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牧師的回信

X牧師好﹐

因有事要處理﹐未能及時回覆﹐見諒。

早聞X兄大名﹐只恨未有機會討教。

誠然﹐中國的問題極難處理﹐你看來華傳教士個個博學多才﹐真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上天能飛了﹐他們捨棄家鄉的親人、繁華和舒適﹐一生盡付諸荒涼和冷漠的中國﹐但幾百年來業績之慘淡﹐就可見中國人多頑固﹐但頑固也本非罪﹐要是自己真的能做到「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但中國人連獨木橋也沒有﹐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我本著「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精神﹐用盡我所有的力氣﹐把我看到的問題說出來﹐過程絕不容易。

中國人擇惡固執的後果﹐雖然也會損及他人﹐但對自己損害最大。

的確﹐北歐的發展模式跟華人社會南轅北轍。以前我們在書本上讀到的中國大同社會﹐在中國從來只屬幻想﹐現實中是吃人社會居多。陶淵明寫桃花源﹐就是把幻想搞得再唯美化一點﹐人們讀他的「採菊東籬下」﹐神往不已。但事實上﹐他「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田後﹐生活很苦﹐最後窮至乞食﹐在〈乞食〉一詩裡寫道﹕「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中國歷史上乞丐多矣﹐但像他這樣有文才的還未見過﹐也可能已經餓死。這樣的好詩卻一直被中國教科書所冷落﹐看來是太寫實太掃興之故。現在我們只會記得他是「田園詩人」﹐是《桃花源》的主人﹐是飄逸和浪漫的標誌。

北歐的社會型態反而跟中國大同社會相近得多。相信你在去年造訪此地時已能嗅到有些不同。中國人天天講愛民如子、禮義廉恥、和諧社會﹐實際上卻是草菅人命﹐這裡的人從來沒有口號﹐卻以行動說明一切。

我是可以就這方面小寫一下的﹐不知道具體情況如何﹐煩請告知。

祖康敬草

香港最高領導官銜原來出自瘋子之手

香港的最高統治者叫做行政長官﹐這個名稱總令我想起「長官意志」來﹐有著頗濃的封建殘餘意味﹐每被告知自己被一個「行政長官」所統治﹐就會想到自己的身份確是奴才。過去﹐中國在清朝就有用「行政長官」一詞﹐如清廷1911年頒布的《憲法十九信條》中就寫道︰「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這部中國的第一部成文憲法依然寫明﹕「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後來國民黨佔領台灣後﹐於1945年又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就是當時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這「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統治台灣的「特別行政組織」﹐其壽命雖不足兩年﹐卻觸發了血腥的二二八事件。現在除了香港和澳門都用「行政長官」之外﹐北韓看來也摹仿中國﹐於2002年成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也是以「行政長官」作為其最高行政首長。從這些歷史看來﹐「行政長官」一詞似乎與以「長官意志」為本的獨裁統治甚有淵源。那麼﹐天下間有那麼多個漢字﹐何以中國統治者偏偏還要把香港的最高行政首長定名為深具封建殘餘意味的「行政長官」呢﹖在中英會談期間擔任中方翻譯的吳吉平在其非常精彩卻備受忽視的《中英會談風雲錄》一書中解答了這個啞謎﹐他寫道﹕

「關於特區行政長官（後簡稱「特首」）的名銜的由來﹐還有一段故事……自中英會談開始以來﹐我們香港談判辦公室便時常收到一個姓葉的香港人寫給趙紫陽的信。此人可能有精神病﹐自稱為香港某大學的教授﹐但從其歪七扭八的字跡和粗劣的文筆可以看出他講的不是實話。他每一封信除了一大堆瘋話外﹐每次都不忘寫上一句『本人乃香港未來行政長官的最佳人選』。『奇文共欣賞』﹐當年朗讀葉先生的來信成了港談辦公室的一項消遣。可能潛移默化的作用﹐不知哪次在會議在會談方案中這一頭銜便被寫了進去﹐大家都覺得叫得挺響的﹐就這麼從會談發言稿到《聯合聲明》﹐再進入《基本法》﹐最後成了董建華先生的官銜。」（253-254頁）

也就是說﹐中國要香港用「行政長官」一名﹐原來竟是瘋子的主意。箇中之嘲謔荒誕妙到毫顛﹐正好明喻了獨裁壓倒自由﹐土包領導先進的所謂香港回歸。而過氣行政長官董建華和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事實上也確能恰如其分的做到了瘋言瘋語﹐若邪靈附體﹐倒行逆施﹐禍港殃民。

新中國對外傾銷鴉片回眸

5年前因為要撰寫《網上搜證寶典》一書﹐要示範怎樣使用巨型資料庫找尋一些較罕為人知的資料或舊聞﹐我在翻看1950年代初的美國報章、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封密件（文件一﹐文件二）和聯合國文件時 ﹐發現了一件十分有趣的舊事﹐就是在19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指將國內剛被取締的毒品收集後﹐大量外銷到發達地區﹐如香港、澳門、日本﹐特別是美國﹐其中一次是涉及一宗達500噸的鴉片。有關報導或報告指﹐中國大量輸出毒品是為了賺取當時非常短缺的外匯。這段歷史在當時國際主要媒體有廣泛報導﹐也在許多書本中有提及﹐如二次大戰後佔領日本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GHQ）公眾衛生福利局長薩姆斯準將（Crawford F. Sams）所著的 Medic ﹐近年 Andrew L. Cherry教授在其Substance Abuse (2002)一書中依然提及此事。在所有有關專著中﹐描述得最詳細的恐怕是有「禁毒沙皇」之稱的美國麻醉品管理局（Bureau of Narcotics）首任局長 Harry Jacob Anslinger 所著的 The Traffic in Narcotics ﹐裡面對中國1949年建政後的對外販毒活動有非常詳細的描述﹐是新中國國情的重要讀物﹐他毫不諱言 “It was not slanderous to state that Communist China wa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biggest source of the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in the world﹔it was a true statement, as would be seen from a study of document E/CN.7/237."（「說共產中國是當今全球最大的非法販運麻醉藥品來源國並非造謠﹐此說乃事實﹐可參見（聯合國）E/CN.7/237號文件的研究。」）, 並指出當時香港當局在香港搜獲大量來自中國的鴉片﹐ 這是英國政府為免觸怒中國而不敢公佈的。這段歷史的最大遺憾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不是聯合國成員﹐而沒有代表出來申辯﹐只是由蘇聯代表代為否認﹐但蘇聯代表未能提出事實以推翻有關指控。我個人在看了大量有關資料後是傾向相信各方對中國的販毒指控的﹐一來是有關資料確實豐富﹐譬如日本政府當時也抓獲許多來自中國的毒品﹐多次人贓並獲；其次是中國本身確是有悠久的種植鴉片作販毒用途的歷史﹐從清朝的跟洋鴉片爭奪中國市場﹐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大量種植並販賣鴉片（當時暗稱 「特貨」）以籌措革命資金﹐這些都已獲國際學術界研究並公認。也就是中國早有前科。何況在1950年前中國國產毒品許多是賣給中國人自用的﹐這樣做尚且可以﹐賣給洋人﹐特別賣給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洋人﹐那簡直就是愛國義行了。但《網上搜證寶典》由於得罪的人太多﹐一出版即被有勢力人士揚言訴諸法庭﹐以致所有書店和出版商馬上從此停售﹐只有少量能流出市面。這是我寫作生涯中國值得自豪的一章。

無奈告別美味的石岐雞

三聚氰胺已蔓延到雞蛋﹐由於三聚氰胺可能也混入了其他動物如豬、牛、海產等的飼料﹐恐怕其他肉類也會陸續檢驗到三聚氰胺。專家認為「這是食物鏈的災難」。也請留意﹐在三聚氰胺以外可能還有其他未被發現的有毒添加物。我是愛美食的人。以前在香港自小就吃慣的廣東石岐雞或石岐雜種雞﹐實在美味﹐但後來慢慢不吃了﹐或一年才買幾次來吃﹐改為買味同嚼蠟的巴西冷凍雞。因為﹐我從個人的務農經驗﹐加上特別是我對中國產品的監控所得資訊﹐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對中國人的道德水平現況並無幻想﹐我判斷﹐我要告別這些非常美味的石岐雞了。當時我判斷這些雞極有可能含有過量抗生素和激素﹐已不適宜人類食用﹐同時我也非常懷疑﹐鑑於中國的道德淪亡加上環境污染﹐這些雞必有其他一些我無法想像、未被發現的有毒添加物。其後﹐我就知道中國家禽等多種中國產食品果然由於含有違禁抗生素而長期被禁止進入歐盟。「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因這樣的口腹之欲而斷送性命﹐也是「死有輕於鴻毛」了﹐極無意義﹐即使不死﹐也準會吃出怪病來﹐其實比死更慘。中國人是我長期研究的對象﹐早已對他們有多壞有相當了解﹐明知這是天下第一黑店﹐而依然送羊入虎口﹐豈非笑話？我挑巴西冷凍雞作代用品﹐除了因為我知道冷藏對肉類營養影響極微之外﹐就是因為﹕巴西這個國家雖然管治能力也不出眾﹐但污染尚沒有中國那樣嚴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有其宗教信仰﹐是天主教國家 ﹐當中雖有害群之馬﹐但我相信一般而言﹐即使人窮志短﹐道德淪亡﹐也是有底線的。但在中國這無神論或泛神論大國﹐害群之馬卻是常態﹐不害群之馬屬反常的異類﹐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道德淪亡並無底線﹐這群人為你做飯﹐你不怕嗎﹖

中國不需要更多的美麗謊言

出版商說《來生不做中國人》第15版要付印了。看來﹐正如網友說的﹐這書在全球華人社會中已成話題﹐不僅是倪匡﹐許多網友讀過此書後﹐都認為這是必讀之書。我當然知道﹐我這書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且不說書中被指「驚嚇」到令人「感冒加重」的內容，單單這個書名已經讓許多以中國自豪的中國人恨死我﹐這樣的人就起碼有幾個億。但中國人聽到的美麗謊言還不夠嗎﹖中國人的苦難﹐是因為我這類的當頭棒喝、忠言逆耳太多嗎﹖恰恰相反﹐是太少了。包圍著中國人的都是美麗的謊言﹐更糟的是﹐中國人也只愛挑美麗的話來聽﹐但假話我是說不出口的。跟無數想從中國身上撈油水的人不同﹐對於「吃中國人的肉」（魯迅語）﹐我毫無興趣。也跟絕大部分作家（特別是華語作家）不同﹐我寫文章絕對無須討好老闆或權貴﹐也無須討好任何讀者﹐不怕得罪任何人﹐更不會因行使言論自由而被囚禁﹐行文時只會聽從常識與良知。像我有這種自由度的作家並不多。但﹐讀我書或想讀我書的中國人雖多﹐相對於所有中國人來說﹐還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怕還不夠中國人的百分之一﹐否則中國就不會墮落到今天這個樣子。而且﹐當中有些讀者（來自中國的）讀我這書是「別有用心」的﹐譬如一位說︰「這次在（香港的）人民公社買了一本倪匡推薦的 《來生不做中國人》和《達賴喇嘛自傳》… …我的觀點是，適當的看看這些人胡扯的，日後他在興風作浪我們才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但他們肯看總比不看好，就如另一位說︰「剛開始只是想看看作者這麼大口氣憑什麼說不做中國人，但是真的看了這本書以後我的共產主義信念動搖了，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處在所謂最開明的國家奴役之中...…」。

許多中國的孩子根本不應來到這世上

我跟老婆在某意義上是難以溝通的。我常對她說﹐她是來自天堂的﹐而我是來自地獄的。她是在笑聲中長大的﹐我是在罵聲與淚水中長大的。她想起過去感到無限溫馨﹐而我並不想回憶過去。有時為了把不開心的過去遺忘﹐不慎連一些想保留的都連帶遺忘掉﹐又有一些過去介乎於遺忘與回憶之間﹐令我感到疑幻疑真﹐不肯定有沒有發生過。當我看到這裡無比快樂的孩童﹐就覺得許多中國的孩子根本不應來到這世上﹐許多中國父母也不應該有孩子﹐但他們不但都有﹐而且還想比這裡的父母有更多。當我看到這裡的動物如貓狗馬甚至牛﹐無法不衷心感覺到牠們的尊嚴比起許許多多中國人還好。剛讀到浙江省杭州市數名大學生發明了一部「殺魚機」﹐說甚麼「活魚送進去，2分鐘內就『吐』出一條除了鱗、剖了肚、洗得乾乾淨淨、可以直接下鍋的魚」﹐聽起來有點心寒。這裡商業市場的三文魚都不可以直接活宰的﹐而要先用二氧化碳注入冰水中令魚陷入淺度麻醉（sedation）﹐以減低被殺的痛楚。在中國﹐動物臨宰前要鮮活生猛﹐生刮魚鱗﹐活剝鳥皮。看動物的處境﹐就多少可以推想人的處境。

假如毛蠟像的頭被扯斷

早前德國柏林的杜莎夫人蠟像館分館展出希特拉蠟像時﹐一名曾當警務人員的41歲德國男子不顧阻攔，衝前扯斷希特拉蠟像的頭，當場被捕。他被告上法庭﹐最後因月入不足985歐元，屬於赤貧人士﹐極有可能甚至不用賠償一毛錢﹐儘管該希特拉蠟像價值高達20萬歐元。德國司法部發言人說：「從每月收入不足985歐元的人身上索取賠償並不現實。」在德國﹐由於希特拉是殺人狂魔﹐其肖像及其他納粹紀念物一般是禁止公開展出的﹐所以展出這個蠟像也引起極大爭議。這事自然令人想到中國。中國也有自己的希特拉--即毛澤東。但中國的希特拉只是挑自己人來殺﹐他也不敢像正牌希特拉那樣乾淨俐落、有數可稽的殺﹐而是喜歡借刀殺人﹐喜歡蠱惑群眾互相殘殺﹐喜歡整人至死﹐喜歡逼人自發跳樓自殺﹐並製造大饑荒把人餓死﹐事後並把死人數字死力隱瞞。所以﹐毛比希特拉殺人多得多﹐死於其手者數千萬﹐而且手法陰險隱晦得多﹐遠比希特拉可恥。這是為甚麼在中國以外地方﹐論者常把毛澤東、希特拉、史達林、波爾布特等並列為頂級殺人狂魔。但在中國﹐曾把中國摧殘殆盡的毛澤東竟然獲中國人奉為神﹐其肖像高踞於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期間有「天安門三君子」之稱的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向毛澤東肖像潑油漆﹐結果余志堅判處無期徒刑，喻東岳判處20年有期徒刑，魯德成判處16年有期徒刑。當中的喻東嶽更因而已患上精神分裂症，徹底喪失認人、說話及料理自己生活起居的能力。向毛肖像潑油漆已經如此﹐要是有人在中國把毛蠟像的頭扯斷﹐那還得了﹖恐怕這個人的頭也會被周圍的群眾當場扯斷。希特拉跟毛澤東肖像在自己國家的截然不同的遭遇﹐說明了兩個民族的民智分別處於甚麼水平。魯迅罵中國人的「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以「祖傳老病，誇示於眾。」﹐意境全出矣！

歐盟敢得罪小人

今天歐洲議會向中國異議人士胡佳頒發沙卡洛夫人權獎。此獎非同小可﹐因為歐洲議會是歐盟轄下機構﹐而且是唯一個直選產生的歐盟組織﹐由27個歐盟成員國直選選出﹐所以極具代表性。早前胡佳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雖極高﹐也獲篩選至最後一輪﹐但應該是由於中國政府向挪威當局強力施壓﹐而功虧一簣。現在中國高速崛起﹐挪威這蕞爾小國思前想後﹐還是不敢得罪的。在人權問題上﹐英國早以丟盔棄甲﹐向中國扯白旗﹐美國也越來越要看中國面色。不是因為他們終於發現了中國統治者愛民如子﹐只是終於領悟到「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道理。所以﹐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日本侵華、英國賣鴉片、德國納粹甚至意大利法西斯﹐誰不敢罵個狗血淋頭﹐誰不敢踹上一腳﹐因為被踹的都是君子﹐但對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或踐踏人權﹐許多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幾乎只剩下歐盟這樣的龐然大物﹐有條件得罪小人﹐敢公然跟中國抬槓。去年我在台灣舉行的西藏會議上遇到歐洲議會副議長 Edward McMillan-Scott﹐他發言時夠膽當眾說﹕“Beijing is the most murderous regime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70 million of its own people – 38 million from starvation - and now thousand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北京是世界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政權。它要為其七千萬同胞之死負責–當中3800萬人死於飢荒，現在又在蘇丹Darfur等地造成數以千計民眾死亡。」）一聽就知此君不是善類呆頭﹐是絕對敢向中國說不的勇者。歐洲議會這次給崛起中的、自認人權第一的中國所囚禁的「罪犯」頒這個人權大獎﹐無疑是朝著中國領導人非常紅潤的臉上吐了一口鄙夷之痰﹐令他們非常詫異的看到「錢可通神」竟也有不通之時。這也再印証了我在〈「黃禍」確是發生了〉一文中說的﹕「歐盟的成立，把歐洲的平均文明水平拉高了。中國的崛起，卻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就是兩者的最大分別。我一直擔心的「黃禍」確是發生了。」

太不擇手段的活下來也未必好

中國的吃人肉歷史極為豐富﹐吃人的原因不外是為了口腹之欲、洩忿、壯陽或饑荒。我認為除了在饑荒中為了活命而吃人肉是可以勉強容忍之外﹐其他動機的吃人肉都是罪大惡極。我常懷疑﹐若是太不擇手段﹐即使活得下來﹐也未必是好事。若整個民族都傾向但求活著不擇手段﹐可隨便吃人肉的﹐長遠而言﹐極有可能留得下來的都是必要時可將道德底線放到很低的人﹐甚至根本就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一個民族走到這一步﹐即使富甲天下﹐也是低等動物。為求活著而不惜吃人肉﹐甚至吃掉家人這種眷戀塵世的做法﹐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灑脫。愛因斯坦於1955年76歲時主動脈瘤（Aortic aneurysm）撕裂而內部出血﹐需要馬上做手術﹐但他在病床上拒絕了﹐他說﹕"I want to go when I want. It is tasteless to prolong life artificially. I have done my share; it is time to go. I will do it elegantly." （「我想走就走﹐強行延長生命有失品味。我已經做好了我的分內事﹐是時候走了﹐我將翩然而去。」）（見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477頁）結果﹐翌日早上﹐他就去世。

「鳥巢」以馬桶為造型可歌可泣

早前﹐我一位愛搜奇獵異的丹麥好友對我說﹐他在某外國傳媒中看過一個報導﹐說北京為奧運花了40億人民幣建的「鳥巢」﹐是有關設計師因為父親曾被中國政府下放勞動去掃廁所﹐所以就把「鳥巢」的外型設計成馬桶那樣﹐以雪心頭之恨。此說我從未聽過﹐但由於深具戲劇性﹐我極感好奇。我隨即細心看看「鳥巢」的外型﹐的確﹐從上空俯瞰﹐此物的確像個馬桶。然後再 google一下﹐特別是在英語網站對此事的討論﹐也確有不少人早具慧眼﹐一眼就看出這是個大馬桶。追尋之下﹐得知這「鳥巢」有三位設計師﹐除了瑞士建築家赫爾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之外﹐就是艾未未。艾未未是目前在中國最反中國極權統治的知識份子之一﹐更高調公開杯葛奧運開幕典禮﹐稱「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的共和國，建國近六十個春秋後，仍然沒有結束專制統治，沒有實現全民民主選舉……讓我們告別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專制，因為無論是什麼理由，其結果是踐踏平等」。中國政府當然不會僱用他﹐只是負責這工程的瑞士公司請他幫手。艾未未的父親就是思想進步的大才子艾青。艾青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被流放到新疆的日子，他被迫每天打掃大量廁所﹐過著備受羞辱的牛馬生活。艾未未就在1957年誕生﹐據艾青妻子高瑛回憶：「艾青給孩子起名未未，是因『現實太殘酷了，叫他愛未來去』。」 艾未未其後在採訪中說﹕「我也知道他(父親)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必須清掃所有的廁所，經常挨鬥。」他也很欣賞父親的作為﹐說「我後來看他的詩的時候，是很喜歡的。他的那種樸素的感情，那種正義感，對災難和不幸的同情都打動我。」 艾未未也沒有隱瞞他也意識到「鳥巢」像個馬桶﹐他接受英國衛報 Jonathan Watts 訪問時說 "Design in itself has a meaning for me. Whether a stadium or a toilet seat, the form is interesting, as are the human activities that relate to it..."。（“設計本身對我有一份意義，不管是一個體育場或是一個馬桶，形式都是有趣的，因為它們都和人類活動聯繫在一起。”）從這種種旁証看來﹐「鳥巢」的確很有可能是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為背景﹐刻意以馬桶為造型。若是的話﹐這真是盪氣迴腸﹐可歌可泣的一筆﹐是一部偉大小說或電影的好題材﹐這總算是對40億民脂民膏的一個交代。一個設計師能這樣一舒平生志﹐糞土天下萬戶侯﹐人生到此﹐夫復何求？此事也是這次北京奧運的最大意義之一。

錢學森協助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中國人

由於全民洗腦成功﹐錢學森在中國不僅是「導彈之父」﹐簡直是科學之神﹐是又紅又專的極致模範。但令人非常震驚的是﹐對於他如何在1960年代末協助毛澤東製造大饑荒﹐餓死4000萬人的那段歷史﹐整個中國仿彿當作沒有發生過。

為了給「大躍進」中的完全脫離科學的高產目標或報導提供「科學證據」﹐錢學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名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原文如下﹕

“前年賣糧用蘿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裏收一百六十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一百六十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見原文掃瞄本）

錢學森這一筆涉及幾千萬條生命的帳﹐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當然要寫上一筆了。楊寫道﹕「著名科學家的文章以科學的權威掃除了人們的懷疑。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期間﹐李銳問毛澤東為何輕信糧食高產衛星﹐毛澤東回答說﹐是因為看了錢學森這篇文章。2004年﹐李銳對本書作者說﹐毛澤東這一說法也可能有推卸責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實。」當然﹐不論毛澤東是否有意推卸責任﹐錢學森利用其專家身份弄虛作假﹐為大躍進開路﹐則確鑿無疑。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1879-1955）曾說﹕

「單單授人一門專門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而沒有和諧發展的人格。至為重要的是，學生要對不同價值觀有所暸解，和生動的體會。他必須對美對善惡感應靈敏。否則，他縱有專門知識，也不過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諧發展的人……所以我每每推崇人文科學之重要……」（原文："It is not enough to teach man a specialty. Through it he may become a kind of useful machine but not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ality.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student ac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a lively feeling for values. He must acquire a vivid sense of the beautiful and of the morally good. Otherwise he— with his specialized knowledge—more closely resembles a well-trained dog than a harmoniously developed person…This is what I have in mind when I recommend the“humanities” as important… " 見《紐約時報》1952年10月5日報導 Einstein stresses critical thinking. 見原文掃瞄本）

洋人的「偉大」的科學家﹐跟中國的「偉大」的科學家有些甚麼不同，由此也可略見一斑。所以﹐在我心中﹐錢學森始終只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已﹐只是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發揮到頂點﹐但他竟然就是中國人民心裡的神﹐也許這就是中國苦難永不休止之迷的秘密所在。

中國人要敢於孤獨

中國人民族性中有一個極嚴重的缺陷﹐就是在思想上怕孤獨。無數中國人(特別是在海外因為夷人侵略中國而享有自由的華人)﹐因為痛恨中國共產黨﹐就把舊中國社會捧上天﹐這是香港不少反共華人的典型立場﹐狠批共而亂捧中﹐跟法輪功相近；同樣﹐過去在香港﹐許多人因為反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就不惜倒向比英殖統治獨裁殘暴得多的中共政權﹐儘管在隔了幾分之一個世紀後一些人又今是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類似的模式可見於反對中國共產黨就要倒向中國國民黨﹐反對中國國民黨就要倒向中國共產黨。我自己一向就堅持﹐絕不可為了聲討某惡﹐就必要倒向這個惡的敵對陣營﹐特別是要是這敵對陣營也是另一個同樣嚴重或更嚴重的惡。這個弱點﹐似乎連孫中山也逃不過。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居然跑去暴君如林的明朝之中的暴君之首朱元璋的陵前拜祭稟告﹐向這最痛恨自由的大暴君昭告﹕「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見〈祭明陵文〉）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這是孫中山一生之中一大污點兼笑話。我深信﹐倒向道理本身就夠了﹐要是眼前沒有一個集團達到道理的最低要求﹐我就不會親近任何一方﹐堅守個人的信念即可。但我發現﹐極多中國人不能做到這點﹐他們總得要在精神上攬住一個很具體的母體(而且是越大越好)﹐才敢與另一惡對抗。也許是因為他們很享受那種合群的人聲鼎沸的熱鬧感覺吧。

「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

楊繼繩在其曠世鉅著《墓碑》中﹐對中國在六十年代大饑荒中的吃人肉成風的歷史有詳細描寫﹐這是繼鄭義的《歷史的一部分》、《紅色紀念碑》或John Gittings 的Real China: 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實的中國：從食人肉到卡拉OK》）等著作以來對新中國吃人肉歷史的最珍貴最精彩的描寫。他在序言中寫道﹕「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叔父吃侄女」、「兒子吃父親」、「父母吃兒子」、「母親生吃女兒肉」﹐不一而足。最恐怖也許是他引用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的關於一次批鬥大會上爆發的眾人搶吃人肉事件。原文如下﹕

「1960 年春，亳縣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制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裡，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裡，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佈散會，不了了之。」

我在《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一書裡寫道：「在有八億漢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作全文搜尋，『人相食』出現了1008次，『易子而食』出現了236次！細讀內文，都是實指，不是修辭學上的誇張筆法。而且，不但吃，還公然販賣。」可見﹐吃人肉這中國傳統﹐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是一脈相傳的。論吃人肉之多﹐在所謂「文明」國家之中﹐中國肯定是冠軍了。

為甚麼洋人難以理解中國人

曾向挪威政府人員講解中國問題﹐他們都一致同意﹐要了解中國很難。這我完全同意﹐非常同情他們。一個最容易了解的民族碰上一個最難理解的民族﹐真是很不公平。你要不是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你不容易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曾深刻浸淫於中國文化的﹐還剩下多少是頭腦清醒的？非常少。他們許多都已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迷惑﹐找不到迷宮的出口。有的頭腦較清醒的﹐卻又礙於中國人的自尊﹐或怕被指為賣國賊﹐而不肯對外國人披露中國人最污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也許有一小撮活口是願意披露的﹐卻每因溝通問題或表達手法流於八股而效果不彰。我就對這些政府人員說﹐中國難以理解﹐主要原因絕不是因為語言問題﹐而是一些備受許多人忽略的原因。譬如﹐中國的許多惡事的確太荒誕離奇﹐超過了正常洋人的接受程度﹐因而不獲重視或被質疑；其次是﹐中國人雖然在政治權利上是奴才﹐但在道德上卻是非常自由的人﹐極精於弄虛作假﹐口是心非﹐樂此不疲﹐是矯情虛飾大師﹐令洋人永遠與真相保持安全距離；再其次是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熱衷於被了解﹐也不太想了解別人。眾人都聽得目瞪口呆﹐說聞所未聞﹐非常精彩﹐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不讓中國人知道我就是鍾祖康

由於我堅持本著常識與良知說話﹐我知道我得罪了無數人﹐尤其是中國人。過去已收過恐嚇﹐現在網上一些憤青更提議把我「搞定」﹐說：「他活著就是想中國不好就是想中國死」。過去我在香港時﹐已曾因參與民主活動或發表民主言論而一再失去工作﹐這讓我認識到﹐在一個傳統的華人社會如香港（中國更不用說）﹐老闆給你人工﹐不但買下了你的人身自由和尊嚴﹐甚至也買下了你的思想自由﹐從這點﹐就可見中國社會確是奴才溫床。這溫床沒有幾個中國人不趨之若騖的﹐但我卻極不安份﹐覺得做中國奴非常不爽﹐所以﹐我要反抗。由於中國人已經給我帶來極多麻煩﹐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幾年絕大部分我遇到的中國人或香港人﹐我都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就是那臭名昭著的鍾祖康。我只會讓那些外國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並囑咐這些外國人不要讓那些中國人或香港人知道鍾祖康就是我。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 …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書信集‧答有恆先生》） ﹐對這我是謹記於心的。

「洋人也愛中國文化論」的大盲點

許多中國人喜歡說﹐連那些洋人也愛上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了﹐並由此推論中國文化已通過洋人驗證﹐確是好貨﹐也由此推論西洋文明確已窮途末路﹐要找外援了。但這些人總是有一個大盲點﹐就是忽視了所有甚麼中國文化、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風水在洋人社會中不論多流行﹐充其量也只如用膳時一道不起眼的配菜（side dish）﹐或餐前一客可有可無的小冷盤﹐而絕對不是主菜。要是變成了主菜﹐那些洋客也許已變成中華大醬缸的一部分﹐早被漿死了﹐或同樣要為中國人現在面對的死症而愁苦﹐甚至也大喊「來生不做英國人」或「來生不做法國人」﹐寧願冒死也要躲在貨櫃裡偷渡去亞洲新大陸。作為一個開放文化或自由社會上的文化小配角﹐無論本身多荒唐多無聊﹐也多會被容忍﹐甚至會被鼓吹的﹐來製造一點異國風情和多元風貌﹐這樣﹐一個自由社會才能名實相符。就如一個社會有一小撮放浪形骸的嬉皮士可令社會輕鬆一點﹐是好事﹐但人人都是嬉皮士就可讓整個社會烏煙瘴氣。中國文化大概就可比作嬉皮士那樣的用以點綴一下西方世界的裝飾品。又如洋人社會中一小撮超極端的知識份子利用西方社會賦予他們的自由﹐盡情批判西方社會﹐甚至走火入魔﹐羨慕起那些沒有這種言論自由的獨裁社會來﹐這一小撮超極端份子也是有助洋人社會大眾反思的﹐但若成為主流就會令社會陷於虛無﹐若被他們所羨慕的獨裁社會用作宣傳工具﹐更是非常有害。不過﹐也得補充一點﹐我有這樣一種讓我非常困擾的觀察﹐就是一些在中國搞得一蹋糊塗的「國粹」﹐有時到了外國人手中似可化腐朽為神奇；而一些外來好事物到了中國人手裡又每能被點金成鐵。

錢永健與胡佳

早前﹐剛獲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美國人錢永健在電話記者會中，有中國新聞記者居然問他﹕「您是中國人嗎？您會說中文嗎？」就如喜問人家薪水多少那樣﹐許多中國人並不覺得隨便問人是不是「中國人」是無禮的。錢看來極不滑頭也頗厚道﹐他沒有冒充是中國人﹐但也不想傷害那無聊的記者﹐就只回答了第二個提問﹐用英語答說「只能說一點點中文，對自己的名字會寫，但不會說」；但那些信奉大中國主義而又魯鈍的中國記者仍要追問﹕「您的成就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有什麼意義？」到此﹐錢依然不來中國人你好我好那一套﹐說些甚麼「以中國科學家為榮」之類大家都翹首以待的話﹐他居然說（也是用英語）：「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錢永健的確已經不是中國人﹐他已經用這種洋人叫做 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諱，有啥說啥）的風格說明一切。典型中國人最懂和氣生財﹐曲意逢迎﹐不會這樣說話的。初步看來﹐錢的表現﹐似無華裔科學家常見的圓滑世故﹐令我刮目相看﹐也令我想起魯迅曾說的：

「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墳．燈下漫筆〔１〕〉

錢永健當然沒有詛咒中國﹐但有良知有勇氣對中國忠言逆耳，不混水摸魚拉關係就已經非常難得了。中國一味叨全世界成功「華裔」的光﹐只會繼續延緩自己對中國人禍的反思！為甚麼中國人總要離開中國才可奪諾貝爾獎？為甚麼中國可以成為奧運金牌大國﹐卻是諾貝爾獎侏儒？錢永健都已經表明不是中國科學家了﹐何以全中國媒體還沒皮賴臉的要尋出錢永健的中國根？相反，幾乎成為第一個居於中國而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胡佳﹐卻被指「只是一名罪犯」，無人問津。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

我讀書有一個特色﹐就是不跟風。在同學都埋首於金庸小說或武俠漫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讀《沉淪》、《阿Q正傳》、《中國文化的展望》、《殷海光書信選》（盧蒼編）或《聽聽那冷雨》；當人人都在讀《挪威的森林》時﹐我就愛讀 Arthur Henderson Smith 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和 Pearls of Wisdom from China﹐和潘光旦所有的書；到全世界都在讀哈里波特﹐我就在讀《自西徂東》（花之安著）、《五種遺規》和梁啟超的所有著作。我越來越愛看舊書﹐就如我愛看陳年電影和聽舊歌。許多新書、新電影、新歌太花巧﹐還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一些萬人爭看的新書﹐我會漫不經心地等10多20年後才會考慮看看。不過﹐有些書是例外的﹐一定要一出就看﹐譬如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或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也有些書是一直在看卻也看不完的﹐如《紅樓夢》、《魯迅全集》和《聖經》。我曾跟風在1984年讀了佐治‧奧維爾《1984》（中文翻譯本）﹐效果不好。那年19歲﹐未能領略書中的精髓﹐多年後才體味到這是極品中之極品﹐真真正正稱得上是 "ruthlessly satirical and sarcastic"。

「窮人挖眼自殘騙保」只是「中國人大悲哀」

我曾說﹐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時﹐一大難題就是許多中國事是荒誕得令識者不敢聽信！那宗於2006年被揭發、於2007年由香港法院審結並判刑的「窮人挖眼自殘騙保」的案件﹐就是一個例子。涉案共有七名被告﹐分別為港人主謀郭樺昌(47歲、前保險經紀)、港人同謀何淑賢(45歲、保險經紀)、吳沛霖(27歲、貨車司機)、郭潤生(55歲、主謀胞兄﹐保險公司主管)和內地人同謀張志彪(35歲、侍應)。另外兩名被告是願意刺瞎自己一隻眼以協助騙保險金的劉遠明(38歲、無業)和古志遠(34歲、無業)。「瞎眼意外」共令16家香港保險公司受騙，涉及2300多萬元保金，當中850萬成功被騙取。刺瞎一隻眼的兩名內地人各得20至30萬元報酬，另外同謀何淑賢獲分6萬元，負責招攬內地窮漢的劉遠明獲28萬元，安排「意外」發生的內地中間人張志彪得5萬元。所有被告均被判入獄﹐包括犧牲了一隻眼的劉遠明（入獄兩年兩個月）及古志遠（入獄兩年）。主審法官邱智立指此案是歷年詐騙保險金中，情節最嚴重的一宗，案情駭人聽聞。他用盡最強烈的用詞訓斥被告﹐指被告覷準內地經濟差的普羅大眾，以金錢利誘他們犧牲一隻寶貴的眼睛﹐「欠缺良知及對生命的尊重」﹐是「人類大悲哀」云云！！我倒認為只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大悲哀」而已。世界上窮人多的是﹐但敢問有多少會窮到會低賤到像中國人那樣會願意挖眼騙錢的？一個為了生活連自己的眼睛也可挖掉也會把別人的眼睛挖掉的民族﹐還會有甚麼事情做不出來？一個會逼人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以求活下去的社會可以有多文明多和諧？通過「窮人挖眼自殘騙保」這驚世駭人奇案﹐就會明白甚麼鴉片餐、地溝油、毒奶粉只是小巫見大巫。這又是另一件要寫進《中華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國萬歲》的大事。

「特供」制度是中國食品安全的大毒瘤

最近網上流傳一件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非常關心的新聞﹐就是大量媒體報導說﹐中國國務院下面設有一個叫「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部門﹐專門向高幹家庭供應安全有營養又好吃的食品。國外傳媒對此也有廣泛報導﹐如美聯社、星期日泰晤士報、abcnews、CNN 、國際先驅論壇報、澳洲人報、南華早報、海峽時報、Canadian Business等等﹐在維基也有。其實﹐對於中國領導人享有「特供」這種特權﹐一般中國民眾當然不會感到意外﹐只是恰恰在這個時候爆發開國以來最嚴重的食品大醜聞---毒奶粉事故﹐這種報導中的「特供」制度就變得非常敏感﹐令老百姓更加尖銳地感受到自己的賤民身份。因此﹐國務院也嚴正聲明有關「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之說純屬謠傳。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核實是否真的有「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這個機關。但不論是否有這個機關﹐我卻很相信對高幹和領導人的「特供」服務是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本身也的確曾承認有這種「特供」制度。且引用《陝西人民廣播電台黨課教材》如下：「1989年春夏之交的動亂，雖然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群眾和青年對黨政機關腐敗現象的不滿和強烈要求懲治腐敗的願望，而煽動起來的一場以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政治風波。但是，小平同志在風波平息之後尖銳地指出：“這場風波的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腐敗的滋生，使一部分群眾對黨和政府喪失信心，以為我們包庇腐敗”。為了取信於民，當時黨中央很快就做了幾件群眾最關心的事：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迅速打開了反腐敗鬥爭的新局面。」現在20年過去了﹐上述中央承諾的幾件事﹐如「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嚴禁請客送禮」、「嚴格控制出國」、「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抓緊查處大案」等等不是走過場、只打小老虎、就是屢禁不止﹐那麼﹐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何以惟獨「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的食品特供」一項可以落實﹐特別是在中國這個粗劣毒食品遍地的國家﹐食品安全對高幹確是性命攸關的事。就像「刑不上大夫」必摧毀司法制度那樣﹐只要「特供」制度一天不廢除﹐最高領導就可以完全置身於有毒食品之外﹐那就休想解決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

「惡行荒誕識者不敢聽信」

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繼早前向讀者極力推薦《來生不做中國人》後﹐幾天前再介紹我另外一本作品《中國比小說更離奇》（見香港《蘋果日報》2008年10月4日「倪租界」）。倪匡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我在《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書裡寫的一句我自己很喜歡的話︰ 「（中國）惡行荒誕識者不敢聽信」﹗（原書205頁）這是中國的國際形象並沒有因其所作所為而嚴重受損的一大原因。我就試過對外國人講中國大陸的火鍋店會在火鍋裡加罌粟殼讓客人上癮﹐但不是人人會信；對他們講有臭豆腐販子會用人糞作速臭劑﹐他們更加懷疑﹐也不想聽；那些用作食油的甚麼地溝油、潲水油﹐中國民眾雖已耳熟能詳﹐但那些洋人簡直聞所未聞﹐聽到已幾乎反胃，因為在外國也只會作生物燃料(biofuel)用。又有幾次﹐我對他們提到中國的嬰兒湯（在中國會用「排骨湯」這類暗語）﹐反應就更大﹐一個不相信﹐也拒絕看照片；另外兩個看過照片後幾乎昏倒﹐全身發抖﹐但拒絕再談論此事﹐我無法確定他們是否相信。類似的荒誕得令識者不敢聽信或不敢追問的惡行在古今中國都簡直多到一般中國人都感到乏味﹐但多來自溫室的洋人卻會半信半疑。這是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建立國際形象時的一大優勢﹐雖然他們自己並不知道。

推介挪威社會時的矛盾

由於我在著作裡不時提到挪威社會的過人之處﹐或者說﹐一些非中國人所能及其萬一並死口否認之處﹐所以不少讀者問我﹐有甚麼門路可以移民到挪威。其實移民挪威並不是許多人想像中那麼難﹐但吸引中國人到挪威絕不是我向中國人介紹挪威社會的目的。我最大願望是藉我的言論令中國人和香港人在他們的死胡同世界之外﹐ 看到社會發展的其他許多可能性；讓他們看到五千年「博大精深」文明之虛幻與孔聖人之致命局限﹐從而知恥近乎勇﹐革面洗心﹐見賢思齊﹐改革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只是跳船落海﹐游來挪威。老實說﹐我來挪威正正是為了逃避那些討厭我的中國人﹐那有想多見中國人之理？要是因為我宣揚挪威的美好而引來一批中國憤青、愛國華僑、高幹子弟、孔門弟子、龍的傳人、大中國主義者、中國大款、香港精英、香港退休高官或過氣特首、或毒奶販子、地溝油老手、活牛活豬注水商等等﹐那豈不等於把幾條以兇悍馳名的生魚(snakehead)放進了原本百年無事的天鵝湖？更甚的是﹐要是這些中華兒女嘗盡這裡的甜頭之後﹐仍一如慣常的以中國人為榮﹐言必稱炎黃子孫文必孔孟道統甚至馬列毛不然就是大市場小政府﹐又或以無神論者為榮﹐並自嘆只是這裡的二等公民﹐備受岐視云云﹐那樣﹐我即使被天打雷劈﹐也無顏面以對挪威。所以﹐用中文推介挪威時會頗感矛盾﹐有時不敢把最好的東西寫出來﹐怕招來更多中國人﹐讓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毛澤東翻譯員確認毛曾感謝日本侵華

愛讀曾擔任政壇名人的翻譯員所寫的傳記﹐因為他們最清楚會談或密談上的談話內容﹐只要他們的政治觸覺稍弱一點﹐就很容易在傳記裡面洩露了無異於國家機密的違礙明細。曾長期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日語翻譯﹐其後為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現擔任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中日關係史學會名譽會長等職的劉德有於1999年出了一本書﹐叫《時光之旅：我經歷的中日關係》﹐回顧了他所「親身經歷」的中日關係。在該書裡﹐他以現場翻譯的身份﹐記載了毛澤東於1964年7月10日會見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和細追兼光的細節。當時毛澤東與佐佐木的對話如下﹕

佐佐木：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災難﹐我們感到很抱歉。

毛澤東：用不著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有了他們﹐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如果沒有日本「皇軍」﹐我們要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繼續說：我們不談過去了。過去的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好事情﹐對我們有幫助。你們看﹐中國人民不是奪取了政權嗎？（見原文 第293頁）

由此再一次清楚看到﹐說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確不是無中生有；說日本皇軍對中國共產黨有再造之恩﹐一點沒有誇張﹐讀過中國現代史的人﹐不可能得出第二個結論。若說國共內戰時中國紅軍「三分抗日」之說是捏造的話﹐恐怕這是因為連「三分」也誇大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靠日本侵華而得以奪權上台﹐但上台後的幾十年在公開的場合卻哭哭啼啼日本侵華的歷史﹐來敲竹槓索援助﹐和保住中國民族主義這飯碗﹐並為了掩飾中國統治失敗以轉移民眾視線﹐中國這樣做實在非常虛偽。儘管這段歷史就如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靠種鴉片起家那樣的令數以億計的「毛迷」難堪﹐但歷史始終要尊重的。可惜這書讀過的人應該很少﹐而且似已絕版。

中國真的那樣窮嗎？

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在其用中文寫的經典鉅著《自西徂東》中對中國病/國情簡直洞若觀火﹐他說﹕「說者竟以中國多窮民，諉之於地窮，謂中國不及西國地土之富，不知此乃愚人之見。中國土地實能富於西國，蓋中華地土膏腴，萬物易於生長……若西國則土地寒冷，生物艱難，而究之西國竟能致富，然則中西國政之善不善，必有能辨之者矣……夫中國致窮之故……一由於好奢……一由於好假，常費財以作虛假之事，如世上之酬神醮演戲及打齋禮鬥，與夫一切虛假之事，皆費錢財，此致窮之道也……」的確﹐中國之窮﹐並非與生俱來﹐而主要是「國政」之「不善」﹐以及好奢好假﹐十九是人禍。100年後的今天﹐並無絲毫改進。且不說民眾用於婚葬、供奉死人的虛耗﹐若政府不是荒嬉國政﹐不恤民困﹐好奢好假﹐就已經為社會為國庫省回成千上萬億。譬如﹐不搞奧運可省回四千億，不搞貪污腐化每年又省幾千億，做好水土保育以防洪一年又省幾千億，不搞銀彈政策跟台灣爭奪阿非拉小國承認又省幾百個億，甚至不好大喜功搞送人上天又可省千億，搞好食品的儲運減低巨量耗損又可省幾百個億﹐改善一下國民的營養不良以提升病夫式生產力又省幾百個億﹐改善國民衛生和不謊報疫情以避免非典型肺炎爆發又省幾千億﹐搞好產品安全食品安全也會為醫療系統省回無數個億﹐只要一個政府稍為向人民問責的﹐不可能發生上述那麼多的人禍﹐少了這些人禍﹐中國的財政不會現在那麼緊張﹐一般小市民特別是農民絕不可能窮成現在這個樣子。專家估計﹐中國六十年代第一顆原子彈就用了41億美元﹙按1957年的物價算﹚﹐儘管周恩來只敢說花了幾十億人民幣﹐但幾十億人民幣那個時候也是不得了的天文數字。據張戎在其鉅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考證﹕中國當時若不為這原子彈揮霍﹐「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300熱卡﹐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八百萬人一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為了毛的第一個原子彈而死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的人的一百倍。」（見英語版506頁﹐中文版430頁）

羅素也不信上帝呀!

許多中國人﹐甚至是許多仇洋排外的中國人也喜歡說﹕連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也不是基督徒呀﹗有的甚至視他寫的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我為甚麼不是基督徒》)為聖經。但他們忘記了﹐他們不是羅素。羅素並非凡夫俗子﹐我們卻是。羅素可以承受得起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們未必可以。在信仰問題上﹐這樣亂套會害死自己﹐還是把自己看成是無數庸庸凡人之一為上策。我始終認為﹐宗教是絕大多數人所必要的﹐不要隨便拿來做實驗﹐搞大躍進﹐否則是自找大麻煩﹐這個大麻煩一旦形成﹐簡直是無藥可救。看看中國人的悲慘下場就會相信。羅素雖然反基督教﹐卻也對此教有其一得之見﹐他在其大作《西方哲學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裡﹐在提到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272-337)讓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時這樣寫道﹕ 「吉朋在最後指出的﹐是『這個基督教共和國的團結與紀律』。我想﹐從政治觀點來看﹐這正是五項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項（即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所以讓羅馬帝國皈依基督得五項原因）。 在現代世界﹐我們已習慣了政治組織﹔每一個從政者都必須考慮到天主教徒的選票﹐可是這些選票又受到其它組織集團的選票的制約。在美國﹐天主教的總統候選人必因新教徒的成見而處於不利的地位。但假若沒有所謂新教徒的成見﹐那末天主教徒的總統候選人將比其他候選人更為有望……當基督徒依然佔少數的時候 ﹐他們已有了一種組織﹐這在今日雖已尋常﹐但在那時卻是新穎的。這種組織賦予他們一種壓力集團所有的無與倫比的政治勢力。」（原文﹕"Gibbon puts last 'the un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I think that,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his five causes.In the modern world, we are accustomed to political organization; every politician has to reckon with the Catholic vote, but it is balanced by the vote of other organized groups. A Catholic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is at a disadvantage, because of Protestant prejudice. But, if there were no such thing as Protestant prejudice, a Catholic candidate would stand a better chance than any other...the Christians, while still a minority, had a kind of organization which was then new, though now common, and which gave them all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a pressure group to which no other pressure groups are opposed."）中國人組織力奇差﹐即使某些稍為出色的組織如中國共產黨或三合會﹐卻只多能精於破壞而非建設﹐多屬反社會行為﹐像基督教那樣擅於組織又能建設社會的力量﹐也許正是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的救命靈丹。中國人不是說﹕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嗎﹖

婦女福祉就是國家利益

挪威社會之所以給婦女那樣長的有薪產假﹐除了因為國家頗富裕、人民均富、和講人道主義之外﹐就是這個社會不會認為婦女的禍福只是婦女自己的事﹐也不會認為胡亂養育下一代跟國家利益無關﹐這跟一般中國人的想法很不同。中國人一般覺得﹐欺壓婦女充其量只令婦女—或普通家庭的婦女—受苦﹐不會損及男性的利益﹐不會影響孩子的成長﹐也不會妨礙整體國家利益﹐這是中國人可以擁抱纏足惡習達一千年的一大原因﹐這種思維跟今天中國人或中國僱主對待婦女產假的仇視態度是藕斷絲連的。

為甚麼挪威母親可以不用奶粉

三聚氰胺毒奶粉之所以對中國民眾或香港民眾打擊那麼大﹐原因之一﹐是中國的母乳喂哺比率很低﹐而香港則更低﹐絕大多數母親只會用奶粉。據說中國統治者是愛民如子的﹐又據說中國父母是極愛孩子的﹐以至於中國人膽敢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連毆打也是出於深沉的愛。既然這樣﹐中國父母卻為甚麼不多用母乳喂哺呢﹖在挪威﹐雖從未聞政府號稱愛民如子﹐也沒有人說甚麼「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但政府官員與父母到整個社會卻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令嬰孩吃到母乳。起碼九成的挪威嬰孩都是吃母乳的﹐要吃奶粉相當罕見。挪威也沒有五千年博大精深文明﹐更沒有孔聖人的祝福﹐何以竟然能中國人之不能﹖甚至連香港也難望其項背呢﹖首先﹐鑑於已有充份科學研究證明母乳對嬰孩成長非常重要﹐多年來挪威一些志願組織以及政府全力向全國父母曉以利害﹐而挪威人是遠比中國人和香港人尊重知識和常識的人﹐所以紛紛遵從；其次﹐挪威婦女產後有44週全薪產假（丈夫將從中得到6週侍產假）﹐或54週八折支薪產假（丈夫亦將從中得到6週侍產假）﹐並在此38週或48週產假完結後(因減去丈夫的6週侍產假)﹐馬上接續多放5週的挪威勞工年假﹐若有孿生子﹐會另加產假；其三﹐挪威人﹐或者說﹐挪威婦女﹐由於從嬰孩開始就得到遠較中國人和香港人好的照顧﹐政府不會寧願荒廢孩子保健而去揮金搞奧運會﹐社會上也沒有中國那樣的偽劣產品和環境污染﹐總之﹐就是享有較少中國式的自生自滅式自由﹐所以體質一般遠比中國婦女好﹐大都有足夠奶水；其四﹐挪威整個社會處處方便母乳喂哺﹐母親可隨時隨地喂哺母乳﹐而不會被人駐足而觀或驅趕﹐即使在異性朋友面前也可隨意掏出奶子來喂哺﹐而不會有人大驚小怪；其五﹐中國父母常把剛出生的孩子就交託長輩老人家代養﹐甚至讓孩子長期住在長輩家裡﹐這自然非用奶粉不可﹐這種把嬰孩交託長輩代養的常見中式養育法在挪威社會極端罕見﹐比率肯定低於百分之一；其六﹐是肯付出﹐不怕麻煩。譬如挪威母親若有事在身不能哺乳﹐會預先把奶擠出存放於奶瓶﹐讓其他人到時代喂﹐若要較長時間離開嬰兒﹐會預先多擠一點奶放在冷藏庫﹐到用時就解涷﹐若母親還在上班﹐有時會由父親把嬰兒送到母親的工作間﹐在職母親在工作間均享有哺乳時間。說了那麼多﹐大家最感興趣的﹐當然是為甚麼挪威婦女可以有那麼長的產假(其實已有人建議再予延長)。當中一大原因是挪威以及其他四個北歐國家是世界上最均富的國家﹐挪威總理的稅後薪酬只有香港特首的六分之一左右(若把附加福利包括在內則相差更遠﹐那就是二十分之一左右吧)﹐若計稅後月薪﹐總理的人工只是一般清潔工人的三倍左右﹐不像香港那樣相差百倍﹐又或中國領導那樣「假低薪﹐真官倒」﹐比香港特首的依法掠奪所得更多。在貧富超懸殊的社會如香港和中國﹐婦女產假是很難大幅延長的。但有產假﹐是否就等於那些中國或香港婦女會給愛兒哺乳呢﹖就我所知﹐許多產假中的母親還是以種種理由或藉口﹐使用奶粉。

中國人需要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

真正了解中國的人﹐不需要等到六四屠殺才明白中國統治者之殘暴﹐也不需要等到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醜聞才相信中國確實未有資格成為世界工廠。一些人幾年前曾認為我「偏激」﹐現在紛紛覺得我「料事如神」。無他﹐只要找到了中國人行為的文法﹐就萬變不離其宗。現在中國人覺得很憤怒﹐甚至開始看到極權統治與偽劣食品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因為事件危及作為他們生趣主要來源的吃喝大事。中國人的許多其他權利﹐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早就被蹧蹋無餘﹐但他們的憤怒遠沒有其對毒奶粉的憤怒那麼大。看來只有吃的問題才能迫使中國人認真起來。因此﹐毒奶粉事件越嚴重﹐死傷越慘重﹐其實是對中國越有利﹐這就是中國古人說的良藥苦口。這次毒奶粉事故再次證明﹐「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見魯迅《娜拉走後怎樣》）

退股撤資的積極意義

今天(10月2日)﹐「曾被行內記者選為最有公信力的香港中文報章」的信報在社論以〈中國人做得過嗎？〉為題論及拙著《來生不做中國人》︰

「對國家的向心力、認同感，或是否愛國愛港，其實是很難量化的，本報「兩地一檢」專欄作者崔少明本周一引述了「海外港人鍾祖康」的暢銷書《來生不做中國人》，就是其中一種不但對中國不認同、甚至有棄而遠之的言論。如果連中國人也不願做，談愛國或中國人身份就無從說起了。」

到底是否「如果連中國人也不願做」，就「談愛國或中國人身份就無從說起了」呢﹖我知道這是中國人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觀點﹐二十多年前我也有類似看法﹐但今天已經開悟﹐這方面的道理我在〈中國國籍不是造福中國的保證〉一文(2008年09月29日)中已大致交代過。當你看到﹐徵諸中國古今歷史﹐對中國殘害最大的人﹐幾乎全都是中國人自己﹐也該夢醒吧。那些殘害中國最烈的人﹐由於活得太爽了﹐你即使用手槍指著他﹐他也不會放棄中國國籍﹐也不會離開中國的﹐來世更一定要再做中國人﹐繼續騎在馴民頭上。肯自動去國或放棄中國國籍的人﹐肯定不是殘害中國最烈的人﹐譬如你看董仲舒、朱元璋、毛澤東甚至李鵬之流﹐在中國活得那麼爽﹐真的寧願死也不會離開中國或做外國人。倒是有不少中國人因真心愛國被迫害才要浪跡天涯或入籍夷邦撿命。面對一家企業管治極劣的公司﹐是否退股撤資就一定對公司不好呢﹖是否繼續不斷加碼入股就一定好呢﹖我看﹐就如離婚也不無其積極意義那樣吧﹐有時退股撤資才可以迫使一家公司深刻反省進而改良企業管治﹐盲目擁護不僅害死自己也會害死公司。

「人民共和國」不等於「共和國」

今天10月1日(挪威時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對此﹐我當然沒有特別感覺﹐其實是忘掉了﹐是今天清早洋妻提起我才記起。她一說﹐我聞之失笑﹐問﹕「幹嗎你會記起的﹖」沒有感覺﹐當然是因為這個政權(或朝代)長期草菅人命﹐把人民當作爛泥。全國失學兒童還有2000多萬﹐卻拿相當於幾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的四千億人民幣去搞人類歷史上最豪的酒池肉林式奧運﹐而且還弄虛作假﹐從假唱到假示威區共「十大造假」﹐而且還為了搞奧運而壓住毒奶粉醜聞不報﹐錯上加錯錯錯錯。我也不是特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是我是生於那同樣殘暴的盛世—大明洪武年間﹐相信也同樣不會對大明的生日有何感覺﹐不會因為這是把韃子趕走的漢人政權就一定要投懷送抱。由於當前的中國乃由黨而不是人民所控制﹐所以嚴格來說﹐這個「國慶」應該正名為「黨慶」﹐才名實相符。驟眼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名稱也是名實不符的﹐因為「共和國」(republic)的一個主要定義就是"a government in which supreme power resides in a body of citizens entitled to vote and is exercised by elected officers and representatives responsible to them and governing according to law"﹐中文的意思就是﹐共和國就是一個政府﹐其最高權力掌握於一群有投票權的公民之手﹐而行使這最高權力的民選官員及代表須向這群公民負責﹐並依法而治。按此定義﹐當前的中國當然不能稱為「共和國」了﹐因為最高領導權只是一小撮人的私相授受﹐其他掛名的所謂代表或代表大會全是橡皮圖章﹐也沒有任何問責制度。但近人已發現﹐「共和國」一旦在前面冠以「人民」二字﹐即「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原來就是假貨﹐就如所有在前面要刻意加上「民主」兩字的「共和國」都是獨裁國家那樣﹐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古老玩意。據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的含義就是"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unded and controlled by a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意思就是由共產黨建立並控制的政治組織﹐因此可以與原本象徵著民主的共和國(republic)毫無關係。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人民共和國」是要連用連讀的﹐不可單講「共和國」﹐否則會嚴重誤導。當一個「人民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真正走向民主化並尊重人民之後﹐如東歐國家那樣﹐自然就會除掉「人民」或「民主」這些口號﹐只叫「共和國」﹐堂堂正正重新做人。這些﹐所有中國人不可不知。

中國沉淪人人有功

出版商對我說《來生不做中國人》第12版剛付印了。喜歡讀我著作的人其實不少﹐潛在讀者可能更加驚人﹐從網上討論就知道﹐譬如中國大陸有無數人想讀《來生不做中國人》﹐讀過《來生不做中國人》的﹐又想追讀《中國比小說更離奇》﹐他們不惜省吃儉用﹐舟車勞頓到香港或澳門採購﹐讀過的無不感到激越莫名﹐因為我的文章幾乎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是直視生命之筆﹐不為死人化粧﹐就讓大家瞻仰﹐我就是《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裡面的小孩。但由於香港的主流媒體已被閹割或自閹﹐一向視我為不受歡迎人物﹐不但不敢刊載我的言論﹐也不敢介紹我過去出版的書籍﹐而中國政府更視我為百毒俱全的洪水猛獸。法輪功也只是批共產黨而亂捧中國文化﹐而我兩者皆不饒。不少人因為蔑視我的言論或讀不到我的言論而繼續飽受來自中國的精神折磨或肉體摧殘﹐為個人的自負或無知付上慘烈代價。但﹐「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中國淪為禽獸社會﹐不要只怨幾個最高領導﹐大家都與有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