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中國者反而不得好死

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和高行健是諾貝爾文學獎至今僅有的兩位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得主﹐但兩人都普遍不獲中國人所接納。原因之一﹐是兩人都在作品中說出了中國的一些實情﹐這不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高行健的筆法較為批判﹐賽珍珠賴以得獎的 The Good Earth , The Exile 和 Fighting Angel幾本書對中國其實非常友善﹐只是因為向外國人展現了中國人貧窮愚昧的一面﹐而冒犯了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其實﹐讀讀她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就看到她的中國情有多濃。她幾個月大就被抱回中國﹐先學中文後學英文﹐在中國度過40年﹐到最後迫於人身安全受威脅和中國逐步赤化的政治局面﹐她才掙扎到底是繼續留在她非常熟悉非常深愛的中國還是返回她極不熟悉的美國﹐內心的絞痛﹐可以想像。一股淡淡的哀愁﹐貫注全書﹐當中許多一言半語﹐每可令人低迴。她是典型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她控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對父親作為來華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極不以為然﹐其實已到了反基督的地步﹐在這方面完全跟絕大部分中國人臭味相投﹐她對中國流露出的同情和愛﹐也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企及。她有著洋人的坦率﹐也有著洋人的天真﹐容易墮進中國假大空文明的煙幕。譬如﹐她說中國人頗擅於自治、重視知識、甚至有智慧等等。可見她對中國的認識也有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盲點﹐就是有時會惑於表象而亂捧中國。但到最後﹐這樣一個愛中國、同情中國、捍衛中國、甚至亂捧中國的人﹐竟然也被無數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所嫌棄！這也多少符合了善待中國者往往不得好死的規律。但相對於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等許多洋人或中國通﹐賽珍珠對中國的認識還是深刻得多的。

一箭中的深得我心

我以前就講過﹐中國人的所謂聰明多的是小聰明、小權謀。看熱鬧者多﹐看門道者少。今天難得讀到香港天地出版社副總編輯潘麗瓊在《頭條日報》的專欄中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評論﹐她寫道：

「最近閱讀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他舉出北歐的例子，很值得我們反省和借鏡。」

「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即總理，月薪大概只佔六萬多克郎（即等於六萬多港元），而且沒有房屋津貼，繳稅後更只有四萬克郎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一萬五千克郎，繳稅後就約有一萬一千克郎，最高與最低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四倍左右。」反觀香港，年薪九百萬的金融局局長任志剛不要說，就算是高級的公務員，也有座駕和司機、房屋津貼等。回望北歐，抱持節省和平等的觀念，連瑞典總理培爾松每天都會親自熨好當天要穿好的衣服，他說：「這些事我都是自己做，沒甚麼好奇怪的。」早前副局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便因胼手胝足的巿民，驚覺這批「人民公僕」，翻一個觔斗進入政府，便可以聲價十倍，政治助理月薪十幾萬、副局長則廿多萬，多數比其本來的薪酬大躍進，和老百姓水平脫節。香港人要揹覑政府這個沉重的包袱，經濟衰退將臨，卻沒有完善的失業或退休保障。」

她能一手就抓住這個在這書中屬要點之一的北歐模式﹐可謂一箭中的﹐深得我心﹐儘管她對「冗員」的演繹未必如我所想﹐我一向認為香港政府部門最大問題不是人手太多﹐而是薪酬太高(特別是中高級官員)。憑經驗﹐我發覺要令中國人明白一些簡單好事物相當難﹐他們不是多疑﹐就是披金揀沙（而不是正常人的披沙揀金）﹐在瑣事上大做文章﹐對致命的重點就翻看十次也視而不見﹐反而那些人盡皆知的壞人壞事﹐他們卻能搜索枯腸找出其「偉大」的理由來。這又令我想起最了解中國人的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他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Intellectual Turbidity（「心智混沌」）一章中如此寫道﹕

「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任何想法都足以令他吃驚﹐因為他心裡真的對此毫無準備。他不明白﹐因為他根本不想明白。他要花上很長時間﹐才可以把他這樣的一個腦袋調動起來。他的腦袋就像一門架在爛砲座上面的生鏽滑膛炮﹐要拼命調整方向才可以對住目標﹐而最後還準是啞炮。所以﹐你若問他「你幾歲﹖」這樣一個問題﹐他就發楞的凝望著你﹐然後反問﹐「問我﹖」你就說﹐「對﹐是問你。」然後他就調動所有思考力來應付這個震盪﹐「幾歲﹖」「對﹐幾歲﹖」他又再調整焦點﹐問道﹐「我今年幾歲﹖」「對﹐」你說「你今年幾歲﹖」「58歲。」他答對了﹐現在他的腦袋轉動了。」(此乃摘自本人就該書之譯稿﹐觀看原文)

明恩溥這番在100多年前做的觀察幾乎完美了﹐但我從多年觀察﹐發現即使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很容易對任何想法﹐特別是已在文明國家行之有效的良方美法﹐感到吃驚的。

中國人的話要加倍警惕

讀大學時﹐曾多次在圖書館拿起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 的書卻還是放下來﹐因為在此之前我看過一些中文作者對她的評論﹐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都用盡最惡毒的言語罵她﹐即使在大學裡面的人(華人)﹐也沒有聽過有誰看她的書的﹐那些有點看法的﹐都一樣對她口誅筆伐。我心想﹐沒可能那麼多人都是跟她有仇的吧。因此整個大學年代﹐她一本書我也沒有看過。直到我畢業10多年後﹐一天我一位西班牙好友突然向我強力推薦她的作品﹐因此我才勉為其難地讀讀她的 The Good Earth(《大地》1931), 和 East Wind:West Wind (《東風西風》 1930)﹐這樣我才知道﹐她寫得真好﹐非常細膩﹐文字優美﹐而且從一個腳踏中西文化並以漢語為母語的洋人眼中看中國﹐相當有趣（指英語原著而言）。於是我就很憤怒﹐為甚麼那些中國人上下一口說賽珍珠的壞話﹐連累我幾乎錯過了這樣一個好作家﹖原來只不過因為賽珍珠在《大地》或其他作品中描述了中國農村的貧窮和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慾﹐那些中國人就覺得賽珍珠是醜化中國﹐加上賽珍珠始終秉持其半個洋人的作風﹐沒有曲意討好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方面如實描寫中國被指醜化中國﹐同時又表明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而最終忍痛告別中國﹐那樣她就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得罪了。也有人說賽珍珠得罪中共﹐是因為她在1957年出版的Letter from Peking（《北京來信》）被定性為「反共小說」﹐其實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在其1954年出版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幾個世界》）裡面已寫得清清楚楚﹐而且用詞更直白﹐甚至時帶鮮見於其筆下的尖刻。無論怎樣﹐經此重大教訓之後﹐我對中國人的看法加倍警惕﹐他們講的﹐除非是瑣碎至極的事﹐否則最好自己驗證一次。甚至如網上一位極想讀到《來生不做中國人》的網友那樣做也不過份﹐他寫道﹕「這本書（指《來》書）被禁的無以復加。有人從香港返回攜帶作者兩本書都被海關以XX資料扣下。其次，網路上存在的並允許存在的讀後感評文帖大多是一面倒的惡毒言語+人身攻擊文。換言之，都是一群傻逼文。=如此看來很有讀的必要。」

給來華傳教士的忠告

許多人讀過美國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都驚為天人。我相信，一個能夠寫得出《中國人的特性》的作者﹐他的其他作品也必有可觀的。明恩溥在1894年﹐即來華22年後發表《中國人的特性》﹐在此前後還出過幾本大書﹐到1918年﹐當他已在中國住上了45年之後﹐他為來華傳教士編了一本手冊﹐叫 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來華年輕傳教士手冊》）。此手冊針對那些新來中國的洋傳教士會面對的問題提供過來人的意見。所涉問題包括怎樣保持身體健康、頭腦靈活、怎樣學習漢語、怎樣維繫傳教士和中國人的關係、怎樣維繫傳教士之間的關係、到較細微的問題如怎樣處理簡單記帳、管家工作和怎樣善用休假等等。當中有三章是明恩溥寫的﹐其餘的由其他傳教士或相關人士執筆。我覺得這書非常好看﹐因為可以了解那些樣傳教士是怎樣對待中國﹐怎樣處理一個與他們截然不同的文明。其中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管家」那一章中談到怎樣給當地的華人家僕發工資時﹐作者 Spencer Lewis 女士（即盧依士博士）說 "In fixing the amount of wages, it will be well, not only to consider what others pay, but the special family burden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servant; and while we do not wish to "spoil the custom" by giving higher wages than others, we can find other ways of giving help."「厘定人工時﹐不要只看其他人給多少﹐也要看看每個僕人特有的家庭負擔和責任；雖然我們不想『破壞規矩』比其他僱主多給﹐但可以用其他辦法幫助這僕人。」這就是人道精神。這種人道精神的實踐﹐或至少是反思﹐是中國文化所沒有的﹐所以我多年前讀到這裡時頗感震撼。中國人的典型想法可能是恰恰相反﹐譬如對待外來傭工﹐就先盤算一下這樣的工資在外傭自己的比中國更窮的國家是否已經太高了﹐所以要壓低一點﹐以貫徹中國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精神。但同時中國人卻會要求其他國家要給外來中國僱員同工同酬﹐否則就斥之為種族歧視或辱華﹐或告上法庭。

中國社會假中庸真極端

中國僱主刻薄僱員是出了名的﹐但被刻薄的僱員「多年媳婦熬成婆」﹐一天當上了僱主後也同樣會刻薄僱員﹐但這時他會說這是好員工的必要磨煉。由於老闆太刻薄了﹐上司也在刻薄老闆的壓迫下慢慢完全變態以淩辱下屬作宣洩﹐管理階層的人工與被管理階層的人工為了反映界限分明的階級也相差太遠﹐於是人人不管自己有沒有管理能力﹐也朝思暮想晉升管理階層﹐由「下屬」變成「上司」﹐又或深感「工字不出頭」﹐一有機會就想做老闆﹐不顧市場是否已經或快要飽和﹐結果每要將勤補拙﹐或勞動一家大小為一盤原本難以生存的生意無限度的付出，或因而「被迫」刻薄僱員以求生存。也由於中國僱主刻薄﹐許多僱員很容易有一勞永逸的幻想﹐或妄想通過賭博（當中包括股市）發財脫離苦海﹐結果是由貧變成赤貧居多。中國人的政府要不是借維護自由市場之名任由僱主刻薄僱員﹐就是把自己建立為最大的剝削者﹐最大的奴隸主。所以﹐中國人的社會不可能彼此相愛的﹐只會彼此剝削﹐彼此欺詐﹐彼此揩油﹐彼此踐踏。挪威這裡跟傳統華人社會很不同﹐由於工作間不是互相踐踏的地方﹐而且人人的工資相近﹐所以絕大部分人絕不介意一輩子當一個非常有尊嚴的小僱員小下屬﹐一輩子腳踏實地做人；也由於上司不會也不容像典型華人公司那樣的淩辱下屬﹐以及管理階層的工資也與被管理階層的工資接近得多﹐許多挪威人絕不像傳統華人僱員那樣愛發主管夢﹐而是安於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崗位﹐並因而有充份時間將其所屬專業磨煉至爐火純青。譬如﹐內子以前在香港一所頗具規模的國際幼稚園做校長﹐當然是有權了﹐但她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教書﹐而不是行政工作﹐所以就轉去一所國際學校教書﹐在那裡只是個小僱員﹐但她覺得非常開心﹐後來那裡的挪威國際學校校長一職出缺﹐董事會一致認為她是不二人選﹐極有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敦請她出任校長﹐但她都婉拒了﹐除了因為她對行政工作興趣不大﹐也是因為我們一年多後就離開香港﹐她覺得這對學校也不好(儘管對方也不覺得這是問題)。這一切我看在眼裡﹐對她所代表的國家和文明無法不肅然起敬﹐我心想﹐若是華人﹐若是香港或中國一般學校的教師﹐誰不想做校長﹖誰不想要淫威﹖誰不想多一點錢﹖誰不想有免費寬敞宿舍﹖在中國一些人還可能利用這樣的一把手位置上下其手﹐賺取比正薪還多的外快。後來我來到挪威這裡後﹐看到內子的做法就是一般挪威人的做法﹐這樣的國家才是我要在此生追尋的。人雖不幸不能選擇生於何方﹐但老於何方死於何方﹐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見﹐每個社會的許多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一個錯誤的﹐或自以為機關算盡的做法﹐很容易造成許多骨牌效應的惡劣後果﹐進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形成一個永遠不是讓人飽死閒死，就是讓人做死或餓死的極端社會。若問﹐為甚麼那麼多中國人不論階級也會那樣瘋狂求財﹐那樣認真的互相祝福「恭喜發財」﹐會那麼願意「人為財死」的呢﹖原來在中國一旦淪為窮人會非常悲慘﹐而且政府也沒有做好國民的失業保障和退休保障﹐還有中國文化是建基於現世感官之樂的文化等等。但中國人不是最愛講「中庸之道」的麼？

達爾文﹕「猴子腦袋的信念靠得住麼？」

讀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的《自傳》和書信是人生一大快事。現在他的著作都已經數碼化﹐可在這裡找到﹕http://darwin-online.org.uk 。他由於工作過勞﹐以致長期體弱多病。他在27歲那年從巴西寫信給姊姊 Susan說 " a man who dares to waste one hour of time has not discovered the value of life." （「一個人若膽敢浪費一個小時﹐那是因為他還沒有發現人生的價值。」）對於我這種浪費時間動輒以年為單位而可處之泰然的凡夫俗子﹐達爾文這樣律己以嚴未免太沒人性吧。內子就插嘴說﹐連一小時也不肯浪費﹐怪不得一身是病啦。達爾文一生﹐特別是晚年﹐花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沉思宗教的問題。他有兩個觀點﹐我認為值得玩味。一是他曾多次強調﹐上帝之有無﹐宇宙是否出於造物主之手﹐是超乎人類智力所能處理的﹐如他說的 “ too profound for the human intellect”（「深不可測，非人類智力所能解」）。其次是﹐他曾起碼兩次在討論上帝之有無這問題時﹐提到若按照他所揭櫫的演化論﹐則他自己也不過是從低等動物和猴子演化而來﹐那麼他現在就宗教問題所作的高論﹐是否可靠也大成疑問。兩段原文如下﹕

“But then with me the horrid doubt always arises whether the convictions of man's mind,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mind of the lower animals, are of any value or at all trustworthy. Would any one trust in the convictions of a monkey's mind, if there are any convictions in such a mind?” （「但隨之而來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類的腦袋從低等動物演化而來，這腦袋的的種種信念可有任何價值？或可予任何交托麼？一些來自猴子腦袋的信念（若這樣的腦袋會有任何信念），會有任何人願意信靠麼？」）

“The whole question seems to me insoluble, for I cannot put much or any faith in the so-called intuitions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as I cannot doubt, from such a mind as animals possess; and what would their convictions or intuitions be worth?”「整個問題在我看來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對於這個我深信是從動物演化過來的人類腦袋的所謂直覺，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麼，他們的信念和直覺又有甚麼價值？」

可見﹐達爾文是勇於自省反思、自挖靈魂並心存謙卑的人。他跟羅素和愛因斯坦都對上帝有不同程度的懷疑﹐而當中以他因而所受的煎熬最大﹐要飽嚐靈魂飄泊之苦。

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

我另外一本書《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出版商（玉山社）今天通知我﹐這書要印第3版了。一本書出了10個月而印第3版﹐本來已經比許多書好﹐但與《來生不做中國人》15版比較﹐真差很遠。對兩書的內容﹐沒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真的不覺得《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比《來生不做中國人》差﹐裡面有多篇文章確是非常精彩﹐連我自己也會重讀﹐依然深感過癮。難怪一些讀者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的打分﹐比對《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打分還高﹐儘管這些分數我並不在意。經追尋之下﹐我才發現了《中國比小說更離奇》銷路遠遜《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前者的出版商的海外經銷網絡恰恰在書出版後的幾個月出了問題。現在﹐我相信許多看過《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人﹐都會對《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感興趣。早前﹐科幻小說大師倪匡繼強力推薦《來生不做中國人》後﹐再撰文推薦《中國比小說更離奇》﹐最有趣的是﹐倪大師不禁歎謂（在另一文）﹕「很奇怪，香港作者的那樣的大好文章，都由台灣出版，唉！」我的文章太寫實太放肆了﹐在香港﹐除非是極少數的亡命小眾媒體﹐一般媒體和出版社那裡敢碰呢﹖任你寫得多好﹐沒用的。台灣兩家出版社的老闆或負責人本身就是我的讀者﹐彼此相知恨晚﹐其他的自不在話下﹐這在香港簡直是癡人說夢。兩地文化之高低立見。沒有台灣﹐《來生不做中國人》斷難面世﹐看看現在無數讀者所感之衝擊﹐想想中國讀者甚至中國人幾乎又再錯失了一個反思自省的機會！這不就是分裂的一大好處？上月「無國界記者」發表「200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標」﹐台灣、香港、中國的新聞自由排名分別為36、51、167﹐台灣不知把中國甩到哪裡去了﹐甚至連香港也已走向侏儒化。倪匡大師的疑問﹐在這個「新聞自由排名」中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