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中國者反而不得好死

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和高行健是諾貝爾文學獎至今僅有的兩位以中國為寫作題材的得主﹐但兩人都普遍不獲中國人所接納。原因之一﹐是兩人都在作品中說出了中國的一些實情﹐這不是中國人所能接受的。高行健的筆法較為批判﹐賽珍珠賴以得獎的 The Good Earth , The Exile 和 Fighting Angel幾本書對中國其實非常友善﹐只是因為向外國人展現了中國人貧窮愚昧的一面﹐而冒犯了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其實﹐讀讀她的自傳 My Several Worlds（《我的中國世界》）﹐就看到她的中國情有多濃。她幾個月大就被抱回中國﹐先學中文後學英文﹐在中國度過40年﹐到最後迫於人身安全受威脅和中國逐步赤化的政治局面﹐她才掙扎到底是繼續留在她非常熟悉非常深愛的中國還是返回她極不熟悉的美國﹐內心的絞痛﹐可以想像。一股淡淡的哀愁﹐貫注全書﹐當中許多一言半語﹐每可令人低迴。她是典型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她控訴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對父親作為來華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極不以為然﹐其實已到了反基督的地步﹐在這方面完全跟絕大部分中國人臭味相投﹐她對中國流露出的同情和愛﹐也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企及。她有著洋人的坦率﹐也有著洋人的天真﹐容易墮進中國假大空文明的煙幕。譬如﹐她說中國人頗擅於自治、重視知識、甚至有智慧等等。可見她對中國的認識也有著西方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盲點﹐就是有時會惑於表象而亂捧中國。但到最後﹐這樣一個愛中國、同情中國、捍衛中國、甚至亂捧中國的人﹐竟然也被無數寧要面子不要孩子的中國人所嫌棄！這也多少符合了善待中國者往往不得好死的規律。但相對於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等許多洋人或中國通﹐賽珍珠對中國的認識還是深刻得多的。