒有曲意討好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方面如實描寫中國被指醜化中國﹐同時又表明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而最終忍痛告別中國﹐那樣她就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得罪了。也有人說賽珍珠得罪中共﹐是因為她在1957年出版的Letter from Peking（《北京來信》）被定性為「反共小說」﹐其實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在其1954年出版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幾個世界》）裡面已寫得清清楚楚﹐而且用詞更直白﹐甚至時帶鮮見於其筆下的尖刻。無論怎樣﹐經此重大教訓之後﹐我對中國人的看法加倍警惕﹐他們講的﹐除非是瑣碎至極的事﹐否則最好自己驗證一次。甚至如網上一位極想讀到《來生不做中國人》的網友那樣做也不過份﹐他寫道﹕「這本書（指《來》書）被禁的無以復加。有人從香港返回攜帶作者兩本書都被海關以XX資料扣下。其次，網路上存在的並允許存在的讀後感評文帖大多是一面倒的惡毒言語+人身攻擊文。換言之，都是一群傻逼文。=如此看來很有讀的必要。」

給來華傳教士的忠告

許多人讀過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都驚為天人。我相信，一個能夠寫得出《中國人的特性》的作者﹐他的其他作品也必有可觀的。明恩溥在1894年﹐即來華22年後發表《中國人的特性》﹐在此前後還出過幾本大書﹐到1918年﹐當他已在中國住上了45年之後﹐他為來華傳教士編了一本手冊﹐叫 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來華年輕傳教士手冊》）。此手冊針對那些新來中國的洋傳教士會面對的問題提供過來人的意見。所涉問題包括怎樣保持身體健康、頭腦靈活、怎樣學習漢語、怎樣維繫傳教士和中國人的關係、怎樣維繫傳教士之間的關係、到較細微的問題如怎樣處理簡單記帳、管家工作和怎樣善用休假等等。當中有三章是明恩溥寫的﹐其餘的由其他傳教士或相關人士執筆。我覺得這書非常好看﹐因為可以了解那些樣傳教士是怎樣對待中國﹐怎樣處理一個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文明。其中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管家」那一章中談到怎樣給當地的華人家僕發工資時﹐作者 Spencer Lewis 女士（即盧依士博士）說 "In fixing the amount of wages, it will be well, not only to consider what others pay, but the special family burden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servant; and while we do not wish to "spoil the custom" by giving higher wages than others, we can find other ways of giving help."「厘定人工時﹐不要只看其他人給多少﹐也要看看每個僕人特有的家庭負擔和責任；雖然我們不想『破壞規矩』比其他僱主多給﹐但可以用其他辦法幫助這僕人。」這就是人道精神。這種人道精神的實踐﹐或至少是反思﹐是中國文化所沒有的﹐所以我多年前讀到這裡時頗感震撼。中國人的典型想法可能是恰恰相反﹐譬如對待外來傭工﹐就先盤算一下這樣的工資在外傭自己的比中國更窮的國家是否已經太高了﹐所以要壓低一點﹐以貫徹中國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精神。但同時中國人卻會要求其他國家要給外來中國僱員同工同酬﹐否則就斥之為種族歧視或辱華﹐或告上法庭。

中國社會假中庸真極端

中國僱主刻薄僱員是出了名的﹐但被刻薄的僱員「多年媳婦熬成婆」﹐一天當上了僱主後也同樣會刻薄僱員﹐但這時他會說這是好員工的必要磨煉。由於老闆太刻薄了﹐上司也在刻薄老闆的壓迫下慢慢完全變態以淩辱下屬作宣洩﹐管理階層的人工與被管理階層的人工為了反映界限分明的階級也相差太遠﹐於是人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管理能力﹐也朝思暮想晉升管理階層﹐由「下屬」變成「上司」﹐又或深感「工字不出頭」﹐一有機會就想做老闆﹐不顧市場是否已經或快要飽和﹐結果每要將勤補拙﹐或勞動一家大小為一盤原本難以生存的生意無限度的付出，或因而「被迫」刻薄僱員以求生存。也由於中國僱主刻薄﹐許多僱員很容易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妄想通過賭博（當中包括股市）發財脫離苦海﹐結果是由貧變成赤貧居多。中國人的政府要不是借維護自由市場之名任由僱主刻薄僱員﹐就是把自己建立為最大的剝削者﹐最大的奴隸主。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不可能彼此相愛的﹐只會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彼此踐踏。挪威這裡跟傳統華人社會很不同﹐由於工作間不是互相踐踏的地方﹐而且人人的工資相近﹐所以絕大部分人絕不介意一輩子當一個非常有尊嚴的小僱員小下屬﹐一輩子腳踏實地做人；也由於上司不會也不容像典型華人公司那樣的淩辱下屬﹐以及管理階層的工資也與被管理階層的工資接近得多﹐許多挪威人絕不像傳統華人僱員那樣愛發主管夢﹐而是安於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崗位﹐並因而有充份時間將其所屬專業磨煉至爐火純青。譬如﹐內子以前在香港一所頗具規模的國際幼稚園做校長﹐當然是有權了﹐但她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教書﹐而不是行政工作﹐所以就轉去一所國際學校教書﹐在那裡只是個小僱員﹐但她覺得非常開心﹐後來那裡的挪威國際學校校長一職出缺﹐董事會一致認為她是不二人選﹐極有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敦請她出任校長﹐但她都婉拒了﹐除了因為她對行政工作興趣不大﹐也是因為我們一年多後就離開香港﹐她覺得這對學校也不好(儘管對方也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一切我看在眼裡﹐對她所代表的國家和文明無法不肅然起敬﹐我心想﹐若是華人﹐若是香港或中國一般學校的教師﹐誰不想做校長﹖誰不想要淫威﹖誰不想多一點錢﹖誰不想有免費寬敞宿舍﹖在中國一些人還可能利用這樣的一把手位置上下其手﹐賺取比正薪還多的外快。後來我來到挪威這裡後﹐看到內子的做法就是一般挪威人的做法﹐這樣的國家才是我要在此生追尋的。人雖不幸不能選擇生於何方﹐但老於何方死於何方﹐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見﹐每個社會的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機關算盡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許多骨牌效應的惡劣後果﹐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形成一個永遠不是讓人飽死閒死，就是讓人做死或餓死的極端社會。若問﹐為甚麼那麼多中國人不論階級也會那樣瘋狂求財﹐那樣認真的互相祝福「恭喜發財」﹐會那麼願意「人為財死」的呢﹖原來在中國一旦淪為窮人會非常悲慘﹐而且政府也沒有做好國民的失業保障和退休保障﹐還有中國文化是建基於現世感官之樂的文化等等。但中國人不是最愛講「中庸之道」的麼？

達爾文﹕「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麼？」

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的《自傳》和書信是人生一大快事。現在他的著作都已經數碼化﹐可在這裡找到﹕http://darwin-online.org.uk 。他由於工作過勞﹐以致長期體弱多病。他在27歲那年從巴西寫信給姊姊 Susan說 " a man who dares to waste one hour of time has not discovered the value of life." （「一個人若膽敢浪費一個小時﹐那是因為他還沒有發現人生的價值。」）對於我這種浪費時間動輒以年為單位而可處之泰然的凡夫俗子﹐達爾文這樣律己以嚴未免太沒人性吧。內子就插嘴說﹐連一小時也不肯浪費﹐怪不得一身是病啦。達爾文一生﹐特別是晚年﹐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沉思宗教的問題。他有兩個觀點﹐我認為值得玩味。一是他曾多次強調﹐上帝之有無﹐宇宙是否出於造物主之手﹐是超乎人類智力所能處理的﹐如他說的 “ too profound for the human intellect”（「深不可測，非人類智力所能解」）。其次是﹐他曾起碼兩次在討論上帝之有無這問題時﹐提到若按照他所揭櫫的演化論﹐則他自己也不過是從低等動物和猴子演化而來﹐那麼他現在就宗教問題所作的高論﹐是否可靠也大成疑問。兩段原文如下﹕

“But then with me the horrid doubt always arises whether the convictions of man's mind,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mind of the lower animals, are of any value or at all trustworthy. Would any one trust in the convictions of a monkey's mind, if there are any convictions in such a mind?” （「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托麼？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若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麼？」）

“The whole question seems to me insoluble, for I cannot put much or any faith in the so-called intuitions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as I cannot doubt, from such a mind as animals possess; and what would their convictions or intuitions be worth?”「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對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他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甚麼價值？」

可見﹐達爾文是勇於自省反思、自挖靈魂並心存謙卑的人。他跟羅素和愛因斯坦都對上帝有不同程度的懷疑﹐而當中以他因而所受的煎熬最大﹐要飽嚐靈魂飄泊之苦。

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

我另外一本書《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出版商（玉山社）今天通知我﹐這書要印第3版了。一本書出了10個月而印第3版﹐本來已經比許多書好﹐但與《來生不做中國人》15版比較﹐真差很遠。對兩書的內容﹐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真的不覺得《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比《來生不做中國人》差﹐裡面有多篇文章確是非常精彩﹐連我自己也會重讀﹐依然深感過癮。難怪一些讀者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打分﹐比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打分還高﹐儘管這些分數我並不在意。經追尋之下﹐我才發現了《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銷路遠遜《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的出版商的海外經銷網絡恰恰在書出版後的幾個月出了問題。現在﹐我相信許多看過《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人﹐都會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感興趣。早前﹐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繼強力推薦《來生不做中國人》後﹐再撰文推薦《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最有趣的是﹐倪大師不禁歎謂（在另一文）﹕「很奇怪，香港作者的那樣的大好文章，都由台灣出版，唉！」我的文章太寫實太放肆了﹐在香港﹐除非是極少數的亡命小眾媒體﹐一般媒體和出版社那裡敢碰呢﹖任你寫得多好﹐沒用的。台灣兩家出版社的老闆或負責人本身就是我的讀者﹐彼此相知恨晚﹐其他的自不在話下﹐這在香港簡直是癡人說夢。兩地文化之高低立見。沒有台灣﹐《來生不做中國人》斷難面世﹐看看現在無數讀者所感之衝擊﹐想想中國讀者甚至中國人幾乎又再錯失了一個反思自省的機會！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上月「無國界記者」發表「200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標」﹐台灣、香港、中國的新聞自由排名分別為36、51、167﹐台灣不知把中國甩到哪裡去了﹐甚至連香港也已走向侏儒化。倪匡大師的疑問﹐在這個「新聞自由排名」中已有答案。

給牧師的回信

X牧師好﹐

因有事要處理﹐未能及時回覆﹐見諒。

早聞X兄大名﹐只恨未有機會討教。

誠然﹐中國的問題極難處理﹐你看來華傳教士個個博學多才﹐真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上天能飛了﹐他們捨棄家鄉的親人、繁華和舒適﹐一生盡付諸荒涼和冷漠的中國﹐但幾百年來業績之慘淡﹐就可見中國人多頑固﹐但頑固也本非罪﹐要是自己真的能做到「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但中國人連獨木橋也沒有﹐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我本著「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精神﹐用盡我所有的力氣﹐把我看到的問題說出來﹐過程絕不容易。

中國人擇惡固執的後果﹐雖然也會損及他人﹐但對自己損害最大。

的確﹐北歐的發展模式跟華人社會南轅北轍。以前我們在書本上讀到的中國大同社會﹐在中國從來只屬幻想﹐現實中是吃人社會居多。陶淵明寫桃花源﹐就是把幻想搞得再唯美化一點﹐人們讀他的「採菊東籬下」﹐神往不已。但事實上﹐他「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田後﹐生活很苦﹐最後窮至乞食﹐在〈乞食〉一詩裡寫道﹕「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中國歷史上乞丐多矣﹐但像他這樣有文才的還未見過﹐也可能已經餓死。這樣的好詩卻一直被中國教科書所冷落﹐看來是太寫實太掃興之故。現在我們只會記得他是「田園詩人」﹐是《桃花源》的主人﹐是飄逸和浪漫的標誌。

北歐的社會型態反而跟中國大同社會相近得多。相信你在去年造訪此地時已能嗅到有些不同。中國人天天講愛民如子、禮義廉恥、和諧社會﹐實際上卻是草菅人命﹐這裡的人從來沒有口號﹐卻以行動說明一切。

我是可以就這方面小寫一下的﹐不知道具體情況如何﹐煩請告知。

祖康敬草

香港最高領導官銜原來出自瘋子之手

香港的最高統治者叫做行政長官﹐這個名稱總令我想起「長官意志」來﹐有著頗濃的封建殘餘意味﹐每被告知自己被一個「行政長官」所統治﹐就會想到自己的身份確是奴才。過去﹐中國在清朝就有用「行政長官」一詞﹐如清廷1911年頒布的《憲法十九信條》中就寫道︰「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這部中國的第一部成文憲法依然寫明﹕「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後來國民黨佔領台灣後﹐於1945年又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就是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這「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統治台灣的「特別行政組織」﹐其壽命雖不足兩年﹐卻觸發了血腥的二二八事件。現在除了香港和澳門都用「行政長官」之外﹐北韓看來也摹仿中國﹐於2002年成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也是以「行政長官」作為其最高行政首長。從這些歷史看來﹐「行政長官」一詞似乎與以「長官意志」為本的獨裁統治甚有淵源。那麼﹐天下間有那麼多個漢字﹐何以中國統治者偏偏還要把香港的最高行政首長定名為深具封建殘餘意味的「行政長官」呢﹖在中英會談期間擔任中方翻譯的吳吉平在其非常精彩卻備受忽視的《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解答了這個啞謎﹐他寫道﹕

「關於特區行政長官（後簡稱「特首」）的名銜的由來﹐還有一段故事……自中英會談開始以來﹐我們香港談判辦公室便時常收到一個姓葉的香港人寫給趙紫陽的信。此人可能有精神病﹐自稱為香港某大學的教授﹐但從其歪七扭八的字跡和粗劣的文筆可以看出他講的不是實話。他每一封信除了一大堆瘋話外﹐每次都不忘寫上一句『本人乃香港未來行政長官的最佳人選』。『奇文共欣賞』﹐當年朗讀葉先生的來信成了港談辦公室的一項消遣。可能潛移默化的作用﹐不知哪次在會議在會談方案中這一頭銜便被寫了進去﹐大家都覺得叫得挺響的﹐就這麼從會談發言稿到《聯合聲明》﹐再進入《基本法》﹐最後成了董建華先生的官銜。」（253-254頁）

也就是說﹐中國要香港用「行政長官」一名﹐原來竟是瘋子的主意。箇中之嘲謔荒誕妙到毫顛﹐正好明喻了獨裁壓倒自由﹐土包領導先進的所謂香港回歸。而過氣行政長官董建華和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事實上也確能恰如其分的做到了瘋言瘋語﹐若邪靈附體﹐倒行逆施﹐禍港殃民。

新中國對外傾銷鴉片回眸

5年前因為要撰寫《網上搜證寶典》一書﹐要示範怎樣使用巨型資料庫找尋一些較罕為人知的資料或舊聞﹐我在翻看1950年代初的美國報章、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封密件（文件一﹐文件二）和聯合國文件時 ﹐發現了一件十分有趣的舊事﹐就是在19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指將國內剛被取締的毒品收集後﹐大量外銷到發達地區﹐如香港、澳門、日本﹐特別是美國﹐其中一次是涉及一宗達500噸的鴉片。有關報導或報告指﹐中國大量輸出毒品是為了賺取當時非常短缺的外匯。這段歷史在當時國際主要媒體有廣泛報導﹐也在許多書本中有提及﹐如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公眾衛生福利局長薩姆斯準將（Crawford F. Sams）所著的 Medic ﹐近年 Andrew L. Cherry教授在其Substance Abuse (2002)一書中依然提及此事。在所有有關專著中﹐描述得最詳細的恐怕是有「禁毒沙皇」之稱的美國麻醉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首任局長 Harry Jacob Anslinger 所著的 The Traffic in Narcotics ﹐裡面對中國1949年建政後的對外販毒活動有非常詳細的描述﹐是新中國國情的重要讀物﹐他毫不諱言 “It was not slanderous to state that Communist China wa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biggest source of the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in the world﹔it was a true statement, as would be seen from a study of document E/CN.7/237."（「說共產中國是當今全球最大的非法販運麻醉藥品來源國並非造謠﹐此說乃事實﹐可參見（聯合國）E/CN.7/237號文件的研究。」）, 並指出當時香港當局在香港搜獲大量來自中國的鴉片﹐ 這是英國政府為免觸怒中國而不敢公佈的。這段歷史的最大遺憾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不是聯合國成員﹐而沒有代表出來申辯﹐只是由蘇聯代表代為否認﹐但蘇聯代表未能提出事實以推翻有關指控。我個人在看了大量有關資料後是傾向相信各方對中國的販毒指控的﹐一來是有關資料確實豐富﹐譬如日本政府當時也抓獲許多來自中國的毒品﹐多次人贓並獲；其次是中國本身確是有悠久的種植鴉片作販毒用途的歷史﹐從清朝的跟洋鴉片爭奪中國市場﹐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大量種植並販賣鴉片（當時暗稱 「特貨」）以籌措革命資金﹐這些都已獲國際學術界研究並公認。也就是中國早有前科。何況在1950年前中國國產毒品許多是賣給中國人自用的﹐這樣做尚且可以﹐賣給洋人﹐特別賣給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洋人﹐那簡直就是愛國義行了。但《網上搜證寶典》由於得罪的人太多﹐一出版即被有勢力人士揚言訴諸法庭﹐以致所有書店和出版商馬上從此停售﹐只有少量能流出市面。這是我寫作生涯中國值得自豪的一章。

無奈告別美味的石岐雞

三聚氰胺已蔓延到雞蛋﹐由於三聚氰胺可能也混入了其他動物如豬、牛、海產等的飼料﹐恐怕其他肉類也會陸續檢驗到三聚氰胺。專家認為「這是食物鏈的災難」。也請留意﹐在三聚氰胺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未被發現的有毒添加物。我是愛美食的人。以前在香港自小就吃慣的廣東石岐雞或石岐雜種雞﹐實在美味﹐但後來慢慢不吃了﹐或一年才買幾次來吃﹐改為買味同嚼蠟的巴西冷凍雞。因為﹐我從個人的務農經驗﹐加上特別是我對中國產品的監控所得資訊﹐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對中國人的道德水平現況並無幻想﹐我判斷﹐我要告別這些非常美味的石岐雞了。當時我判斷這些雞極有可能含有過量抗生素和激素﹐已不適宜人類食用﹐同時我也非常懷疑﹐鑑於中國的道德淪亡加上環境污染﹐這些雞必有其他一些我無法想像、未被發現的有毒添加物。其後﹐我就知道中國家禽等多種中國產食品果然由於含有違禁抗生素而長期被禁止進入歐盟。「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因這樣的口腹之欲而斷送性命﹐也是「死有輕於鴻毛」了﹐極無意義﹐即使不死﹐也準會吃出怪病來﹐其實比死更慘。中國人是我長期研究的對象﹐早已對他們有多壞有相當了解﹐明知這是天下第一黑店﹐而依然送羊入虎口﹐豈非笑話？我挑巴西冷凍雞作代用品﹐除了因為我知道冷藏對肉類營養影響極微之外﹐就是因為﹕巴西這個國家雖然管治能力也不出眾﹐但污染尚沒有中國那樣嚴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有其宗教信仰﹐是天主教國家 ﹐當中雖有害群之馬﹐但我相信一般而言﹐即使人窮志短﹐道德淪亡﹐也是有底線的。但在中國這無神論或泛神論大國﹐害群之馬卻是常態﹐不害群之馬屬反常的異類﹐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道德淪亡並無底線﹐這群人為你做飯﹐你不怕嗎﹖

中國不需要更多的美麗謊言

出版商說《來生不做中國人》第15版要付印了。看來﹐正如網友說的﹐這書在全球華人社會中已成話題﹐不僅是倪匡﹐許多網友讀過此書後﹐都認為這是必讀之書。我當然知道﹐我這書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且不說書中被指「驚嚇」到令人「感冒加重」的內容，單單這個書名已經讓許多以中國自豪的中國人恨死我﹐這樣的人就起碼有幾個億。但中國人聽到的美麗謊言還不夠嗎﹖中國人的苦難﹐是因為我這類的當頭棒喝、忠言逆耳太多嗎﹖恰恰相反﹐是太少了。包圍著中國人的都是美麗的謊言﹐更糟的是﹐中國人也只愛挑美麗的話來聽﹐但假話我是說不出口的。跟無數想從中國身上撈油水的人不同﹐對於「吃中國人的肉」（魯迅語）﹐我毫無興趣。也跟絕大部分作家（特別是華語作家）不同﹐我寫文章絕對無須討好老闆或權貴﹐也無須討好任何讀者﹐不怕得罪任何人﹐更不會因行使言論自由而被囚禁﹐行文時只會聽從常識與良知。像我有這種自由度的作家並不多。但﹐讀我書或想讀我書的中國人雖多﹐相對於所有中國人來說﹐還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怕還不夠中國人的百分之一﹐否則中國就不會墮落到今天這個樣子。而且﹐當中有些讀者（來自中國的）讀我這書是「別有用心」的﹐譬如一位說︰「這次在（香港的）人民公社買了一本倪匡推薦的 《來生不做中國人》和《達賴喇嘛自傳》… …我的觀點是，適當的看看這些人胡扯的，日後他在興風作浪我們才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但他們肯看總比不看好，就如另一位說︰「剛開始只是想看看作者這麼大口氣憑什麼說不做中國人，但是真的看了這本書以後我的共產主義信念動搖了，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處在所謂最開明的國家奴役之中...…」。

許多中國的孩子根本不應來到這世上

我跟老婆在某意義上是難以溝通的。我常對她說﹐她是來自天堂的﹐而我是來自地獄的。她是在笑聲中長大的﹐我是在罵聲與淚水中長大的。她想起過去感到無限溫馨﹐而我並不想回憶過去。有時為了把不開心的過去遺忘﹐不慎連一些想保留的都連帶遺忘掉﹐又有一些過去介乎於遺忘與回憶之間﹐令我感到疑幻疑真﹐不肯定有沒有發生過。當我看到這裡無比快樂的孩童﹐就覺得許多中國的孩子根本不應來到這世上﹐許多中國父母也不應該有孩子﹐但他們不但都有﹐而且還想比這裡的父母有更多。當我看到這裡的動物如貓狗馬甚至牛﹐無法不衷心感覺到牠們的尊嚴比起許許多多中國人還好。剛讀到浙江省杭州市數名大學生發明了一部「殺魚機」﹐說甚麼「活魚送進去，2分鐘內就『吐』出一條除了鱗、剖了肚、洗得乾乾淨淨、可以直接下鍋的魚」﹐聽起來有點心寒。這裡商業市場的三文魚都不可以直接活宰的﹐而要先用二氧化碳注入冰水中令魚陷入淺度麻醉（sedation）﹐以減低被殺的痛楚。在中國﹐動物臨宰前要鮮活生猛﹐生刮魚鱗﹐活剝鳥皮。看動物的處境﹐就多少可以推想人的處境。

假如毛蠟像的頭被扯斷

早前德國柏林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分館展出希特拉蠟像時﹐一名曾當警務人員的41歲德國男子不顧阻攔，衝前扯斷希特拉蠟像的頭，當場被捕。他被告上法庭﹐最後因月入不足985歐元，屬於赤貧人士﹐極有可能甚至不用賠償一毛錢﹐儘管該希特拉蠟像價值高達20萬歐元。德國司法部發言人說：「從每月收入不足985歐元的人身上索取賠償並不現實。」在德國﹐由於希特拉是殺人狂魔﹐其肖像及其他納粹紀念物一般是禁止公開展出的﹐所以展出這個蠟像也引起極大爭議。這事自然令人想到中國。中國也有自己的希特拉--即毛澤東。但中國的希特拉只是挑自己人來殺﹐他也不敢像正牌希特拉那樣乾淨俐落、有數可稽的殺﹐而是喜歡借刀殺人﹐喜歡蠱惑群眾互相殘殺﹐喜歡整人至死﹐喜歡逼人自發跳樓自殺﹐並製造大饑荒把人餓死﹐事後並把死人數字死力隱瞞。所以﹐毛比希特拉殺人多得多﹐死於其手者數千萬﹐而且手法陰險隱晦得多﹐遠比希特拉可恥。這是為甚麼在中國以外地方﹐論者常把毛澤東、希特拉、史達林、波爾布特等並列為頂級殺人狂魔。但在中國﹐曾把中國摧殘殆盡的毛澤東竟然獲中國人奉為神﹐其肖像高踞於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期間有「天安門三君子」之稱的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向毛澤東肖像潑油漆﹐結果余志堅判處無期徒刑，喻東岳判處20年有期徒刑，魯德成判處16年有期徒刑。當中的喻東嶽更因而已患上精神分裂症，徹底喪失認人、說話及料理自己生活起居的能力。向毛肖像潑油漆已經如此﹐要是有人在中國把毛蠟像的頭扯斷﹐那還得了﹖恐怕這個人的頭也會被周圍的群眾當場扯斷。希特拉跟毛澤東肖像在自己國家的截然不同的遭遇﹐說明了兩個民族的民智分別處於甚麼水平。魯迅罵中國人的「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意境全出矣！

歐盟敢得罪小人

今天歐洲議會向中國異議人士胡佳頒發沙卡洛夫人權獎。此獎非同小可﹐因為歐洲議會是歐盟轄下機構﹐而且是唯一個直選產生的歐盟組織﹐由27個歐盟成員國直選選出﹐所以極具代表性。早前胡佳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雖極高﹐也獲篩選至最後一輪﹐但應該是由於中國政府向挪威當局強力施壓﹐而功虧一簣。現在中國高速崛起﹐挪威這蕞爾小國思前想後﹐還是不敢得罪的。在人權問題上﹐英國早以丟盔棄甲﹐向中國扯白旗﹐美國也越來越要看中國面色。不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了中國統治者愛民如子﹐只是終於領悟到「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道理。所以﹐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日本侵華、英國賣鴉片、德國納粹甚至意大利法西斯﹐誰不敢罵個狗血淋頭﹐誰不敢踹上一腳﹐因為被踹的都是君子﹐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或踐踏人權﹐許多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幾乎只剩下歐盟這樣的龐然大物﹐有條件得罪小人﹐敢公然跟中國抬槓。去年我在台灣舉行的西藏會議上遇到歐洲議會副議長 Edward McMillan-Scott﹐他發言時夠膽當眾說﹕“Beijing is the most murderous regime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70 million of its own people – 38 million from starvation - and now thousand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北京是世界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政權。它要為其七千萬同胞之死負責–當中3800萬人死於飢荒，現在又在蘇丹Darfur等地造成數以千計民眾死亡。」）一聽就知此君不是善類呆頭﹐是絕對敢向中國說不的勇者。歐洲議會這次給崛起中的、自認人權第一的中國所囚禁的「罪犯」頒這個人權大獎﹐無疑是朝著中國領導人非常紅潤的臉上吐了一口鄙夷之痰﹐令他們非常詫異的看到「錢可通神」竟也有不通之時。這也再印証了我在〈「黃禍」確是發生了〉一文中說的﹕「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太不擇手段的活下來也未必好

中國的吃人肉歷史極為豐富﹐吃人的原因不外是為了口腹之欲、洩忿、壯陽或饑荒。我認為除了在饑荒中為了活命而吃人肉是可以勉強容忍之外﹐其他動機的吃人肉都是罪大惡極。我常懷疑﹐若是太不擇手段﹐即使活得下來﹐也未必是好事。若整個民族都傾向但求活著不擇手段﹐可隨便吃人肉的﹐長遠而言﹐極有可能留得下來的都是必要時可將道德底線放到很低的人﹐甚至根本就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一個民族走到這一步﹐即使富甲天下﹐也是低等動物。為求活著而不惜吃人肉﹐甚至吃掉家人這種眷戀塵世的做法﹐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灑脫。愛因斯坦於1955年76歲時主動脈瘤（Aortic aneurysm）撕裂而內部出血﹐需要馬上做手術﹐但他在病床上拒絕了﹐他說﹕"I want to go when I want. It is tasteless to prolong life artificially. I have done my share; it is time to go. I will do it elegantly." （「我想走就走﹐強行延長生命有失品味。我已經做好了我的分內事﹐是時候走了﹐我將翩然而去。」）（見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477頁）結果﹐翌日早上﹐他就去世。

「鳥巢」以馬桶為造型可歌可泣

早前﹐我一位愛搜奇獵異的丹麥好友對我說﹐他在某外國傳媒中看過一個報導﹐說北京為奧運花了40億人民幣建的「鳥巢」﹐是有關設計師因為父親曾被中國政府下放勞動去掃廁所﹐所以就把「鳥巢」的外型設計成馬桶那樣﹐以雪心頭之恨。此說我從未聽過﹐但由於深具戲劇性﹐我極感好奇。我隨即細心看看「鳥巢」的外型﹐的確﹐從上空俯瞰﹐此物的確像個馬桶。然後再 google一下﹐特別是在英語網站對此事的討論﹐也確有不少人早具慧眼﹐一眼就看出這是個大馬桶。追尋之下﹐得知這「鳥巢」有三位設計師﹐除了瑞士建築家赫爾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之外﹐就是艾未未。艾未未是目前在中國最反中國極權統治的知識份子之一﹐更高調公開杯葛奧運開幕典禮﹐稱「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的共和國，建國近六十個春秋後，仍然沒有結束專制統治，沒有實現全民民主選舉……讓我們告別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專制，因為無論是什麼理由，其結果是踐踏平等」。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僱用他﹐只是負責這工程的瑞士公司請他幫手。艾未未的父親就是思想進步的大才子艾青。艾青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被流放到新疆的日子，他被迫每天打掃大量廁所﹐過著備受羞辱的牛馬生活。艾未未就在1957年誕生﹐據艾青妻子高瑛回憶：「艾青給孩子起名未未，是因『現實太殘酷了，叫他愛未來去』。」 艾未未其後在採訪中說﹕「我也知道他(父親)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必須清掃所有的廁所，經常挨鬥。」他也很欣賞父親的作為﹐說「我後來看他的詩的時候，是很喜歡的。他的那種樸素的感情，那種正義感，對災難和不幸的同情都打動我。」 艾未未也沒有隱瞞他也意識到「鳥巢」像個馬桶﹐他接受英國衛報 Jonathan Watts 訪問時說 "Design in itself has a meaning for me. Whether a stadium or a toilet seat, the form is interesting, as are the human activities that relate to it..."。（“設計本身對我有一份意義，不管是一個體育場或是一個馬桶，形式都是有趣的，因為它們都和人類活動聯繫在一起。”）從這種種旁証看來﹐「鳥巢」的確很有可能是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為背景﹐刻意以馬桶為造型。若是的話﹐這真是盪氣迴腸﹐可歌可泣的一筆﹐是一部偉大小說或電影的好題材﹐這總算是對40億民脂民膏的一個交代。一個設計師能這樣一舒平生志﹐糞土天下萬戶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此事也是這次北京奧運的最大意義之一。

錢學森協助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中國人

由於全民洗腦成功﹐錢學森在中國不僅是「導彈之父」﹐簡直是科學之神﹐是又紅又專的極致模範。但令人非常震驚的是﹐對於他如何在1960年代末協助毛澤東製造大饑荒﹐餓死4000萬人的那段歷史﹐整個中國仿彿當作沒有發生過。

為了給「大躍進」中的完全脫離科學的高產目標或報導提供「科學證據」﹐錢學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名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原文如下﹕

“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見原文掃瞄本）

錢學森這一筆涉及幾千萬條生命的帳﹐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當然要寫上一筆了。楊寫道﹕「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這篇文章。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卸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當然﹐不論毛澤東是否有意推卸責任﹐錢學森利用其專家身份弄虛作假﹐為大躍進開路﹐則確鑿無疑。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1879-1955）曾說﹕

「單單授人一門專門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而沒有和諧發展的人格。至為重要的是，學生要對不同價值觀有所暸解，和生動的體會。他必須對美對善惡感應靈敏。否則，他縱有專門知識，也不過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諧發展的人……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學之重要……」（原文："It is not enough to teach man a specialty. Through it he may become a kind of useful machine but not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ality.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Otherwise he— 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This is what I have in mind when I recommend the“humanities” as important… " 見《紐約時報》1952年10月5日報導 Einstein stresses critical thinking. 見原文掃瞄本）

洋人的「偉大」的科學家﹐跟中國的「偉大」的科學家有些甚麼不同，由此也可略見一斑。所以﹐在我心中﹐錢學森始終只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已﹐只是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揮到頂點﹐但他竟然就是中國人民心裡的神﹐也許這就是中國苦難永不休止之迷的秘密所在。

中國人要敢於孤獨

中國人民族性中有一個極嚴重的缺陷﹐就是在思想上怕孤獨。無數中國人(特別是在海外因為夷人侵略中國而享有自由的華人)﹐因為痛恨中國共產黨﹐就把舊中國社會捧上天﹐這是香港不少反共華人的典型立場﹐狠批共而亂捧中﹐跟法輪功相近；同樣﹐過去在香港﹐許多人因為反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就不惜倒向比英殖統治獨裁殘暴得多的中共政權﹐儘管在隔了幾分之一個世紀後一些人又今是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類似的模式可見於反對中國共產黨就要倒向中國國民黨﹐反對中國國民黨就要倒向中國共產黨。我自己一向就堅持﹐絕不可為了聲討某惡﹐就必要倒向這個惡的敵對陣營﹐特別是要是這敵對陣營也是另一個同樣嚴重或更嚴重的惡。這個弱點﹐似乎連孫中山也逃不過。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居然跑去暴君如林的明朝之中的暴君之首朱元璋的陵前拜祭稟告﹐向這最痛恨自由的大暴君昭告﹕「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見〈祭明陵文〉）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這是孫中山一生之中一大污點兼笑話。我深信﹐倒向道理本身就夠了﹐要是眼前沒有一個集團達到道理的最低要求﹐我就不會親近任何一方﹐堅守個人的信念即可。但我發現﹐極多中國人不能做到這點﹐他們總得要在精神上攬住一個很具體的母體(而且是越大越好)﹐才敢與另一惡對抗。也許是因為他們很享受那種合群的人聲鼎沸的熱鬧感覺吧。

「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

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對中國在六十年代大饑荒中的吃人肉成風的歷史有詳細描寫﹐這是繼鄭義的《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或John Gittings 的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食人肉到卡拉OK》）等著作以來對新中國吃人肉歷史的最珍貴最精彩的描寫。他在序言中寫道﹕「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叔父吃侄女」、「兒子吃父親」、「父母吃兒子」、「母親生吃女兒肉」﹐不一而足。最恐怖也許是他引用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的關於一次批鬥大會上爆發的眾人搶吃人肉事件。原文如下﹕

「1960 年春，亳縣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制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裡，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裡，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佈散會，不了了之。」

我在《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一書裡寫道：「在有八億漢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作全文搜尋，『人相食』出現了1008次，『易子而食』出現了236次！細讀內文，都是實指，不是修辭學上的誇張筆法。而且，不但吃，還公然販賣。」可見﹐吃人肉這中國傳統﹐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是一脈相傳的。論吃人肉之多﹐在所謂「文明」國家之中﹐中國肯定是冠軍了。

為甚麼洋人難以理解中國人

曾向挪威政府人員講解中國問題﹐他們都一致同意﹐要了解中國很難。這我完全同意﹐非常同情他們。一個最容易了解的民族碰上一個最難理解的民族﹐真是很不公平。你要不是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你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的﹐還剩下多少是頭腦清醒的？非常少。他們許多都已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迷惑﹐找不到迷宮的出口。有的頭腦較清醒的﹐卻又礙於中國人的自尊﹐或怕被指為賣國賊﹐而不肯對外國人披露中國人最污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許有一小撮活口是願意披露的﹐卻每因溝通問題或表達手法流於八股而效果不彰。我就對這些政府人員說﹐中國難以理解﹐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語言問題﹐而是一些備受許多人忽略的原因。譬如﹐中國的許多惡事的確太荒誕離奇﹐超過了正常洋人的接受程度﹐因而不獲重視或被質疑；其次是﹐中國人雖然在政治權利上是奴才﹐但在道德上卻是非常自由的人﹐極精於弄虛作假﹐口是心非﹐樂此不疲﹐是矯情虛飾大師﹐令洋人永遠與真相保持安全距離；再其次是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熱衷於被了解﹐也不太想了解別人。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說聞所未聞﹐非常精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不讓中國人知道我就是鍾祖康

由於我堅持本著常識與良知說話﹐我知道我得罪了無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過去已收過恐嚇﹐現在網上一些憤青更提議把我「搞定」﹐說：「他活著就是想中國不好就是想中國死」。過去我在香港時﹐已曾因參與民主活動或發表民主言論而一再失去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在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如香港（中國更不用說）﹐老闆給你人工﹐不但買下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尊嚴﹐甚至也買下了你的思想自由﹐從這點﹐就可見中國社會確是奴才溫床。這溫床沒有幾個中國人不趨之若騖的﹐但我卻極不安份﹐覺得做中國奴非常不爽﹐所以﹐我要反抗。由於中國人已經給我帶來極多麻煩﹐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幾年絕大部分我遇到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我都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鍾祖康。我只會讓那些外國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並囑咐這些外國人不要讓那些中國人或香港人知道鍾祖康就是我。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書信集‧答有恆先生》） ﹐對這我是謹記於心的。

「洋人也愛中國文化論」的大盲點

許多中國人喜歡說﹐連那些洋人也愛上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了﹐並由此推論中國文化已通過洋人驗證﹐確是好貨﹐也由此推論西洋文明確已窮途末路﹐要找外援了。但這些人總是有一個大盲點﹐就是忽視了所有甚麼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在洋人社會中不論多流行﹐充其量也只如用膳時一道不起眼的配菜（side dish）﹐或餐前一客可有可無的小冷盤﹐而絕對不是主菜。要是變成了主菜﹐那些洋客也許已變成中華大醬缸的一部分﹐早被漿死了﹐或同樣要為中國人現在面對的死症而愁苦﹐甚至也大喊「來生不做英國人」或「來生不做法國人」﹐寧願冒死也要躲在貨櫃裡偷渡去亞洲新大陸。作為一個開放文化或自由社會上的文化小配角﹐無論本身多荒唐多無聊﹐也多會被容忍﹐甚至會被鼓吹的﹐來製造一點異國風情和多元風貌﹐這樣﹐一個自由社會才能名實相符。就如一個社會有一小撮放浪形骸的嬉皮士可令社會輕鬆一點﹐是好事﹐但人人都是嬉皮士就可讓整個社會烏煙瘴氣。中國文化大概就可比作嬉皮士那樣的用以點綴一下西方世界的裝飾品。又如洋人社會中一小撮超極端的知識份子利用西方社會賦予他們的自由﹐盡情批判西方社會﹐甚至走火入魔﹐羨慕起那些沒有這種言論自由的獨裁社會來﹐這一小撮超極端份子也是有助洋人社會大眾反思的﹐但若成為主流就會令社會陷於虛無﹐若被他們所羨慕的獨裁社會用作宣傳工具﹐更是非常有害。不過﹐也得補充一點﹐我有這樣一種讓我非常困擾的觀察﹐就是一些在中國搞得一蹋糊塗的「國粹」﹐有時到了外國人手中似可化腐朽為神奇；而一些外來好事物到了中國人手裡又每能被點金成鐵。

錢永健與胡佳

早前﹐剛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美國人錢永健在電話記者會中，有中國新聞記者居然問他﹕「您是中國人嗎？您會說中文嗎？」就如喜問人家薪水多少那樣﹐許多中國人並不覺得隨便問人是不是「中國人」是無禮的。錢看來極不滑頭也頗厚道﹐他沒有冒充是中國人﹐但也不想傷害那無聊的記者﹐就只回答了第二個提問﹐用英語答說「只能說一點點中文，對自己的名字會寫，但不會說」；但那些信奉大中國主義而又魯鈍的中國記者仍要追問﹕「您的成就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有什麼意義？」到此﹐錢依然不來中國人你好我好那一套﹐說些甚麼「以中國科學家為榮」之類大家都翹首以待的話﹐他居然說（也是用英語）：「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錢永健的確已經不是中國人﹐他已經用這種洋人叫做 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諱，有啥說啥）的風格說明一切。典型中國人最懂和氣生財﹐曲意逢迎﹐不會這樣說話的。初步看來﹐錢的表現﹐似無華裔科學家常見的圓滑世故﹐令我刮目相看﹐也令我想起魯迅曾說的：

「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墳．燈下漫筆〔１〕〉

錢永健當然沒有詛咒中國﹐但有良知有勇氣對中國忠言逆耳，不混水摸魚拉關係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中國一味叨全世界成功「華裔」的光﹐只會繼續延緩自己對中國人禍的反思！為甚麼中國人總要離開中國才可奪諾貝爾獎？為甚麼中國可以成為奧運金牌大國﹐卻是諾貝爾獎侏儒？錢永健都已經表明不是中國科學家了﹐何以全中國媒體還沒皮賴臉的要尋出錢永健的中國根？相反，幾乎成為第一個居於中國而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胡佳﹐卻被指「只是一名罪犯」，無人問津。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就是不跟風。在同學都埋首於金庸小說或武俠漫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讀《沉淪》、《阿Q正傳》、《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書信選》（盧蒼編）或《聽聽那冷雨》；當人人都在讀《挪威的森林》時﹐我就愛讀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和 Pearls of Wisdom from China﹐和潘光旦所有的書；到全世界都在讀哈里波特﹐我就在讀《自西徂東》（花之安著）、《五種遺規》和梁啟超的所有著作。我越來越愛看舊書﹐就如我愛看陳年電影和聽舊歌。許多新書、新電影、新歌太花巧﹐還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一些萬人爭看的新書﹐我會漫不經心地等10多20年後才會考慮看看。不過﹐有些書是例外的﹐一定要一出就看﹐譬如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或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也有些書是一直在看卻也看不完的﹐如《紅樓夢》、《魯迅全集》和《聖經》。我曾跟風在1984年讀了佐治‧奧維爾《1984》（中文翻譯本）﹐效果不好。那年19歲﹐未能領略書中的精髓﹐多年後才體味到這是極品中之極品﹐真真正正稱得上是 "ruthlessly satirical and sarcastic"。

「窮人挖眼自殘騙保」只是「中國人大悲哀」

我曾說﹐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時﹐一大難題就是許多中國事是荒誕得令識者不敢聽信！那宗於2006年被揭發、於2007年由香港法院審結並判刑的「窮人挖眼自殘騙保」的案件﹐就是一個例子。涉案共有七名被告﹐分別為港人主謀郭樺昌(47歲、前保險經紀)、港人同謀何淑賢(45歲、保險經紀)、吳沛霖(27歲、貨車司機)、郭潤生(55歲、主謀胞兄﹐保險公司主管)和內地人同謀張志彪(35歲、侍應)。另外兩名被告是願意刺瞎自己一隻眼以協助騙保險金的劉遠明(38歲、無業)和古志遠(34歲、無業)。「瞎眼意外」共令16家香港保險公司受騙，涉及2300多萬元保金，當中850萬成功被騙取。刺瞎一隻眼的兩名內地人各得20至30萬元報酬，另外同謀何淑賢獲分6萬元，負責招攬內地窮漢的劉遠明獲28萬元，安排「意外」發生的內地中間人張志彪得5萬元。所有被告均被判入獄﹐包括犧牲了一隻眼的劉遠明（入獄兩年兩個月）及古志遠（入獄兩年）。主審法官邱智立指此案是歷年詐騙保險金中，情節最嚴重的一宗，案情駭人聽聞。他用盡最強烈的用詞訓斥被告﹐指被告覷準內地經濟差的普羅大眾，以金錢利誘他們犧牲一隻寶貴的眼睛﹐「欠缺良知及對生命的尊重」﹐是「人類大悲哀」云云！！我倒認為只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大悲哀」而已。世界上窮人多的是﹐但敢問有多少會窮到會低賤到像中國人那樣會願意挖眼騙錢的？一個為了生活連自己的眼睛也可挖掉也會把別人的眼睛挖掉的民族﹐還會有甚麼事情做不出來？一個會逼人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以求活下去的社會可以有多文明多和諧？通過「窮人挖眼自殘騙保」這驚世駭人奇案﹐就會明白甚麼鴉片餐、地溝油、毒奶粉只是小巫見大巫。這又是另一件要寫進《中華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國萬歲》的大事。

「特供」制度是中國食品安全的大毒瘤

最近網上流傳一件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非常關心的新聞﹐就是大量媒體報導說﹐中國國務院下面設有一個叫「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部門﹐專門向高幹家庭供應安全有營養又好吃的食品。國外傳媒對此也有廣泛報導﹐如美聯社、星期日泰晤士報、abcnews、CNN 、國際先驅論壇報、澳洲人報、南華早報、海峽時報、Canadian Business等等﹐在維基也有。其實﹐對於中國領導人享有「特供」這種特權﹐一般中國民眾當然不會感到意外﹐只是恰恰在這個時候爆發開國以來最嚴重的食品大醜聞---毒奶粉事故﹐這種報導中的「特供」制度就變得非常敏感﹐令老百姓更加尖銳地感受到自己的賤民身份。因此﹐國務院也嚴正聲明有關「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之說純屬謠傳。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核實是否真的有「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這個機關。但不論是否有這個機關﹐我卻很相信對高幹和領導人的「特供」服務是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本身也的確曾承認有這種「特供」制度。且引用《陝西人民廣播電台黨課教材》如下：「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雖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群眾和青年對黨政機關腐敗現象的不滿和強烈要求懲治腐敗的願望，而煽動起來的一場以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政治風波。但是，小平同志在風波平息之後尖銳地指出：“這場風波的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腐敗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信心，以為我們包庇腐敗”。為了取信於民，當時黨中央很快就做了幾件群眾最關心的事：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迅速打開了反腐敗鬥爭的新局面。」現在20年過去了﹐上述中央承諾的幾件事﹐如「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等不是走過場、只打小老虎、就是屢禁不止﹐那麼﹐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何以惟獨「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一項可以落實﹐特別是在中國這個粗劣毒食品遍地的國家﹐食品安全對高幹確是性命攸關的事。就像「刑不上大夫」必摧毀司法制度那樣﹐只要「特供」制度一天不廢除﹐最高領導就可以完全置身於有毒食品之外﹐那就休想解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