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並不足夠

有人問﹐既然我說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那為什麼香港或中國對天才兒童或所謂資優兒童的培養反而不及許多不那麼重視天資的國家呢？但我只是說中國人重視自己的子女是否天生聰明﹐這不等於說他們對別人的資優子女也同樣關心。在中國人有家無國的自私心態下﹐人人各自為政﹐只為自己的家人鞠躬盡瘁﹐但不會用類似態度對待別的父母的子女。就如香港高官﹐包括教育部門的高官﹐個個都會想盡辦法給自己的子女最好的教育﹐讓子女的英語講得比洋人更流利﹐但平民大眾的子女連英語的26個字母都唸不出來﹐那些高官卻絲毫不會心痛。

中國父母也許會擔心其他父母的子女若太聰明﹐會否令自己的子女吃虧呢？中國人社會由於一直崇尚互相撲噬、「適者生存」﹐國民之間多互相傾軌、互相拆台、互拉後腿。挪威人那種一方有事，八方呼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互愛﹐在中國人身上我真的找不到。沒有人比中國人喊團結喊得更多的了﹐但中國人卻是最不團結的人﹐因為一切徒具形式﹐相反﹐我沒有聽過極團結的挪威人要呼籲團結的。

學術界多次智商調查顯示﹐中國人（或兒童）的智商不低﹐通常居於前列﹐甚至有說中國人智商全球最高﹐總之﹐中國人的智商看來並不如中國人道德那樣﹐以低劣馳名於世。這些研究當然是有偏差的﹐一是中國人的逞能意識極高﹐講面子﹐自然會極度認真的對待這些智商測試；二是其他大部份國家的國民自我形象較健全﹐「被看扁情意結」不強﹐但中國人則由於頗有妄想被迫害狂而普遍渴求被人另眼相看﹐這也會加強受測試者的爭勝動機；三是中國人的資源﹐當中包括財富、知識到配偶或情婦數目﹐都是分配極端不均﹐受「挑中」的中國測試者可能在中國完全沒有代表性﹐就像中國運動員完全不能反映中國人的東亞病夫體質那樣。

要是把這些可能造成調查結果誤差的因素都計算在內﹐結論依然是中國人的智商頗高的話﹐那就恰好說明左右一國發展的不僅是人的智商﹐還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譬如國民的互愛互助互信精神、平等精神、靈性修養等等。以研究智商知名的Richard Lynn教授就發現﹐東亞人的智商全球最高﹐比歐洲人還高﹐但在現實世界裡﹐東亞社會的發展並不比歐洲優勝﹐獲譽為人間天堂的北歐國家的國民智商雖不低，也一向不屬於全球頂尖﹐那也許再次說明：國民有相當智商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足夠條件。

「太難實踐」的思想不是好東西

無數中國人每遇到有人批評中國﹐總喜歡說﹐你不了解中國﹐或者說這是因為真正的中國精神或國粹沒有被正確了解並落實所致。

這些例子極多﹐譬如﹐你說中國沒民主不自由嗎？中國人就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有提過自由民主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又如﹐你說中國兩千年來不斷破壞自然生態嗎？中國人又會說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國何經何典中早就提過環保精神之類字眼﹐即使沒有提過﹐也洋溢著這種精神﹐只是這些蘊藏於中國文化中的「環保精神」沒有被眾人所認識並實踐。對於其他的議題﹐如說中國人殘忍、踐踏女性、沒有科學精神、重形式主義等等﹐中國人也是如法炮製﹐說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精神都不是這樣的﹐只是一般人未能了解那些中國精神的本貌﹐而即使明白了﹐也未必有付之實踐。

中國人甚至運用這種託詞﹐為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的暴政辯護﹐說中國共產黨本來的精神是好的﹐只是太多人講一講做一套﹐沒有將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實踐下去。

我們姑且不去爭論中國文化中是否真有這樣的美好內容。但我認為﹐任何思想﹐特別是用於國計民生、濟世為懷的思想﹐若太難被大眾明白的﹐或要花大量精力才能勉強考據出當中的微言大義，把看來是不通的道理生拉硬拽地說通的﹐這並不是好東西；若大眾明白這思想後也大多抗拒實踐﹐或易流於言行脫鉤的﹐這思想也有大問題。

更有人說﹐中國社會之所以變成禽獸不如﹐都是因為儒家思想被歪曲了。那麼﹐一種思想要是那樣容易被人「歪曲」的﹐這「容易被歪曲」，甚至是「容易被大多數人歪曲」就是極大缺點。

太難操作化的精神不值得賦予太多意義。

大量中國人行為上難以體現所謂真正的中國文化精神﹐或許多人（特別是外人）被指因不了解中國才批評中國﹐那中國精神那樣難以實踐﹐中國「真相」那樣難以理解﹐那不是好事情呀！但中國人卻可以把這樣的缺陷變成自豪的理由﹐說這是因為中國「博大精深」！中國人由於習慣了這種朦朦朧朧的「博大精深」思想﹐容易覺得好事物總是深不可測﹐不容易相信聽起來太平凡的道理。

「博大精深」有時只是「故弄玄虛」的委婉說法。

好的思想是容易明白﹐實踐的。好的思想也容許這種好思想本身被質疑並革新。好的思想不需要有大群辯護士逢人便說的解釋為甚麼這樣好的思想會被人陽奉陰違甚至唾棄。

真的是華洋有別嗎？

由於我是有資料狂的人﹐在互聯網興起前﹐對圖書館非常重視。早年在中文大學求學﹐那裡圖書館的藏書本已不多﹐更壞的﹐是這些數目不多的藏書還要分藏於大學本部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其他幾家書院各有一家的圖書館。就像一個窮鬼只有10元﹐卻再把這10元分別放到10個不同地方﹐那樣﹐錢已經極少了﹐要動用時更非常麻煩﹐唯一好處是多做一點運動（假如是走路的話）。而且﹐一些書是永遠借不到的﹐因為教員借書期限特長﹐達幾個月。但香港的大學教員薪酬全球最高﹐那他們不是應該多買書﹐讓學生多借書嗎？但大學領導卻把邏輯顛倒過來。

後來我在研究院時﹐可以使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我看到那裡的圖書不但多﹐而且新書購置得很快（記憶中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也是先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借到）﹐加上圖書都集中到一座大圖書館中﹐由此確認了自己一直以來對母校圖書館的批評：跟香港大學圖書館相比﹐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確不如人。從我在新界的住處去香港大學極不方便﹐但我也儘量常去。

由於看到母校圖書館服務跟香港大學的圖書館服務相差太遠﹐當時我去找中大圖書館館長陳情﹐希望他能認真改善服務﹐並建議他應摒除萬難﹐把各書院的藏書跟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集中放在同一個地方。

後來﹐似也不見中大圖書館服務有何改善﹐而我也離開中大了。

直到互聯網興起﹐香港各大專院校紛紛電子化﹐訂用大量網上學術資料庫﹐因而讓我有機會再看看我的母校是否依然故我的不長進。我於2003年花了幾個月時間﹐寫了一本書﹐叫《網上搜證寶典—附全球二十六名校網上資料庫效能測試報告》﹐介紹當時的主要網上學術資料庫﹐並把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包括在內的全球26家重點大學所訂購的網上學術資料庫作一比較。我非常遺憾地發現﹐母校的網上學術資源同樣被香港大學遠遠拋離﹐但我相信這兩家大學的學生甚至老師都不知道他們之間有這一條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

《網上搜證寶典》一出版﹐我就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一職員來電郵問﹐哪裡可以買到這書﹐他說是因為圖書館第一時間把該書頭幾頁製成圖象電郵給所有圖書館職員﹐卻沒有交代哪裡可以買到。香港大學圖書館之進取﹐令我驚嘆。相反﹐當時有售賣此書的中文大學書店則對我說﹐有大學圖書館的高層到他們書店大吵大鬧﹐說他們不該賣我這書﹐我估計原因當然是因為我在書裡嚴辭批評了他們圖書館的服務。但該書大概由於內容過於敏感﹐得罪了城中權貴﹐各方在權貴警告下馬上停售﹐拙作就此長埋於天地。

圖書館是大學的靈魂。對於中大圖書館服務遠遜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服務這事﹐我一直耿耿於懷。原因何在呢？我知道香港大學的洋人較中文大學多﹐而當時港大圖書館館長也是洋人﹐而中大圖書館館長當時是華人﹐不知道這是否就如華人特首竟不如洋人港督那樣﹐真的是華洋有別呢？

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過去我在香港38年的生活和對中國的觀察﹐讓我對中國人的人生非常失望﹐因此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有子女。絕不是討厭孩子﹐而是自問毫無把握可以在香港給孩子帶來幸福。一想到一個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生命﹐在自己的眼前受苦﹐被欺壓﹐被奴役﹐被蹧蹋﹐被淩辱﹐要像我這樣過著半賤民和半奴隸的生活﹐也就是說﹐要像絕大部分中國奴那樣過生活﹐或看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生命一天要跟大隊﹐要踩著他人的屍首以求存或向上爬﹐那種恐怖﹐把我對延續生命的人類原始本能完全殲滅。由於怕伴侶懷孕﹐我曾多次冷汗直流。

所以﹐過去幾年每當聽到那日薪逾一萬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蔭權不斷呼籲月薪大都不足一萬港元的香港人起碼要生3個孩子﹐加上他自己卻毫不盡力為父母生孩子製造最起碼的人性條件﹐我覺得曾蔭權真是卑劣至極的人。早前我刊出的〈曾蔭權比晉惠帝卑劣萬倍〉一文﹐也得到大批香港網友擊節認同。

此外﹐要是我有子女﹐也會令我因為顧及子女的生活費﹐怕失去工作﹐而不敢隨便「得罪小人」﹐批評那殘害我和其他無數人類的中國。

現在回顧那時的決定﹐我依然覺得自己的做法是極負責任的﹐但我犧牲了一個人﹐就是我的太太﹐那令我萬分抱歉。雖然我太太完全明白我的恐懼﹐她知道我也只是被這文化殘害才如此。

我現在較清楚看到﹐我是中國病態文化的產物﹐ 對人生非常灰暗﹐連延續生命的慾望也被扭曲﹐而她卻是對人生非常正面﹐對延續生命毫不猶豫的典型挪威人。我選擇她﹐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他的樂觀可以中和一下我的悲觀﹐並希望她能以其代表的極優秀文明﹐治療甚至拯救一個被極低劣文明所扭曲的人。無疑﹐中國人當中也有樂觀的﹐但中國人的樂觀多是無知所致﹐本身並無一令人有理由樂觀的深厚文明作承托﹐或如魯迅說的﹐「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十多億中國人當中會反省的萬中無一﹐在這世界上遇上有腦袋的中國人的機率本已極小﹐而她竟遇到我這樣一個深刻反省自己文化到不惜將自己推向孤寂的人﹐那真是她的無妄之災。

到了挪威這幾年﹐我對人生的中國式灰暗﹐才被這個了不起的文明以及我太太慢慢改造。我的確是一個中國製造的文化病人。

所以﹐要是有洋人問我﹐找中國人做配偶好不好﹐我一定會提醒他們：你的配偶極有可能要不是一頭很快樂的豬﹐就是一個會整天呻吟的人﹐好自為之吧。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重視天資

挪威父母極不重視子女是否天資過人﹐從沒有聽過他們說子女怎樣聰明﹐更不會叫子女當眾背誦一兩首詩以證早慧﹐也不會提及子女的考試名次﹐因為學生起碼到初中才會在學業成績上有名次﹐而且是只有幾個級別的簡單名次﹐不是從1到45 或到200這樣的名次。不標榜天才和反精英是挪威社會的主流精神﹐希望子女快快樂樂做個普通人是絕大多數父母的願望。整個社會是相信﹐只要社會上下一心﹐互愛互助﹐普通人走在一起也能成功﹐不一定需要天才或精英的打救。

中國人則對「神童」非常著迷﹐甚麼三歲能賦詩﹐四歲能倒背千字文等等﹐隨時寫入史冊。同理﹐中國父母也很著緊子女是否有先天性的聰明﹐父母的恐慌甚至誇張到「寧生敗家子」、也「莫生蠢鈍兒」。

為甚麼中國人那樣看重天資或天賦﹐我看是可以解釋的。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一般已對中國社會對人的後天培養信心不大。由於中國社會缺乏良好制度﹐當中包括教育制度﹐一般人都相信﹐若沒有一定天資﹐在這種低效的教育制度下必定非常艱難。

第二﹐是因為中國社會從古至今都嚴重貧富懸殊﹐都是奉行任由黎民自生自滅的「小政府」﹐所以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窮人﹐這些窮人家的孩子要有出頭天﹐就更要天生聰明。

第三﹐是因為中國教育特色是重背誦而輕理解﹐甚至是懲罰理解（因為孺子一旦真的明白中華文明所謂何物則後果堪虞)﹐因此往往把驚人記憶力就等同「天資」。但過目不忘這種能力看來是多屬天生﹐不容易在後天培養。

第四﹐是因為所有中國人都非常清楚﹐在中國社會中﹐一旦不夠聰明﹐一旦不能不斷向上爬﹐一旦淪為「小人勞力」的勞動階層﹐或低層白領﹐就會受到極大懲罰﹐因為中國人大都相信每個人要為自己的成敗負責！以「吃得苦中苦」為極大美德﹐並相信人的一生就是一場殘酷的競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錦上添花﹐無雪中送炭﹐因為中國的主導精神就是儒家的「愛有差等論」。

我的電子藏書

我孤陋寡聞﹐還沒有遇到一個比我對資訊更瘋狂的人。要是我發現有任何一個網站我被禁止訪問的﹐或任何一本書我被禁止看的﹐我不但會氣死﹐對自己的奴隸身份悲哀垂淚﹐而且一定就要找來看﹐而且一有機會﹐必對任何有助推翻此暴政的事業推波助瀾。所以中國人的統治確是不適合我的。互聯網天天風起雲湧﹐正合我意。讓我點算一下我目前的主要電子藏書：

(1) Google Book Search 170萬本(全文) 430萬本(有限度預覽 limited preview)

(2) www.archive.org 約100萬本(全文)

(3) www.gale.cengage.com/DigitalCollections/products/ecco/ 15萬本(全文)

(4) wwwlib.umi.com/eebo 12萬本(全文)

(5) www.questia.com 7萬本(全文)

(6) www.netlibrary.com 6萬本(全文)

(7) www.ebrary.com 4萬本(全文)

(8) http://proquest.safaribooksonline.com/ 2500本(全文)

(9) www.amazon.com 70萬本(有限度預覽)

以上的電子藏書加起來﹐全文的約有33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有230萬本。有限度預覽的約有500萬本﹐減除了其中可能重複的﹐估計起碼450萬本。

以上的只是英文電子藏書部份﹐中文電子藏書還沒有時間統計﹐印象中是比英語的少。這些電子藏書對我的寫作非常重要。由於我對許多事物(尤其是中國的)的看法與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看法有嚴重衝突﹐為了論證一個在他們看來極荒謬但我卻深信不疑的說法﹐我往往需要把我過去近30年讀過的﹐或聽人講過的書的有關內容搬出來﹐但單憑記憶是沒有可能記得原文的﹐通常我只會記得作者、書名或若干關鍵詞﹐我就憑這些依稀記憶中的資料加上鍛鍊多年的搜尋技巧﹐把所需的原書中的有關段落尋出﹐作為引文。這些從茫茫書海中尋找失落章句的行動﹐成功率極高﹐通常達95%。我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以及我這近10年的文章﹐就是在這大量電子藏書的協助下寫成的。現在我隨身的只有幾百本書﹐而且不能作全文搜尋﹐以我「唯陳言之務去」和儘量「言必有據」的寫作風格﹐絕不夠用。

所以﹐在這個互聯網年代下﹐最重要的是見解和意念﹐而不是死記書本原文﹐書本原文按一下鍵盤就有了。所以﹐互聯網帶來的方便﹐進一步挑戰中國人傳統的死記背誦強調所謂倒背如流的讀書方法。過百萬本書一次過的全文搜尋﹐令許多傳統的讀書和治學方法變得落伍。十年前或更久以前﹐要寫一篇需引用大量資料的文章﹐不知要花上多少時間四處搜羅有關讀物﹐寫作時也要把所有讀物鋪滿書桌﹐極不方便。要是寫作人是四海為家的﹐更不可能帶著最基本的幾千本書到處跑。

這種網上閱讀和搜尋的方法﹐對於我這類非小說寫作的人尤為重要﹐但據我觀察﹐雖然網上書庫的技術已相當成熟﹐我說的這約200萬本電子書（以英語佔絕大多數）﹐當中大部份也是普通人可以接觸得到﹐但一般寫作人似乎未能善用﹐在他們的文字中﹐我看不到其內容跟十年前沒有互聯網時的跑圖書館年代有甚麼明顯分別﹐令人失望。

我經測試發現﹐由於各國版權法不同﹐而美國的版權有效期相對較短﹐Google Book Search上面的 170萬本全文電子書﹐在美國以外的大部份甚至所有地區﹐只能看到當中的40-50萬本。這種出於尊重各國版權法差異而導致的網上資訊阻隔﹐長遠下去﹐令即使資訊自由的國家所能存取的電子資訊也大有差別。

中國人「不像活在人間」另一證據

最近在斷斷續續的看一本非常有趣的舊書﹐叫The Diseases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中國的疾病—包括福爾摩沙和韓國》）。此書刊於1910年。作者為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和 James L . Maxwell。William Hamilton Jefferys 自美國賓州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後﹐到中國做醫學傳教士﹐並為上海聖約翰大學外科教授﹐以及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華醫學雜誌》）編輯。 James L . Maxwell則為來自英國的醫學博士﹐於1865至1871年間在台灣擔任醫學傳教士﹐漢名馬雅各。

這書厚700多頁﹐詳述當時中國大陸民眾的主要疾病（並旁及台灣及韓國）﹐治療的過程和患者的反應等﹐有關社會背景也時有提及。尤為珍貴的是﹐裡面有多幅作者所醫病人的照片﹐如梅毒病人﹐皮瘤病人﹑腳氣病病人﹑陰囊象皮病病人﹑日本血吸蟲病人﹑脾性貧血病人﹑纏足引致肌肉壞疽﹑手部患結核病病人﹑疤痕瘤病人﹑纖維性軟疣病人 、色素瘤病人﹑雷諾氏症病人﹑放線菌病病人﹑骨肉瘤病人﹑軟骨瘤病人﹑骨腫瘤病人﹑肉瘤病人﹑牙齦瘤病人﹑海綿狀痣病人﹑絲狀疣病人﹑上皮瘤病人﹑後直腸瘤病人﹑纖維瘤病人﹑有蒂纖維瘤病人﹑纖維肉瘤病人、陰囊水腫病人﹑動脈瘤病人﹑淋病病人﹑巨乳症病人﹑卵巢囊腫病人等等。

魯迅曾說：「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病後雜談之餘》一九三四年）。但看過這些中國病人照片後﹐你就能從多一個角度﹐了解中國人怎樣「不像活在人間」﹐也看到《本草綱目》的嚴重局限。這書所提到的疾病﹐看來許多都不是中醫所能處理的。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和反智論﹐加上婦女纏足一千年﹐「勤有功、戲無益」信條也壓抑了運動發展﹐並因蔑視異族文明而未能善用乳製品以強身健體﹐中國國民體質羸弱﹐無名腫毒、疽疥癬瘡、頑疾怪病似特別多。到西方人類進入了現代文明後﹐中國又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獨行其是地延長了中國人的癩皮狗日子。

本書作者有許多值得玩味的觀察﹐譬如他們說﹐許多中國病人的大毛病（如身上掛著個幾十磅的巨瘤)﹐都是自兒時起甚至自出娘胎就有﹐最初範圍很小﹐但不斷惡化﹐但二三四十年間都不去治理﹐直到整個人看上去幾乎沒有人樣了﹐才萬不得已地去醫治。這種中國爛活精神﹐跟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慢性癱瘓而難崩潰的特色相當契合。另外﹐作者說﹐不少病人在治療途中突然失縱﹐一些在失蹤後熬不下去又再回來求醫﹐我看這可能與中國文化中的以我為主精神和猜疑性格有關。

但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還有從4歲就發病但到31歲才動手術的大腫瘤患者黃春才﹐還有不少惡疾纏身的人要按中國傳統乞丐那樣以張揚個人不幸來刺激人們的同情心。也許﹐中國人真的如魯迅說的﹐要醫的不是肉體﹐而是靈魂。

原來討厭我的人也是我的讀者

最近又再讀了一些讀者或網友對拙著《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這些評論本身就幾乎像這書一樣的精彩。

一位說：「我阿爸現在就在看《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這些鍾祖康的書，請各路高手教我怎樣令他不被洗腦……不好意思都要說句，我阿爸雖然未至於讀書少不識字(在這情況我真的寧願他不識字)。」

另一位說：「其震撼程度，讓我這個混人只有嘆息一句：『來生不做中國人』……結果，一旦這些泡沫被刺穿了，那份痛苦，令人覺得過去的歲月是白活了。。。要認識自己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就要從頭來過。對於一個快將50的人，的確是一個不少的壓力。。。」

又一位說：「今時今日，我被同種鍾祖康說中——中國種是不可以自救的，只能祈禱來世不做中國人，整個地球都沒有國人的生天，因為國人內心是那樣的腐敗，即便移民到美國也是窩在唐人街，把自己的不成功、沒朋友歸咎于社會對華人的歧視，謾駡美國社會有一面“看不見的玻璃”……鍾祖康在《來世不做中國人》裏寫到，以中國人千百年來遺傳的奴性和劣根性，大約只有被殖民才能得救。於是我認認真真考慮了一下，誰願意接管中國？」

最經典的要算是這位了：「鍾祖康先生你寫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炒作？出名？賺錢？反華？復仇？.....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本書﹐雖然是垃圾，但是我相信，細細的讀這本書還是可以獲益不少！」

我發現我確實有一批讀者是不斷罵我﹐卻又非常喜歡看我的文字﹐還要為拙著做推銷。吊詭啊！也許人的內心深處總有一點被虐待狂吧。我寫文章最喜歡忠言逆耳﹐以前從沒有想過討厭我的人也會是我的讀者。

不少讀者說起碼把書看了兩次﹐第一次是震怒﹐第二次是震撼﹐因為終於能掌握書的部份精髓。我自問行文非常清晰﹐連一些學會中文的外國讀者也說能讀懂﹐若有以中文為母語者要反複再讀﹐才像阿基米德那樣從澡缸裡跳出來大叫「我發現了」﹐相信只是因為我的觀點跟流行觀點衝突太大吧。

誰是最適合中國人的殖民主子

前香港大學政治系創系主任 Peter Harris教授寫過幾本書﹐其中一本叫Hong Kong：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香港：一個關於官僚政治的研究》1978）﹐當中有些地方是略有可觀的。 裡面他寫道：

"The description of Hong Kong's bureaucracy as 'paternalistic' and 'defensive' can now be explored further. British and Chinese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s do tend to dovetail...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and Chinese scholar mandarinate both stresse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such as status, appropriate forms of classical education, common allegiance to a distant authority(to Imperial Peking or Imperial London)...Both traditions, perhap, tended to resist 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preferred centralized authority, stabliity, and procedure, while accepting compliant but influential interest groups.(「關於指香港官僚『家長式作風』和『好自辯』一事﹐現在可以再作探討。英國和中國的行政傳統的確每能吻合……英國政府和中國士人政府均講究若干特點—例如地位、正規的經典教育、對一遠處的權威一體效忠（向北京或倫敦）……兩種傳統也許都傾向於抗拒大眾參與﹐較喜歡中央集權、穩定和程序﹐接受那些聽話但有份量的利益團體」。128-129頁)

這些觀察在頗粗略的意義上是對的﹐但不可推之過遠﹐正如我曾說﹐歐洲的暴君叫做暴君﹐中國的暴君也叫做暴君﹐但其「暴」的程度可有雲泥之別﹐歐洲的暴君到了中國﹐對於隨時被中國暴君腰斬棄市剝皮揎草的中國奴隸來說﹐就是仁君了。

但撇開了這些潛在謬誤﹐英國人的階級習性的確令許多孕育自奴才文化的香港華人毫不自覺地感到頗為舒服﹐也令香港華人對家長式領導的渴求得到滿足﹐這些與中國人傳統的虛榮門面勢利基因一拍即合﹐雜交出天下無雙的香港勢利眼來。同時﹐英國人的階級習性和含蓄﹐對不善於表達的香港華人﹐特別是大眾﹐沒有起到情感解放的作用。

如果殖民香港的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或日本人﹐今天的香港人氣質必大不同﹐就如殖民台灣的是英國人﹐或殖民澳門人的是日本人﹐今天的台灣人和澳門人也會很不同。

是否英國人那150年若以北歐人那樣的平等精神來對待香港人就一定較好？徵諸香港人也像其他中國人那樣已停止獨立思考兩千年﹐並有著大量中國人自我作賤的特性﹐我真的不敢說一定就好。這些自我作賤的事例遠者無數﹐近者如香港竟依然有近半數人反對香港普選﹐而反對馬上普選的人則更多。

想來想去﹐我覺得最適合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殖民主子看來是德國人。可惜﹐這樣一個優秀的國家﹐卻因統一得太遲（1871年）未能趕上殖民主義的盛會﹐而且國境幾乎全被各國包裹住﹐要擴張並不容易。人類最優秀之一的文明反而在殖民事業中缺席。而且﹐要是德國能像英國法國那樣的早就參與殖民事業﹐讓其攻擊慾及早得到宣洩﹐並領略作為大殖民霸主的包袱和苦惱﹐它就未必有興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

中國車被指翻版也翻錯

昨天﹐挪威最暢銷的報紙 VG 在其網站中刊出這樣一條大新聞：「中國車大災難」（Katastrofekrasj av Kina-bil）。

文章說﹐俄羅斯汽車雜誌Autoreview 就中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BYD）所銷往俄羅斯的 F3型號做了EuroNCAP﹐即歐盟新車安全評鑑協會的撞擊測試。測試結果像以往德國就有Opel Frontera 「中國翻版」之稱的「陸風牌越野車」（Landwind 4x4）所作的撞擊測試一樣：車毀「人」亡﹐慘不忍睹。在正面碰撞測試中﹐F3前座成年人所受保護的得分僅有6分﹐而接受同一測試的德國大眾汽車新款Golf有36分！其實﹐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公早前作的2008年第三批汽車安全碰撞測試（C-NCAP）已顯示﹐中國多個自主品牌車型除了其中一款之外﹐其餘的最高僅獲3星﹐當中就包括比亞迪F3。

VG在報導中稱﹐F3這次碰撞測試結果是「歷來最糟的碰撞測試結果之一」（et av de elendigste kollisjonstest-resultater noensinne）﹐並毫不諱言﹐F3 是名牌豐田 Corolla 的翻版貨。

在該俄羅斯汽車雜誌就F3做的測試中﹐車以時速64公里(KM)迎頭撞擊前方﹐司機旁前門變形。由於來自安全帶大得離奇的壓力﹐司機胸部所受保護得分為「劣」。司機頭部狂撼向駕駛盤。前座乘客胸部因猛撞受重創。

在這撞擊測試後﹐俄羅斯已停止進口這款沒有安全氣袋的比亞迪F3。我沒有寫錯﹐的確是2008出產而沒有安全氣袋！不但沒有安全氣袋﹐而且安全帶沒有牽力裝置﹐這嚴重缺陷讓車上的人在強大撞擊時不會被安全帶拉住﹐有如脫韁之馬的向前撼。我也相信﹐要是這車也做一下車內空氣的甲醛和苯氣（benzene）含量測試﹐極有可能也會像許多中國車那樣嚴重超標。

挪威人關心這車的安全測試﹐是因為這車一年後就會登陸挪威以及丹麥等北歐小國。要是這些北歐人像美國人那樣愛興訟索賠﹐中國車商就未必敢把他們當作白老鼠。

面對此令人震驚的撞擊測試結果﹐將進口這中國車的挪威公司負責人馬上安慰挪威人說﹐比亞迪銷來挪威的車會有完全不同的安全規格﹐呼籲大家放心。

現在誰都不敢肯定中國人不造些較好的車出來﹐是不為也﹐還是實不能也。它是否真的那樣戲劇性﹐賣給同胞的﹐或賣給俄羅斯人那些窮措大的﹐就是垃圾﹐賣給北歐那些消費力較高的﹐就是精品。 若真的可以﹐中國人對窮人和富人人命的區別對待﹐也真是老實不客氣得露骨﹐可說是進一步落實儒家精髓「愛有等差論」的創造性表現。

而在此之前﹐另一中國汽車製造商「吉利汽車」生產的「吉利Otaka」（Geely Otaka）的碰撞測試更加嚇人﹐VG 的標題是「來自中國的新『棺材』」（Ny «likkiste» fra Kina）。測試「吉利Otaka」的也是Autoreview﹐負責人Yuri Vetrov 當時分析這車奇劣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吉利Otaka是抄襲一舊款的豐田Corolla﹐而且部份結構也抄錯了！」

此地的中國劣貨報導一宗接連一宗﹐這裡的中國人真是顏面何存 ！「陸風牌越野車」在碰撞測試中勇奪史無前例的零粒星﹐已經讓這裡的人笑掉大牙﹐還要再來甚麼吉利、BYD（即 Build Your Dream「成就你的夢想」）。恐怕這裡的日本人或韓國人快要在胸前掛上「我是日本人」或「我是韓國人」的標識﹐以免被誤當作是中國人。

人命關天﹐現在只好希望中國汽車製造商抄襲名牌時﹐抄得認真一點。

中國可以保留帝制嗎？

中國在上世紀決定是否廢棄帝制時的另一悲劇是﹐當時的王朝是一個異族的王朝﹐令中國人對保留帝制再多一重先入為主的抗拒。其實清朝的暴君已比漢人王朝明朝的暴君少﹐而且整個清廷都已漢化極深﹐不但全搬儒術一套和漢人的規章制度﹐又用漢語﹐溥儀更連滿州話都不懂了﹐但中國人最講面子﹐若可以選擇﹐那會接受一個異族皇帝﹐而且想做皇帝的中國人也已經夠多了。

挪威在1905年想重建君主制時﹐自己也沒有人﹐就向以前統治挪威的丹麥皇室找外援﹐把他們的卡爾皇子（Prince Carl of Denmark）請來﹐這種氣量﹐中國人肯定沒有。大家可馬上想像一下自己會否接受一個日本人的皇帝（儘管這個日本人可能是徐福的後代）。但挪威這時走向共和之聲甚囂塵上﹐於是舉行全國公投﹐由國民定奪﹐結果百分之79挪威人支持保留君主制﹐卡爾皇子就成為挪威皇室中斷幾百年後第一個皇帝﹐是為哈康七世（Haakon VII of Norway）。這個令挪威人夢牽魂繞的大問題﹐就這樣只用了幾個月﹐乾淨俐落的面面俱到的解決了。你能想像這可以在自稱文明第一的中國人裡面發生嗎？所以我要不斷重複：中國人的問題﹐極多只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是名副其實的 Chinese puzzle（中國的難題）。

當時（1905年）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說：

"It is surprising to an American that a community so democratic should be so little republican. It is a very fraction of the Norwegian electors...And it is not for any foreigner to say that the Norwegians have not acted wisely in choosing the form to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believe, in history a monarch has been elected by a 'plebiscate'".（「一個地方那樣民主卻又並非共和政體﹐在美國人看來著實奇怪。只有那麼一小撮挪威選民……支持共和政體……挪威人選擇了他們所習慣的政體﹐任何外國人也很難說﹐挪威人這樣做不是明智的……君主由全民公投選出﹐我們相信﹐真是史無前例。」）

從挪威君主制的運作﹐我看到君主制有一個頗大的好處﹐就是君主超越了所有政治派別﹐其對國家的忠誠罕受質疑﹐這可有助於緩和民主政治中容易滋長的極端黨派主義（partisanship）和全民犬儒心態（cynicism）﹐令民主政治較難走向極端。

非常孰悉中國的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認為﹐中國是有極悠久歷史的國家﹐都像英國人那樣慣於有一個一國之君的人物﹐故不宜急變﹐所以她認為其政體應以英國而不是歷史極短的美國為樣板﹐應像英國那樣保留帝制。她認為﹐康有為主張保留帝制是對的﹐但由於拂逆公意而不受歡迎﹐而梁啟超由於擁抱共和並有一支巨筆而成為知青的偶像。那時賽珍珠感到中國一步步朝她覺得惋惜不已的錯誤方向走去。她痛苦地有點迷惘地說：

"Sun Yat-sen was an honorable and selfless man, whose integrity is beyond doubt...He is not to be blamed that in his burning desire to serve them he destroyed the very basis of their life, which was order...It is dangerous to try to save people--very dangerous indeed! I have never heard of a human being who was strong enough for it. Heaven is an inspiring goal, but what if on the way the soul is lost in hell?"（「孫中山是個無私的君子﹐他的操守是無可置疑的……他滿腔救國之情﹐但過程中卻把難胞生之所繫的秩序摧毀了﹐這也很難怪他……救人是危險的事……真的非常危險啊！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一個人是強大得可膺此任的。天國是美好的﹐但萬一往天國途中靈魂失落在地獄裡怎麼辦？」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 382頁）

另一個強烈反對中國改帝制為共和的是對中國有深刻研究的人文地理學大師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 他出言甚重 ：

"In its radical zeal the south imposed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upon a country which is supremely unfit for such a form by reason of its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any feeling of public responsibility."（「南方人出於狂熱把共和政體強加於一個由於國民公德幾乎蕩然而極不宜行共和政體的國家。」）

中國人由於荒唐得太久太久了﹐兩千年有病不醫﹐最後藥石亂投﹐如今已是通身爛肉膿瘡。繼續不醫必生不如死﹐要醫也難﹐因為四肢運動無力﹐脾胃虛不受補。

為甚麼有中國人渴望坐牢

中國監獄恐怖是舉世聞名的了﹐卻有中國人以坐牢為夢想。最近發生兩件相關的新聞﹐讓人更看清楚中華五千年文明和中國式社會主義所謂何物。

第一宗﹐是北京19歲青年李大偉身患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因沒錢醫病﹐生不如死﹐去年8月爲籌錢看病，鋌而走險搶劫﹐被判入獄7年﹐但不久即被強行以「監外執行」處置﹐不能再留在監獄。今年初﹐他再次持械搶劫﹐這一次﹐不是為籌藥費﹐只是想被關在獄中﹐以「獲得國家免費治療」。報載﹐當聽到自己被判入獄18年時，「李大偉長舒了一口氣」！！

第二宗﹐四川將按剛出台的《關於辦理「老病殘」罪犯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假釋2 千老弱患病囚犯﹐以節省監獄開支！ 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官員稱﹐「全省監獄共收押5千多名老弱 、 患病及有殘疾的囚犯 ， 需要專人一對一照顧飲食起居 ，加上不時在半夜發病 ， 要緊急送院 ，獄方要承擔醫療費用 。」又稱：「事實上，不少服刑人員進監獄時，就不具有再危害社會的能力。更要緊的是，由於老弱病殘無法通過改造方式，為自己創造減刑或假釋條件……」故只能借「監外執行」之名﹐強行釋放！

這些「老病殘」罪犯當中必有不少像李大偉那樣﹐非常願意放棄自由以換來醫療照顧的。所以﹐在「監外執行」強制性釋放的政策下﹐我懷疑極有可能會有囚犯要賄賂獄卒﹐以避免被強制釋放的惡運。而獄卒也可能看中了這個發財門路﹐非常熱情的推動這政策。就像中國以前（甚至極有可能現在也是）的死囚往往要賄賂劊子手﹐不然劊子手就會蓄意砍向非要害處﹐令死囚慢死。像清朝的俞鴻圖就因為突然被通知要腰斬﹐來不及收買劊子手﹐滿懷不高興的劊子手就蓄意在腰部較下方落刀﹐令他慢死﹐俞鴻圖的上半身在地上翻滾良久﹐還有時間用身上的血在地上連續寫下七個「慘」字。可見﹐在中國﹐甚麼都可以變成財路。

政府借濫用「監外執行」﹐以逃避責任﹐已經壞透﹐若再有官史藉此政策﹐敲索不想被釋放的囚犯﹐像劊子手要錢那樣﹐那就真是……這個民族……

但尚在獄中的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不也「殘」嗎？但他一再申請「監外執行」卻被拒。他的律師李勁松說：「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即使一個人被判了有期徒刑，如果他的生活不能自理，可以暫予監外執行。」可見﹐想被投進「監外執行」計劃也不是夠殘弱就行的。

這樣下去﹐早晚會有存心要治病的人被迫參加維權活動﹐然後爭取入獄治病；而會爭取「監外執行」或至少「保外就醫」的﹐才可能是真正的維權人士。

中國人精於發揮制度的壞處

1905年﹐挪威終於在被丹麥統治了四百多年（1380–1814）﹐再被瑞典統治了90年後（1815–1905）﹐爭取到獨立。那時﹐挪威已經被外國皇帝統治了五百年﹐加上挪威皇室男嗣早於14世紀已絕﹐皇室已經名存實亡。就在這個時候﹐挪威人決心要重建他們失落了幾百年的君主制。

在遠方的中國﹐也在差不多這個時候有人在議論要保留君主制還是走向共和﹐結果是廢棄沿用了幾千年的君主制﹐改行共和。雖然這個中國式共和一直都是有名無實﹐但君主制已被廢﹐應無大異議。（那些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是變種皇帝的人﹐就未必同意）

為甚麼比中國人遠為自由和民智高的挪威人會選擇保留君主制﹐而中國人則選取廢棄君主制？重要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挪威過去的君主絕大部分都是行為相當正常的﹐大都真心真意愛民如子﹐按歐洲人標準而言的暴君是極罕見﹐若以中國人的標準﹐簡直是一個暴君也沒有﹐所以君主制給挪威人的印象並不壞。即使是那些外國人皇帝﹐雖不及挪威人皇帝好﹐但也絕沒有中國皇帝那樣可隨便將平民「賜死」、剝皮、腰斬或誅九族的﹐這些事件幾百年也不會發生一次﹐因為這裡的人不是奴隸。

但在中國﹐中國皇帝暴虐無道無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印象﹐令絕大部分中國人把帝制跟暴政劃上等號﹐這令他們寧願投向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甚至可能沒有能力實踐的共和政體。

本身是鄭孝胥叔叔的鄭世恭（Sih-gung Cheng）曾留學於英國﹐並曾出席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於1919年出版了一本英文書叫 Modern China： a political study﹐ 他在書裡說﹐他從自己在英倫的親身觀察看到﹐君主制未必就等於暴政。溥儀的老師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 1874—1938） 在其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裡就說﹐鄭世恭這個發現﹐是當時許多革命黨人﹐尤其是那些從未出過洋或其個人知識只限於美國的人所沒有的。也就是說﹐他認為當時許多革命黨人﹐不知道世界上也有一些君主制國家並非像中國那樣厲行暴政﹐而且相當自由的。

由於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年犯下極多大錯﹐導致君主制在中國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令中國人對君主制產生極大恐懼﹐令他們在最後決定是否廢棄此制時﹐未必能作較知情和持平的深思﹐這是非常不幸的。同樣﹐也因為中國人素質極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也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以致除非是統治集團﹐一般中國人領教過後都談虎色變﹐以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都必如中國的那樣恐怖。這類受過中國式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折磨的人﹐只要一有機會脫離魔掌﹐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極端的資本主義或所謂極右派。不僅是君主制、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在中國都一概以人類歷史上極惡劣甚至最惡劣的形式出現﹐甚至連中國人獨家發明的儒家思想﹐若跟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比較﹐中國本土的儒家文化看來即使不是最劣的﹐也是最劣之一了。

為甚麼薪酬越高表現越差

管理學有甚麼彼得理論（Peter Principle）、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呆伯特法則（The Dilbert Principle）等等﹐不知道有沒有專家提出過一個叫薪酬過高會導致效率下降的理論。若還沒有﹐我就是始創人﹐可稱為鍾氏定律（Chung's Principle）﹐扼要定義如下：「僱員薪酬過高會導致表現變差」。這定律尤其適用於政府部門。

這是我觀察香港官場生態多年的初步結論﹐雖不中亦不遠矣。

香港官場到今天還是鼓吹「高薪養廉」﹐怪哉﹐此論我在中高級官員薪酬只有香港幾分之一的挪威就沒有聽過。此論聽來頗有侮辱性﹐中國人有天下間道德第一的中華儒家思想﹐高官中又多屬基督徒﹐為甚麼會毫無自我約束能力﹐一不拿高薪就馬上失禁﹐伸手貪錢呢？其實﹐以香港一般人月薪幾千港元計﹐即使月薪5萬港元已是高薪﹐夠吃夠住的了﹐但香港官員覺得5萬港元仍是不能養廉﹐個個非要月薪數以十萬港元不可。但香港雖有天下第一的高薪﹐高官貪污事件依然比挪威多（詳見拙著《高官廢話公式寶鑑—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書末附錄1 〈近年香港公職要員以權謀私或失職事件一覽表〉）。

毫無廉恥的依法掠奪﹐終於令香港中高級官員薪酬幾乎攀至全球最高﹐但其表現卻相當平庸﹐這看似相當吊詭﹐其實是可以解釋的。他們之所以表現不能反映其極高薪酬﹐主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薪酬過高。薪酬過低固然不行﹐但薪酬高到官員自己都不敢啟齒﹐那就會適得其反﹐出現工作效率遞減的病象。

現闡釋此理論之因果關係如下：

（1）當官員的薪酬高得太荒唐時﹐官員就開始憂慮失去這個肥缺﹐就會開始不務正業﹐把越來越多的精力用於鞏固個人權位上面去﹐不敢講真話﹐並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欺上瞞下、舔上踩下﹐慢慢放棄了做實事和唯才是用的方向；

（2）當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自然要減少其他方面的開支以削足就履﹐譬如儘量削減較低層職員﹐以致有將無兵；並儘量不買足夠的優良設備﹐儘量節省日常營運開支﹐譬如拒絕推行小班教學﹐甚至儘量節省緊急開支﹐譬如香港政府日前拒絕僱包機到泰國接回滯留當地的香港居民﹐間接導致一香港人慘死；

（3）由於中高級官員薪酬過高﹐導致大量前線職員與中高級官員薪酬差距過大﹐令大量前線職員感到被虧待﹐主奴意識和分離主義彌漫工作間﹐令整個機構難以上下一心；

（4）中高級官員由於薪酬過高﹐很容易與群眾的生活產生巨大隔膜﹐令自己無法想像民間疾苦﹐並且通過豐厚的薪酬避開了由自己一手製造的垃圾政策﹐譬如把子女送到昂貴的國際學校讀書﹐或放洋留學。

連罰款也是富人多付

幾個月前﹐挪威有一女士因醉酒駕駛﹐被罰10萬挪威幣（約11萬港幣）﹐弔銷駕駛執照5年﹐並須入獄30天﹐和接受戒酒治療﹐雖然她是於幾個月內兩次醉酒駕駛﹐但醉酒駕駛在挪威一般只是罰款幾千挪威幣﹐那何以那樣重罰她呢﹖原來是因為她是年薪80萬挪威幣（約86萬港幣）的高薪人士﹐由於挪威厲行均富政策﹐這個年薪是很高的了﹐所以她要按比例多付罰款。

挪威為了貫徹均富政策﹐並令社會政策盡量合理﹐不僅在課稅方面奉行累進稅﹐要多賺者多付﹐甚至在一些刑罰的罰金厘定上﹐也是以犯事人的財富為計算基礎﹐也就是富人要多付。這種富人多罰的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但想一想﹐又覺其頗有創意和道理。否則﹐若月入3萬者罰五千元﹐月入7萬者又罰五千元﹐那五千元對月入7萬者就較難起到阻嚇作用。這種富人多付罰款的做法若行之於香港﹐必被指為「仇富」﹐對富人不公平﹐但挪威人則認為﹐富人那麼有錢﹐不按比例多罰﹐那罰款只是形式﹐毫無作用。挪威類似的措施還有許多﹐真虧他們為了建設一個讓國民彼此相愛、禍福與共的國家﹐花了那麼多心思﹐抑富扶貧﹐令稍貧者感到被關顧﹐不致走向極端。一個社會越少人走向極端﹐就越少反社會行為﹐這樣的國民才能合作。但中國人大多相信洗腦加上刑罰就可以減少反社會行為﹐並相信凡人道德說教的教化力量勝過宗教的力量﹐結果全國同胞永遠一盤散沙﹐步步皆錯﹐莫過於此。

香港早前醉酒駕駛被捕的香港助理廣播處長張文新，他月薪近12萬港元﹐才判罰款7500元及停牌18個月。原已有醉酒駕駛案底的影帝梁家輝兩年前再因醉酒駕駛，家住摩星嶺獨立屋豪宅也只是罰款一萬元（另外被判監兩個月、緩刑三年，及停牌三年）﹐梁家輝的辯方律師已經認為刑罰過重﹐稱：「比我意料中重了小小，但也合理。」但香港一般月入一萬幾千的小市民﹐醉酒駕駛也同樣照罰幾千元。

在香港﹐許多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一旦犯罪﹐在法庭上﹐其辯護律師每向法官求情謂：當事人本有大好前途﹐或本有美滿幸福婚姻﹐或本有崇高聲望﹐或本有家財萬貫﹐或本可當香港特首﹐如今因一念之差﹐通通毀於一旦﹐已是極大懲罰﹐祈望法官從輕發落云云﹐一些法官就從善如流﹐不對這些有錢人、精英、或名流作「雙重懲罰」。也就是說﹐越富貴反而刑罰越輕。那麼﹐要是你向無大好前途﹐向無美滿幸福婚姻﹐向無崇高聲望﹐向無家財萬貫﹐或向無可當香港特首之機﹐那對不起﹐那說明你尚未因犯罪而受到懲罰﹐故須從嚴辦理。

我看楊佳

一個人殺了6個警察而居然被無數人奉為英雄和大俠﹐可見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已不得人心到怎樣的地步。特別是這是發生於世界知名的奴才大國﹐連奴才也這樣不安本份﹐事態的確非常嚴重。中國人這些極端行為﹐再一次驗證了中國人絕不中庸的性格。所以﹐請不要再說甚麼中國人恪守中庸之道那樣的屁話了。中國警察一如所有中國官僚那樣「有風使盡里」，把民眾逼到似人非人的但求「活著」狀態﹐等到一千萬分中之一的賤民忍無可忍反抗了﹐就以十倍於所受淩辱的火力奉還﹐玉石俱焚。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生存模式和處事方式。

這種「以暴易暴」手法﹐若在一般稍為正常的自由國邦﹐我是絕不贊成的。但考慮到這是非常獨特的中國﹐考慮到被欺壓奴隸之痛苦﹐我等局外幸福自由人總不能一味鋪陳高義﹐求全責備的。

楊佳在被捕後及在法院上說過一些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話﹐如：

「有些羞辱，如果要背一輩子，我寧願犯法。」

「我們活著不是為了低三下四，也不是為了作威作福，而是為了自由體面的生活......如果，人沒有尊嚴，人不如死去。」

「我不認為他們是無辜的。」（回答被告律師問：你認為那些死去的警察是無辜的嗎？）

「我是無罪的，是他們違法，有罪的是他們。」（當庭所言）

「我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楊佳表示對一審鑑定結果沒有意見）

「這些警察之所以敢這樣，都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你們。」（回答法官問：你有什麼補充意見？）

「被這樣的警察管理著的國家，一個遵紀守法二十幾年的公民最後都會被判刑坐牢。」（法庭最後陳述）

從楊佳這些話可見﹐此人非常清醒﹐有非常清晰的行動理論依據﹐大有「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尊嚴故，兩者皆可拋。」的味道。他對尊嚴的追求﹐也非常符合兩年前的「來生不做中國人」調查結果。當時在65.1%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最多人（37.6%）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統觀種種﹐決不能隨便視此案為普通的殺人案。就如荊軻刺秦皇、孟子說的「弔民伐罪」、孫中山的「黃花岡起義」、中國共產黨的「南昌起義」等那樣﹐過程中當然很可能會殺人的﹐但其目的是反抗暴政﹐所以不能以普通的殺人案視之。《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兼前美國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說得更加直白："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 . It is its natural manure."（「自由之樹必須時而灌以愛國仁人和暴君的鮮血以保常青，這是天然肥料。」），又說 "Timid men prefer the calm of despotism to the boisterous sea of liberty. "（「懦夫寧要專制之平靜，不要自由之喧嚷」）

楊佳被行刑後﹐他父親楊福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說明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不承認不行。老百姓活得太難了，我們只能一個字『忍』，苟延殘喘地活著吧。楊佳就不想、也不肯苟延殘喘地活著，總想討說法。我不說楊佳是什麼英雄，但是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真正維護自己尊嚴的人。」話說得沉著冷靜、有理有節 。

一般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當被統治者壓迫到生不如死時﹐通常也會殺人﹐但殺的是自己和家人﹐這種自殘方式由於不會妨礙社會穩定和諧﹐而且通常是當事人無聲無息的暗暗死去﹐連臨終前大哮一聲、把沉睡中的奴胞驚醒要翻個身再睡也不會，極有公德心，那樣「弔民伐罪」的意義自然極小﹐即使死得十室九空﹐社會依然可如常運作﹐所以民眾自了殘生或自行滅門最是深得冷血統治者的歡迎。但要是中國人被壓迫到走頭無路時﹐慢慢從自殘改為攻擊迫害自己的人﹐更多人像楊佳那樣「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那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定律的作用下﹐中國的暴政或會收歛一點。所以﹐同樣是因被壓迫過甚而殺人﹐殺掉自己或自己家人的意義﹐遠不及楊佳這樣找劊子手算帳的意義大。不過﹐「以暴易暴」雖有其制約暴政的作用﹐令暴君沒有那麼放肆﹐但對於整個文明本質上的提升﹐並不足夠﹐還需要注入正面的力量。

此案的另一個意義是﹐從楊佳竟然可以一個人只用一把刀就能像宰雞一樣砍殺6個男警察（據報是他只挑男警察來砍﹐因為女警察沒有欺負他）﹐那就多少暴露了仿如國家機密的公安人員體能狀況和團隊精神。這讓我想起「甲午戰爭」中﹐巨人中國竟嘩啦嘩啦的大敗於蕞爾小國日本﹐名字如雷貫耳的中國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到底那些中國警察是否祖傳的「東亞病夫」﹐還是公費嫖賭飲蕩吹過度而未老先衰？還是出現如史家描述中國人在「揚州十日」中以眾不敵寡的慘況：「而其時人心渙散，尚各希冀免死，只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群，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唯有引頸就戮而已。」

何以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挪威是人間樂土﹐而香港則是令到無數香港人感到生無可戀的鬼地方。但挪威其實是完全可以走上「香港之路」的。譬如﹐如果挪威把零%到 50%左右的薪俸累進稅率改為香港的15%標準稅；如果挪威把最高超過50%的公司利得稅降至香港的16.5%劃一稅率；如果挪威把公務員﹐特別是中高級公務員的薪酬增加多倍至香港的高水平﹐譬如把總理的稅後月薪增加6倍到香港特首的水平﹐也增設約滿酬金等等；如果挪威買賣非自住樓宇所得利潤﹐以及樓宇租金所得﹐不須繳交可高達50%的稅款。

要是挪威這樣學香港﹐那挪威也會比現在貧富懸殊得多﹐也可能像香港那樣出現籠屋、床位、「板間房」﹐像香港那樣沒有資源推行小班教學﹐也要把目前10月的全薪產假(或12個月8折支薪產假)減至香港的兩個月﹐也會像香港那樣許多人隨時日做十多小時只僅得溫飽。

為甚麼挪威沒有走上「香港之路」？香港人或中國人愛說﹐更荒謬的是﹐許多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揚言﹐高累進稅率會把稍為有錢的人都嚇跑﹐高福利必會令人濫用福利﹐導致社會「車毀人亡」﹐「綜援養懶人」﹐但為甚麼挪威卻沒有出現這些惡夢？

難道真是中國人頑劣過人？真的是孔夫子的禮義廉恥只是口號？

要一個社會的有錢人或所謂精英願意過著只是比「平庸者」稍好的生活﹐要一國的總理只是支取比一般工人多出一兩倍的稅後月薪﹐也就是說﹐要一個社會的民眾彼此相愛﹐強者願意認真照顧一下弱者﹐弱者又不會太放縱把福利濫用到把制度拖垮﹐這個社會的成員必須有極高修養。這種修養﹐這種大愛﹐儒家「愛有等差論」教導下的國民當然不會明白的。

為了不斷鞏固全體國民的靈性修為﹐挪威政府用公費聘用了挪威國教—路德宗—全國所有教會絕大部分的神職人員﹐讓他們心無旁鶩的專注於民眾的靈性工作﹐讓全體國民不斷加深對路德宗教義的認識﹐特別是推崇人人彼此相愛的精神。單單僱用這成千上萬名神職人員﹐就不知要花費多少公帑！但這個投資證明是非常值得。否則﹐一個整體國民沒有修養沒有互愛精神的國家﹐不僅不可能有苦同當﹐也不可能有福同享﹐不可能善用今天的石油財富。看看全球的石油大國﹐有多少個不是由一小撮人壟斷的？

到今天﹐挪威的閣員依然規定當中必須有一半成員以上是其國教—路德宗—的信徒﹐這種「政教合一」的做法﹐在當今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誠屬奇聞。這裡的人對他們許多脫離世界主流的做法已習以為常﹐同時外面世界對這地方的認識也多停留在三文魚的層次。

就是挪威國民的文明水平和教養﹐令大多數人遵從耶穌基督「彼此相愛」的誡命﹐他們有惻隱之心﹐有羞恥之心﹐無論怎樣也做不出中國或香港領導人任由國民互相撲噬、「適者生存」的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